梁晓声：年少的时候也要交些书中的朋友

11月25日，北京发行集团、北京图书大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联合举办了梁晓声新书《人活着》读者见面会。本文为梁晓声在见面会上的发言部分内容，整理自现场速记稿，未经主讲人审订，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梁晓声在活动现场

谈到读书这件事，我个人最近一直在想，每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影响我最多的那几本书，甚至还有的问题是哪一本书对改变我的人生起了作用？我个人觉得，可能在特殊的年代，对于一些人，有时几本书确实会起到引导作用。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书和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书籍影响我们，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在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三之间这个时间段。一个人上高中之后，要受到家长或者老师的影响，其实也相对没那么容易。这时候人更容易，或者说愿意接受知识，而有时是排斥思想的。因此，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小时候说“爸爸说、妈妈说”，入托之后说“幼儿园阿姨说的”，上小学时说“小学老师说的”，到中学的时候就开始说“同学说的”。到高中的时候直接和爸妈说“我说的”、“我这么认为的”，所以这时要被影响的话，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书籍，都相对要难一些。

人这一生可能要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 “本我”的阶段。“本我”就是我出生了，我的、样貌，甚至包括血型、性格、智力——究竟是天生的偏语文，还是天生的偏英语，这都由基因做了最初的决定。这个“本我”时期对我们的影响有时候是终生的。

第二，我们实际上从很小的时候也都进入了“外我”阶段。“外我”阶段什么意思呢？爸妈、幼儿园阿姨、小学老师对你有要求，同桌的同学也对你有要求和影响。这时候人虽然很小，但是本能的希望得到认可。在希望得到认可的过程中，往往会委屈自己的“本我”，这个过程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不好，因为虽然你出生之后是一个“本我”的个体，但最终也还是要不同程度地融入社会。因此，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肯定要处理好自己和社会的接触面，其实是和众多他者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也会尝到违心的滋味，所以以后在成长过程当中，“本我”和“外我”在自己身上的矛盾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我们现在的孩子，恐怕更多会面临这种情况——“我本来不喜欢跳舞，但妈妈一定要让我参加舞蹈班，一定要让我这样或者让我那样”，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是要被改变的。然后你又被置于一个不断被他者来打量和判断的情况，在班里你的学习在被排名次，现在即使不排名次，但无形的名次也还是有。在上小学之后，就可能面临了人生的第一次外界对自己的归类。小学同学玩得都很好，突然到了升初中那一天，这个同学进了重点，那个同学进了那样的学校，唯独我没有，还会惹来家长的不悦和失望。到升大学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有考生报的专业都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属于权宜之计，有时还是顺从了家长的愿望等等。甚至到大学毕业时，考研还是不考研，也要听家长们的意见，有时要关乎到家庭要负担自己继续学习的经济实力。你参加工作的时候，这样的工作可能是你喜欢的，但可能工资比较低；那样的工作可能你并不喜欢，但是它的工资有诱惑力。有时候如果家庭比较优越的话，可以非常任性地度过自己的一段人生，不考虑生计问题；如果家庭生活不那么优渥的话，自己的那份工资对于改变家庭生活经济现状也有影响的话，那自己就会想得多。   

这时人其实需要有一种助力，帮助自己在“本我”和“外我”这种多重矛盾冲突中摆脱出来。这种助力只能是思想的方式，没有人可以采取非思想的方式帮助你，当然也会有这样的人，那就是我们传统戏剧中讲到的贵人。但是有谁在自己的人生中动不动就遇到一个贵人呢？这是很少的。像周秉昆在《人世间》中碰到的邵老师，那样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他也碰到了老马同志，现实生活中也不见得会像电视剧那样。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你也真的是被人家送到医院去了，你也是看着人家脱下棉袄包住了自己的脚，人家也确实记住了你，最多是那个级别的领导给你们单位打个电话，给你们单位送来一封表扬信，这个关系就过去了。更多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多少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能碰到这样的贵人。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思想助力，来帮助我们解脱一下“本我”和“外我”，在这种使我们处于焦虑，有时候纠结，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给我们以点拨。有这样的人固然很好，从前的生活中是有的，我的母亲在从前经常在民间扮演这种角色。无论是农村生活还是城市的社区生活，几乎是在每几条街或者几户人家中，总会出现那么一个人，或男或女，我们经常说他们善于劝说。因此，人几乎像小动物一样——小动物有时候会识别人的善恶，有时候会凭本能知道这个人是比较善良的，因此它有了困难会找这样的人，包括野生动物有时候身上都会体现出这样一种天赋。同样，在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知道去找谁。只要有群体的地方，差不多就有这样的人。   

