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中的劳工、激进主义和反资本主义

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其发展有自身奇异的底色。独特的地理格局、复杂的族裔群体、压缩的工业化进程、内外的殖民剥削……诸多因素共同塑造了作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在美国辉煌的成就之下，潜藏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以及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劳工运动。美国工人队伍与资产阶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时常选择通过劳工运动表达自身的诉求。然而劳工运动作为美国历史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却时常被研究者所忽略。

藉此，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在11月19日，举行了“美国历史中的劳工、激进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主题学术工作坊，以促进相关领域学者交流，推动认知进步。本次会议邀请了美国史领域的资深学者作为主讲嘉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王心扬、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蔡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镇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俞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国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于展、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杨静、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周余祥、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焦姣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刘阳，并邀请了浙大城市学院历史研究中心陈希、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家驹、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李朔严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杨勇作为与谈人。上海大学历史系杨长云教授主持此次会议并致欢迎辞。

杨长云（上海大学历史系）

大会主旨演讲环节，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王心扬教授首先做了主旨演讲，题为“美国劳工史学的发展和几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王心扬教授首先回顾了美国劳工史学的发展。美国的劳工史首先是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他的学生们创立的。威斯康星学派同情工人的处境，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气氛有关。这一学派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美国的工人仅具有强烈的工作意识，维护一些跟工作有关的权利，但是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觉悟；美国的工会运动有中产阶级的理念，却没有工资阶级的理念。此外，美国是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导致工人阶级缺乏团结。威斯康星学派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正像新劳工史的一位领军学者指出的，尽管这个学派的研究有一些问题，但他们的成果如今依旧塑造着我们的研究工作。

王心扬（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接下来是20世纪60年代新劳工史的兴起，其背景包括民权运动、欧洲年鉴学派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E. P. 汤普森（E.P. Thompson），他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劳工史的道路。他承认工人阶级的形成离不开经济方面的原因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但是他也非常注意文化方面的因素，并且指出，工人的阶级意识常常是通过不同的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美国新劳工史的几位开拓者有很大的影响。

E. P. 汤普森（E.P. Thompson）

新劳工史首先是扩大了研究视野，它把加入工会的和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在家里工作的妇女等等都看作是工人阶级。同时，工人不仅仅是赚取工资的劳动者，同时又是家庭的成员、某个社区的成员、某个教派的成员，以及某个政党的成员或者支持者。鉴于美国工人阶级大都是移民和移民后代，移民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连锁移民产生了两个现象：很多的行业工作都是按照移民群体划分，例如在匹兹堡这个钢铁制造业的首都，三分之一的工人是从南部来的黑人，三分之一是意大利移民，三分之一是波兰移民。另外，连锁移民还导致来自母国同一个地区的工人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由于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遂产生了一种“随众的文化”（Conformist Culture），例如受到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天主教）的影响，美国的女工很少参加在夜晚举行的工会会议。这都是新劳工史特别注意的方面。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和最近这二三十年，美国劳工史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分支，其一是所谓的“Whiteness Studies（白种身份或白种认同研究）”。美国与许多单一民族国家相比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它的工人阶级是以移民和移民的后代为主体，并长期受黑人奴隶制影响，所以，它的工人队伍由不同种族组成。那么种族因素对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哪些影响？长期以来，新劳工史学家极少关注这个问题，直至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Whiteness Studies”这个新领域。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是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罗迪格和这一学派其他学者的重要观点是，种族并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东西，种族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一种概念，一种社会构建。罗迪格认为，“种族”和“阶级”这两个因素在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纠缠在一起，互相渗透。“白种身份认同” 和“白种至上”的观念令欧裔工人将黑人排除在生产者阶级之外，产生了种族化（或种族主义化）的阶级意识（racialized class consciousness），使得美国工人阶级长期未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资本主义。

