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为何没有叫停战争？

日本近代天皇制是以天皇亲率军队的理念为支撑的，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皇作为最高统率者的权威发生了巨大动摇，被视为“股肱之臣”的军队也发生了质变。随着军人干政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日本一步步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天皇与军队关系的历史变化，影响着日本国策。天皇为何没有叫停战争？“天皇的军队”从何时开始逐渐政治化？军队为何“暴走”？今天，我们就通过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的新书《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来一窥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和军队，到底是何种动态的历史关系？

《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作者：[日]加藤阳子

阅兵式画面与“朕之股肱”这一关键词

提及“天皇与军队”，想必许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1940(昭和15)年陆军特别阅兵式的画面。同年10月21日，“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阅兵式于代代木练兵场举行。当天，昭和天皇骑着御马“白雪”，对由步兵部队、200多辆坦克、各种机械化炮兵以及500余架飞机组成的，总人数达43000人的受阅部队进行了检阅。

当时昭和天皇朗读了一段敕语，随后将其授予了陆相东条英机。该敕语文末有这样一段话：“汝等应倍加奋励，勠力同心，尽朕之股肱之本分，以此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纪元二千六百年式典（图源：日本档案网站）

在当时的国民眼中，受阅军人列于天皇御马前的画面，可能正是“朕之股肱”这一表达的具象化体现。

1940年制作的国策新闻纪录片《日本新闻》，收录了此次阅兵式的高光部分。之后这部纪录片在全国各地的影院放映，阅兵式中的画面由此开始为全国观众所熟知。而在陆军阅兵式举行的10天之前，即10月11日，海军也在横滨外海举行了“纪元二千六百年”特别观舰式。

当时天皇乘坐御召舰“比叡号”，检阅了以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为首的6列98艘舰艇。在海军特别观舰式上，天皇也发表了类似的敕语。

对当年参加阅兵式、观舰式的陆海军军人来说，“朕之股肱”无疑是军旅生活中最为熟悉的语句。

1882(明治15)年1月下发的《军人敕谕》罗列了“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五条军人应遵守的德目大纲。《军人敕谕》全文以“我国之军队，世世由天皇所统率”开头，其后又以天皇的口吻说道：“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其亲尤深。朕赖汝等如股肱，汝等则仰朕如头首。”教育总监部编纂的《军人敕谕谨解》(1939年版)针对这段文字的大意作出了如下解释：“朕为你们这些军人的大元帅，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朕视军人为手足，而军人们也应仰慕朕如同头首。”

此外，《军人敕谕谨解》还专门引用了楠木正成之子楠木正行向后村上天皇告别时，天皇赐予他的“朕以汝为股肱”这句话，用这一历史典故来向军人解释“股肱”之含义。

从上述内容，我们大概可以推想当年入伍的现役兵和应召兵在军队内部所接受的精神教育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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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战工作中的日美双方对天皇的利用

正如上文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阅兵式和观舰式的宣传影片所塑造的，天皇与军队富含庆典式外在形式美的形象开始为国民所熟知。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日美双方在开展各类终战工作的过程中都曾尝试对天皇加以利用。

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

在本书第七章中登场的，战前曾赴日留学，师从美浓部达吉学习宪法学的美国情报人员查尔斯·法什(Charles B. Fahs)便曾提出：此前日本军方曾屡屡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将自身的行为正当化。而我们也可以将天皇与军队剥离开来，转而将天皇树立成战后促进和平重建的象征。

而1945年3月之后，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长南原繁为首的教授群体认识到，想要尽快结束战争，只能通过宫中势力和海军高层来直接与美国进行谈判。在此背景下，南原等人开始构想以天皇亲自颁布诏书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甚至为此起草了终战诏书的文本。南原等人认为，在本土决战即将到来之际，天皇是唯一有能力阻止军方进行无谓抵抗的人。因此，应该趁着英美等国还认为天皇尚有利用价值之际，尽快利用天皇的权威结束战争。在战争末期，日本本土还驻扎有几乎毫发无伤的700万大军，而天皇是唯一有能力命令这些军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人。因此在终战之际，日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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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的辞世御制