我不谦虚地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我在班里年龄应该是第二大的。因为我姓梁，我们班里两名姓梁的同学，因此叫我“大梁”。当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那一届，大梁同学就是一个善于劝人的人，所以我和同学关系都很好。像我母亲当年是那样的人，我父亲又在大三线工作。要是父亲不在大三线工作，没有外出，谁家里也不希望成天有这样那样的人来聊天。但我们家正好有这样先决的条件，父亲常年在外，空间是可以由母亲做主，所以那个街道上许多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妈、大婶，她们遇到什么问题，总会到我家里来。因为又都是家庭妇女，会拿出足够的时间陪她们聊，告诉她们应该这样想，不应该那样想，总之有时候劝人会劝上大半天。会不会起作用呢？应该说也会起作用，因为人本身有那种倾诉的愿望，哪怕你只是很认真地倾听了，她们离开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切纠结、压力、委屈似乎都减少了。

那么我们上了学的人，其实可以通过阅读书籍交很多朋友。关于朋友这件事，我个人觉得一般人会有现实中的朋友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只不过分为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不一样而已。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现实中的朋友，女孩子谁还没有闺蜜呢，小伙子谁还没有发小，谁还没有哥们呢。爱读书的人还会有一些朋友，他们在书中，是书中的一些人。你读了某一类书，你喜欢了书中的这个人物，你就视他为朋友，你有时甚至会在内心里和他交流，遇到纠结的时候，和书中的朋友来对话。还不只是书中的朋友，书中的人物也是这样，像我们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保尔差不多是自己的朋友，我们可能还会和保尔讨论，那样对冬妮娅是对的吗？这实际就是你和书中的人物形成了一种交流。因为保尔对冬妮娅在这本书中有几处是不近情理的，冬妮娅是救过保尔命的人，最后保尔主动和冬妮娅切断了关系，而且后来再见到已婚冬妮娅的时候，态度是粗鲁的。同样，书的作者也会成为你的朋友，你会觉得他的这本书我喜欢看，他的另一本书我还喜欢看。    

作为写书的人，我的朋友可能更多一些。因为首先我笔下的人物有些会成为我的朋友。周秉义肯定会成为我的朋友，周秉昆也会使我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周秉昆和他那些发小，我在写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他们。如果我不喜欢他们，我笔下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形，他们也不会是那样的关系。正因为我喜欢他们，或者我愿底层的青年拥有这样的友谊，我就这样写了。他们同时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也会和他们对话。如果我不和他们对话，某些情节也产生不了。比如说其中一个情节，就是春燕给有关方面写了举报信，举报了秉昆的哥哥秉义，这件事能原谅吗？我在写的时候，我是要和秉昆对话的。秉昆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最后小说和现在的电视剧是不一样的，小说里没有写秉昆原谅没原谅，小说里写的是春燕家从小区搬走了，搬走了意味着她内心感觉到内疚。我是把这种内疚感放到了春燕身上，但是我写到秉昆的时候，秉昆路过春燕家里，突然觉得他们家的园子没有打扫，这么多天没有看到春燕她妈了，她们到哪儿去了。当儿子告诉他，他们已经搬走的时候，我写到秉昆的内心是惆怅的，他并不是很记恨。因为那么好的一种关系，就因为这件事断裂了，以后是不是能见到，再能不能寻找回来，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是一种惆怅。我们失去很好的友谊，每个人内心都会很惆怅，因此，我写作的时候要和笔下的人物进行这样的对话。

不要以为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这样写人物或者那样写人物，仅仅是为了影响读者，并不仅仅是那样，作家写作过程中也是和自己对话，和自己笔下人物对话，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不断地写，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

《人活着》

就像这本书《人活着》，人活着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什么叫做意义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次写的时候可能觉得还没写清楚，第二次又写了一遍，第三次又写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通过这本书影响别人，换句话说，我也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一本书出版。因此，很多文章是自己和自己交流之后产生的一些感想，发表了，构成一本书，有一个出版社来说你这儿还能出一本书吗，他们愿意，这本书就出来了。