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的著作

新劳工史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跨国劳工史的兴起。20世纪后期，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历史学家意识到，研究历史应该把眼光投到美国以外，要从一个跨国的角度来研究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首先提出“跨国史”这个名词的是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同时鉴于合众国的殖民地、领地、保护国和军事基地有大批劳动者为美帝国打工，跨国劳工史学家也提出了“美帝国劳工史”的新概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劳工史学在不断发展，其研究范围和视野越来越广，见解越来越深。最后王教授简单谈了谈美国劳工史中的两个需要我们再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为什么美国主流工会在百年之内，始终执着于保守主义，不想改变资本主义？这需要我们追溯主流工会——一般是指美国劳联——保守主义的来源，探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工匠的共和主义世界观。研究发现，作为美国工⼈阶级前身的早期工匠⾮常拥护私有财产、行业利益和机会平等，这些都是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传统一经形成就会有其韧性，因此以工匠和前工匠为主体的美国劳联继承这一传统，不足为奇。但是，对于这一现象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追问，例如：美国早期工匠为何拥护私有财产和机会平等？劳联的普通会员为何不反对他们的保守主义领导？

“白种身份研究” 对于提醒学者注意白种工人“种族化的阶级意识” 的有害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他们过度强调 “种族意识”，却忘记或忽视了白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进步分子——他们认识到，“资本”，而不是“种族”，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并主动团结有色工人。这说明，“阶级觉悟” 是可以克服 “种族偏见” 的。总之，“种族” 和 “阶级” 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值得学者继续思考。

蔡萌（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蔡萌教授的报告，题为“结构、局势、行动者——对一次工匠抗争的事件史分析”。蔡萌教授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1834年初，《美国电讯报》的所有人兼主编达夫·格林向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征集捐款，修建一个名为华盛顿学院的机构，招收200名11-14岁男孩，给他们提供食宿、教育和医疗。由于成本高昂，格林同时建议，用开办印刷厂的方式来获得收益。格林的计划类似于一个结合技能培训、公司劳动和教育三种功能的综合体。

但这一计划却遭到了以熟练工为主的哥伦比亚印刷协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整个印刷行业，乃至美国自由事业的损害。在印刷工的强烈抗议下，这一计划最终流产。对于这一事件，蔡萌教授借用一些历史社会学者提出的“结构、局势、行动者”范式来进行分析。

从结构的视角来看，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围绕生产过程控制的阶级斗争。自马克思以来，众多关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扩张，就是资本家不断蚕食和剥夺工人生产自主性的过程。19世纪的“工人控制”有三种方式：技术工人的自治、工会的劳动规则、工人之间的声援互助。这次冲突的结构背景就是印刷行业工人试图保持对本行业的控制。从“局势”的视角来看，印刷行业在殖民地时期城市手工业中的等级制中属于高等级，对于出身底层、无法奢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印刷业既是一种替代性的教育机会，更是一种阶层跃升的手段。随着19世纪初工业早期工业化的起步，印刷业受到了冲击，但也有技术革新，许多技术问题也在解决。它的工作竞争也在不断加剧，但与同时期衰落速度更快的其他传统手工行业相比，整体上仍有相对优势。印刷业的传统特权地位，工匠文化的深刻印记，加上在工业化进程中风雨飘摇的安全感，让印刷工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保全的需求，试图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极力捍卫自己剩余的特权和传统。这些“局势”因素在结构之外，塑造了印刷工的行动。从行动者视角来看，华盛顿学院事件中行动者之一——哥伦比亚印刷协会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强势的印刷工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国会文件，工作具有很强的周期性。为了维持劳动力供应，该协会规定的工资水平一直以来保持全国最高。另一位行动者——格林，他是资深政治家、商人、报人，且长期以来意图降低华盛顿印刷工工资。行动者因素的加入，给事件增添了偶变性、不确定性、不连续性。蔡萌教授最后指出，全面考察1834年的印刷工抗争事件，既需要望远镜，也需要显微镜，既需要构图、铺色、勾勒轮廓，也需要深入局部刻画细节。借助“结构—局势—行动者”的分析框架，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工人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

许镇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镇梅以“另一种激进主义：合作社运动与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农民抗争”为题作了第二场报告。她从时代背景谈起，介绍了美国农政问题的显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造成的对传统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冲击，几乎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何国家无法避免的经历。20世纪之前美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大部分生产者的从业领域，农民是社会的主流和民主的基石，自给自足的耕织乡居是美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化在内战后的快速发展，美国农业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在工业资本主义强势崛起的冲击下，美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陷入了周期性的萧条、长期的贫困和普遍的不满之中，由此形成了美国人难以解决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美国农民对此的反应则是农民运动。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三十年，农民的社会运动是民主化和政府机构发展的主要力量。一系列的农民运动，将民主要求提上了国家政治的议程，使民主党的经济计划变得激进。美国的农民扮演着其他西方社会产业工人的角色，支持了企业的公共控制，和国家政府对劳动人口的需求的更积极的反应。