上文提及1940年“纪元二千六百年”阅兵式和观舰式中展现的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以及战争末期的1945年，日美双方为了避免本土决战所制订的对天皇加以利用的计划。我们如果单纯将1940年和1945年两个时间点联系起来思考，似乎会觉得天皇一旦下发军令或停战命令，这些命令都能够立即在军中得到贯彻实施。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从下面一段昭和天皇晚年的小插曲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1988年秋天，即昭和天皇去世前几个月，天皇本人还在对其在终战之际所写的8首和歌进行推敲。当时昭和天皇找到专门负责和歌相关事务的宫内厅特别雇员冈野弘彦，让冈野从8首和歌中挑选一首作为正式对外公开的终战御制。冈野从中挑选了《思民之涂炭，为止战身亦可舍》一首。根据冈野日后的回忆，当时他便隐约觉得昭和天皇或许是想要挑选辞世之句。在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近代国家中，天皇作为军事领导者，在明治政府这一复古·革命政权当中起到了核心象征的作用。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天皇，昭和天皇的辞世御制以“止战”一词为核心，这本身便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昭和天皇在终战之际的各种行为背后，其实有着一系列凶险异常的时代背景。而孕育这种危险状况的，正是1945年7月举行的围绕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的御前会议和重臣恳谈会。

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图源：网络）

当时在上述会议中，以陆军为核心的彻底抵抗派，与以东乡茂德外相、米内光政海相为首的，主张以国体护持为唯一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一派发生了激烈的对立。

彻底抵抗派认为，一旦日军接受同盟国的条件解除武装，则天皇制的维持，即所谓的国体护持将难以得到保证。8月10日，作为前首相参加重臣恳谈会的东条英机以“天壤无穷之神敕”(神话中天照大神下赐给天孙的敕语)为依据，主张只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国体护持才有可能实现。当然，所谓“神敕”本身并没有关于论证国体护持与军备维持的密不可分关系的内容。然而，东条在重臣恳谈会上将陆军比作海螺的壳，说一旦失去了壳，海螺本身(即天皇制)也就难以生存了。

总而言之，强调军队与天皇、军备与国体的不可分性，是以东条为首的彻底抵抗派的核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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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皇为顶点的国家体制形态产生的对立关系

在昭和战前时期，每当有政军势力企图从根本上变革天皇与军部（军队）之间的关系时，在政治空间当中便会立即出现“幕府论”式的反对意见，而变革的能量也会因此瞬间冷却下来。

此前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以这段时期为焦点，描述了天皇与军部（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这些著作往往只注重昭和天皇信奉国际协调主义的一面，将天皇与希望打破现有国际秩序，毫不犹豫地向大陆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军部进行对比，从这一视角出发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而对天皇与军部（军队）之间非合理的牢固关系的形成背景则未做充分的论述。天皇与军部（军队）之间的对立关系则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该关系不仅是一种围绕着以天皇为顶点的国家体制的应有形态问题产生的对立，亦是从明治维新到昭和初期为止，在日本一心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围绕着眼前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缺陷的解决方式问题所产生的对立。

根据昭和初期担任侍从次长的河井弥八的日记记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宫中势力开始被迫考虑改变天皇（宫中）与国民之间的关系。

（图源：网络）

1931年3月25日河井在日记中写道，当日他阅读了全国各地上交给牧野伸显内大臣的有关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现状以及各地佃农斗争爆发状况的报告。

5月20日晚上，河井又阅读了福泽谕吉所著的《帝室论》。5月27日，鉴于全国各地农村歉收的惨状，加之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昭和天皇也表示有意削减皇室经费。其后宫中将天皇的这一想法告知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并向其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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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敕谕》的形式及其在昭和时代的结局