我为什么说人少年的时候很重要。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在小学书库里看到一本书，前苏联短篇小说改编成的小人书，后来拍成过电影，叫《前面是急转弯》。我估计和我一样看过这本小人书的人，差不多年龄比我大一点，后面的人也几乎没有机会看到这本小人书。它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莫斯科的故事，一位青年科学家，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精英，他的研究所在郊外，每周六他要开着自己的车回到莫斯科和他心爱的朋友幽会一次。他还没有结婚，但两个人处在热恋的过程中。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车的，因为他是科学精英，他有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半路下着雨，车灯扫到路中间，看见卧着一个人，他本能地停下来走过去，那个人向他伸出手说“救我”。他也本能地要抱起那个人，但是他突然想到没有见证人，如果说是我撞的怎么办，就像和我们今天碰到的事情是一样的。他还会想到自己的车刚换车套，她一上车一定会把整个车的内部都染污了，那些车套肯定不能用了。这时候他就退到车里，吸了半支烟之后，从卧着的这个人身边绕了过去。他知道一切车轮留下的痕迹，都会被大雨冲刷掉。这样一件不能使人心情平静的事情，但是过了一个晚上也就平静下来，他照样和自己心爱的姑娘约会，一切都如同正常。他的导师喜欢他，他的同学们也很尊敬他，总之，他还是一个带着光环的科学才俊。但是没有过多久，有关方面找来了，问某天某日晚上你在做什么，你开车是不是经过什么地方。他第一反应是自辩——不是我压的，也不是我撞的。然后交警说，我们只不过要还原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就是他最后承认他见死未救，这也不能治罪。

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他的同学、同事、老师，包括他所爱的姑娘，大家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这样敬爱的一个朋友，他不应该仅仅是科学精英，他还应该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好人，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不应该见死不救。当然这个青年后来连爱情也失去了。那对于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看完了这本书，你们说会有影响吗？肯定会有很深的影响，我当时立刻会觉得这种事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做。因此，我们说书也是朋友，作者是朋友，一个孩子在看了这本书的时候，多少是会受到影响的，这就是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的不同。为什么在很小的时候看书会有影响，到了高中、大学，同样对这部电影讨论，可能结论不一样。可能大学生要和老师掰扯一下，我有不救的权利吗？在有些国家见死不救也是要治罪的。当然我们也要有能力去施救，你不能让一个孩子去救落水的大人，所以事情有时候还是要多方面来想。

我小时候还看过那样一部前苏联的侦察小说，或者叫反特小说。我只记得书中一个人物是大校，他是侦察方面的最高长官。其中有两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个细节是有间谍越境了，因为苏联的边境都是大平原，在最初的时候是要拉上铁丝网。拉上铁丝网还不行，还要用拖拉机犁出那么几米宽的松土带，然后要用挖土机把它挖得特别细。因此，那个松土带就好像我们撒的面粉一样，一只青蛙跳过都能留下痕迹，所以就能知道有间谍入境了。但是发现间谍的旁边还留下老虎的踪迹，就是说这个间谍实际也被东北虎跟踪了，所以这个侦察员很纠结——我要赶在他成为老虎的粮食之前把他抓住，也等于救他一命。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不顺心的人，有一天他想了想就到别国领事馆去了。他还真闯进去了，他说我要走，要到别的国家去。对方给了他几页纸，签上字就可以。他签字的时候一看其中的条目就有做间谍——你不只是要离开你的国家，你还要背叛你的国家，你还要为我们反对你的国家提供各方面的信息。这个人愣住了，当时把那几页纸撕掉，原话是“不，我不能够，这太卑鄙了”。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都觉得，无论我对国家有多么大的意见，怎么不满意，但这件事我是不会做的。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书，那里面的人告诉我，“不，我不能够，这卑鄙了。”

所以我觉得我庆幸自己小的时候还是读过一些书的，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书。这可能也是我觉得书既然影响那么多人的话，我自己写的书是不是也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好朋友呢？其实我后来想，我也写了那么多小说——短篇、中篇、长篇，还写了那么多散文，还记述了那么多小人物，所有那些作品也和这本书一样，传达的几乎是同一个主题，就是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实际上这又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从小在民间有两句话，一句话是“活出个样儿来”，这个叫励志的话，经常是父母对儿女说，师父对徒弟说，活出个样儿来好像是出人头地了。说这种话的人又大多数是处于较底层的人，因为如果不是较底层的话，那就是科举了，中举人就是出人头地，那就是活出个人样。这种人大多数是进入不了科举管道，但还是要活出个样儿来。

还有第二句话我觉得更重要，“要对得起人那一撇一捺”，我觉得现在我们更年轻的朋友们，对你们说很多话的家长、老师多起来了，但是这种老话似乎你们不太听得到了吧。我们在小的时候，几乎老师和家长是经常要耳提面命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谆谆教导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不会写书，但他们能这样教导儿女，其实也是从老戏和书本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