长期以来，美国农民抗争的主流叙事是农业激进主义，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平民主义研究。尽管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平民主义研究从最初进步主义学派的经典诠释（冲突范式），到共识学派的修正（发掘阴暗面）、新左派的再修正（正名与论争）、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社会政治、政治文化），再到20世纪末以来的跨国和比较研究等范式的转变，其关注点却一直都集中在农民的激进政治上。而作为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农民抗争形式，合作社运动至少从三个方面代表了另一种农业激进主义。其一，合作社运动是一种经济激进主义，农民试图用一种合作的、分散的经济共同体取代现有的以竞争和集中为特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其二，合作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农业改革者进行合作社会主义试验的载体，平民党人根据合作共和国（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的构想在西部和南部的很多州都建立了一些合作社群落，为20世纪初期西南部的农业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遗产。其三，在合作社运动中，农民的经济抗争策略是强调组织整合与规模经济，主张借用农民所反抗的工商业垄断力量的组织和运营模式，以毒攻毒、以垄断反对垄断、以托拉斯对战托拉斯。合作社运动在20世纪前三十年日益高涨，但与19世纪后期相比，农民在运动中的激进性和对抗性却不断降低。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著作《改革年代》，商务印书馆2023年

通过聚焦于合作社来考察另一种农业激进主义，有助于学者对工业化转型时期美国的农民抗争和平民主义的“反现代”“反资本主义”本质进行再思考。著名史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改革的年代》一书中曾指出，美国农民具有商人和自耕农的双重立场，前者指向联合、合作、游说政治、渐进行动等商业世界的常规战略，后者指向农业神话、激进主义、第三党行动等对抗策略，理解美国农民运动的路径之一，便是观察在给定的时间点农民双重性格中的哪一种占据了主导。这种路径同样也有助于审视和理解美国农民运动在本质上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俞凤作了题为“新政时期美国工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以1934-1938年间美国独立工人党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的线上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独立工人党运动的始末，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和独立工人运动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失败的必然性因素。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大萧条非但没有完全摧毁已经衰弱的工人运动，反而具有革命性。在此期间美国发生了许多大罢工运动，为工人争取缩短工时，增加工资，还有合法组织工会的权力，同时这也促进了工会力量迅速壮大。在每一次的大罢工当中，工人都遭遇了地方政府和资本方的双重镇压，使许多人认识到了政府在其中的阻挠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州的地方工会自下而上地展开了试图建立起一个独立于民主党，共和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外的、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运动。但这一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遭到劳联及相对更加激进的产联领导层的阻挠，最终失败。

1934—1938年间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第一是遭到了老工会主义者的反对。老工会主义者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这种激进主义政治曾经对工会运动带来过负面影响。第二，从当时的形势上来看，与民主党联盟是其最优选项。第三，工人内部分化问题。新政时期美国工人独立政治运动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美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使得劳资双方的经济斗争成为一种必然，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又导致了早期工人斗争的挫败，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寻求突破。但是受制于美国工人内部的多层分化和工会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盛行，社会主义政党力量的薄弱及其同工会之间的长期分裂，同时又得益于民主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劳工力量的需求，美国工人最终选择通过与相对进步的民主党形成政治联盟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这也就标志了它在政治上寻求独立的运动的失败。

谢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第四场报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国荣教授，题为“黑人劳工领袖伦道夫与美国民权运动”。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1889——1979），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工会领导人。伦道夫早期的民权活动以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美国卧车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为代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伦道夫与较为激进的黑人民权组织全国黑人大会合作，为被劳联歧视的黑人劳工争取权利。美国卧车搬运工兄弟会和全国黑人大会均奉行社会行动主义，旨在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二战期间，在1940年9月27日，伦道夫等三位黑人领袖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会面。他们向罗斯福抗议美国军队和军工产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希望罗斯福肯定黑人的贡献、重视黑人的作用，但这次会谈无果而终。这使伦道夫认识到，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仅靠少数黑人领袖的政治游说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靠“群众的力量”。在美国政治运动史中，曾发生过群众向华盛顿进军并且取得一定成果的先例，因此在1941年5月，伦道夫号召美国黑人在7月1日向华盛顿进军。在罗斯福总统颁布8802号行政命令后，伦道夫取消了进军运动计划。