山县有朋对西周草案进行了修订，在“信义”这一德目中，加入了如下一段话，

“为军人者，应不为党派舆论所拘。不妄议政治，安守本分节操。常思义重于山岳而死轻于尘芥”。

正是这段强调“死轻于尘芥”的文字，日后怂恿着许多日本兵走上了死亡之路。

后经福地源一郎(樱痴)的润色，这段文字的表达被修改成“为军人者，应不顾党派舆论之分裂，政治主义之变迁。唯思坚守忠节之本分，树立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之觉悟”。同时，福地将这段内容列入了新设的“忠节”德目之下。此外，他还将西周草案“秩序”德目中“承机关之命，与亲承朕命别无不同”的表达，修改为“须知承上官之命即为亲承朕命”，并将其改列入了“礼仪”德目之下。经过福地的修改，《军人敕谕》中的“忠节”“礼仪”“武勇”“朴素”“信义”五大德目最终确定了下来。

山县有朋

山县十分注重《军人敕谕》的颁布形式。1881年12月27日，他在写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信中表示：“本次颁发给陆海军的敕谕，其主要内容是天皇陛下亲自训告将士，宣布由陛下亲自统率陆海军。因此在文体上，本敕谕不应采用以往太政官奉宣之形式，而应在陛下亲署后直接将本敕谕下赐给军队。本次敕谕下行之手续，应采用陛下亲授陆海军卿之形式。之后再由陆海军卿将其下达至军队基层。”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山县力求将《军人敕谕》打造成一份能够撼动广大将士内心的诏敕。惯例上天皇诏敕都会由主务大臣进行副署，并由主务大臣代替天皇对诏敕负政治责任。然而，格外注重《军人敕谕》颁布形式的山县坚持要求打破这一惯例，以天皇的名义直接将该敕谕颁发给陆海军。

在山县的坚持下，最终《军人敕谕》成了一份仅有天皇署名、无主务大臣副署的特殊政治文件。

而多年之后，《军人敕谕》的颁布形式却在日本国内引发了重大问题，甚至日本国内舆论一度因该问题完全分裂。1935年3月8日，在贵族院大会上，井上清纯(毕业于海军兵学校，预备役大佐)向冈田启介首相和林铣十郎陆相发问，质疑《军人敕谕》的核心精神与天皇机关说这一宪法理论存在龃龉之处。对此，林陆相直率地回答，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和建军以来军队教育中所教授的宪法理念确实有所不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山县有朋构想的《军人敕谕》的颁布形式，最终在昭和时代引发了一系列不幸的历史结局。

而同一天的议会答辩中，林陆相还表示：“陆军方面认为，长年以来美浓部博士发表的一系列宪法理论学说，与军队的传统精神，亦即我等最为尊崇的军人精神在某些方面确有不甚相符之处。因此数十年来，陆军并未在军队教育中采用美浓部博士的学说。”

得知此事之后，昭和天皇专门通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要来了议会速记录，亲自对林陆相的发言进行了确认。之后，天皇在3月11日再次叫来本庄繁，向其表示：“撇开皇位不论，在肉体上朕与尔等应无甚区别。然而，眼下一些人为了排斥天皇机关说，硬是想要把朕变成一个不能自主行动的人。这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令朕感到万分困扰。”

......

明治典宪体制下，天皇在国务领域的辅弼责任基本由各国务大臣承担。但实际上仍存在一些不由国务大臣负责的例外领域，依照美浓部达吉的总结，所谓的例外领域主要有三类：与政府相分离的宫中事务的相关责任(所谓“宫中府中之别”)；与政府相分离的军·军队事务的相关责任(所谓“国务统帅之别”)；祭祀相关事务的责任。

近代日本在制定宪法、导入立宪君主制之后，天皇的政治安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这些例外领域与天皇之间的关系性的具体状况。换言之，宫中与天皇、军·军队与天皇，这两个领域的关系性是当时维持国政安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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