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sa Philip Randolph）的传记

在冷战期间，伦道夫积极利用冷战局势，他采用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一直使用的修辞策略，坚持认为改善劳工权利的斗争是冷战胜利的关键。1962年伦道夫和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联合起来，计划在华盛顿特区举办另一次游行。伦道夫把斗争重点再次放在了就业问题上。1963年初，伦道夫和拉斯廷开始宣传“为争取就业机会而在华盛顿举办大规模游行”。伯明翰运动后，伦道夫和贝亚德·拉斯廷与马丁·路德·金开展谈判，争取金对大游行的支持。在克服一系列挑战后，他成功发动了美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争取劳工权利的示威游行。20世纪60年代末，也有其他民权组织试图将争取种族平等和经济正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但没有一个组织取得了美国黑人劳工委员会在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所展示的影响力。1979年，这位为黑人劳工奋斗终身的领袖离世。

于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于展副教授作了题为“浅析‘民权工会联盟主义’”的第五场报告。“民权工会联盟主义”（Civil Rights Unionism）是20世纪30、40年代，劳工（包括产联等工会组织）、左派（包括美国共产党）和黑人民权相结合而产生的美国早期民权运动。当时美国黑人与白人激进分子一起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与对经济不公的彻底批判联系起来。许多学者认为它是美国现代民权运动的第一阶段，而非运动的先驱或起源。

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黑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日益都市化、无产阶级化的特征。加入工会的百万黑人与产联结盟，成为改变种族关系的先锋力量。而产联则在1935年从劳联中脱离出来，主张为“所有工人”利益而斗争，将各大附属工会组织成民权工会联盟，领导非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层面进行民权斗争。这是早期民权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在南北各地，共产党和产联激进工会的组织以及黑人工人的动员使得民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工会领导、白人经理或政府官员忽视的问题。“民权工会联盟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种族斗争与劳工斗争的紧密结合，他们发动了包括美国南部、北部的劳工运动与民权斗争、全国性的左翼组织与民权斗争等一系列运动。

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冷战反共产主义狂热将民权运动撕裂，让激进的美国黑人噤声，使温和的民权自由派受到恐吓，几乎摧毁了民权积极分子在劳工运动中的激进盟友。黑人劳工激进主义长达10年的衰落彻底破坏了以劳工为基础的民权运动。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产联内部的种族歧视现象也阻碍了该运动，后随着冷战的推进，产联下更为激进的左翼工会因存在亲苏倾向而受到美国政府的清洗，早期民权运动走向衰亡。早期民权运动虽然因为冷战反共主义的镇压出现断裂，但其激进主义仍然通过各种形式保留下来，并传到了更年轻的激进一代手中。

于展指出，关于美国共产党和产联的作用，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对于这些问题，学者应该摒弃非学术性的因素，吸收学术性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科学辩证地进行分析阐释。不能以结果推历史，不能以后见之明来判断成败，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要全面地看问题。

杨静（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杨静以“美国女性移民劳工运动及其身份构建——以东、南欧女性移民为例（1880-1920）”为题作了第六场报告。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美国迎来移民大潮，女性移民数量也随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共有超过600多万的外来女性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大部分移民主要是来自俄国、波兰、奥匈帝国、意大利等东、南欧地区。

进入美国之后，东、南欧女性移民大都因为生活的贫困而广泛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在通过就业帮助自身和家庭在美国生存与立足的同时，也增加了与其他移民群体及美国主流社会接触、互动的机会，吸收了不同以往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考察美国当时的就业大环境，几乎所有劳工的就业环境都令人担忧。移民女性在就业市场中除了遭受阶级剥削以外，还遭受了种族方面的压迫。她们因此只能在环境更差、工资更低的岗位上工作。受美国本土的劳工组织影响，加之移民女性母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诸如俄国社会主义、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欧洲母国工人社团等，这些因素促使东、南欧移民女性走向劳工运动。

1900年，纽约下东区的服装工人成立了国际女装工人联盟，其中第25分部是主要由女性成员构成的劳工组织。1920年，国际女装工人工会联盟成立了第一个意大利工人群体分支——第48分支（Italian Cloakmakers’ Local 48），其会员数量达到了7000多名，成为当时该组织人数最多的地方分支队伍。到1938年，意大利女式套装女工组建第89分支。东、南欧女性移民这种集体抗争的方式，向移民社区和美国社会展示了她们作为女性的力量、捍卫自己与家庭利益的斗争精神，以及不怕牺牲的无畏精神，令美国社会侧目。

罢工和工会运动给年轻的移民女性提供了一个挣脱传统束缚，扩大女性社会角色和责任的机会，也是一次在美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两性合作关系的实验。这些运动最终推动移民女性新公共形象在美国社会的确立。工会活动增加了移民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并且推动了女性涉足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于同一阶级和民族基础上的两性群体在公共领域上的合作。

第七场报告来自线上，由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周余祥作了题为“美国企业主追求自由雇佣的‘大棒政策’研究”的报告。这一政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1890年到1935年，美国企业主认为，劳方和资方能够在合理的治理体系内通过合作的方式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一些工会此时恰恰实施关闭工厂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也认为，应该建立引导劳资双方探索缓和劳资关系的法律标准。美国企业主极力地推进了一场使企业劳工最大或完全非工会化以成为自由劳工而构建缓和劳资关系的“自由雇佣”运动，这场运动就是开放工厂运动。

企业主探索缓和劳资关系的自由雇佣之路，即美国企业主实施的开放工厂运动，其具体措施有：一、在企业内部，企业主主导成立了公司工会，二、在企业外部，企业主成立了企业主联盟。开放工厂运动始于西雅图的资本家，钢铁工业是开放工厂运动的铁杆支持者，也是极大阻碍工会的对手。1919—1927年实施公司工会的企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公司工会劳工人数呈现递增趋势，这说明了开放工厂运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在外部的企业主联盟，也就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也在推行这种所谓的“大棒政策”。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导致整个美国社会的劳资关系趋向紧张，促使国家进一步介入劳资斗争。1935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该法确认了劳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及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标志着美国企业主倡导的开放工厂运动失去了其法理基础，褪去了其“合法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时期美国开放工厂运动的终结。

而关于美国企业主追求自由雇佣之“大棒政策”的成效，美国企业主探索缓和劳资关系的“开放工厂”运动的实践效果在美国各地迥异，但一方面确实造成了劳工工会会员的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劳工工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公司工会的蓬勃发展，这使得企业主在劳资力量对比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企业主探索调解劳资关系的“大棒政策”虽然一直备受部分劳工工会的诟病，但我们不应忽视这一时期美国的具体国情：一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管制劳资关系处于探索和发展时期，二是劳工和劳工工会也实行关闭工厂的运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企业主实施的“大棒政策（开放工厂）”与“胡萝卜政策（福利资本主义）”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进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此时劳资双方的博弈是非均衡博弈，这为美国国家政权介入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机会，也为美国政府以后治理劳资关系提供了经验教训。

焦姣（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焦姣作了第八场报告，题为“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统计之争与工会专家的兴起”。“劳工统计”是19世纪末政府社会统计体系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强的统计类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专家开始主张，解决现在美国劳工问题或者工业化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暴力手段或传统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方法因而得以引入，专家们试图借助现代社会科学手段对劳工进行统计和研究。三个群体先后主导了这一过程：政府统计专家、进步派知识分子和工会专家。

美国的社会统计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联邦人口统计也对劳动力问题有所关注。19世纪末联邦和州政府一度承担起劳工统计的主要角色，但政府劳工调查很难直接接触到工会数据，其经费也有限，造成调查结果存在诸多技术问题。1900年前后，学院派专家开始介入到这个领域。1914年到1925年间，新兴起的学院派专家对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劳工报告提出了质疑。一战前后，工会专家也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并试图争夺知识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劳联研究部首先建立起来，一系列工会也争相建立自己的研究组织。

当我们讨论劳工研究或者劳工调查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究竟是对于劳工的调查抑或是劳工自己进行的调查？劳工作为所谓的被调查者，除了配合调查到底还能干什么？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工会运动的角度来看，各个工会的研究部的建立，这一现象具有悖论性。因为一方面他们通过类似的理性化途径去参与了主流政治，加强了他们自我赋权的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举动其实也意味着工会自身的被组织化，例如工会大量以前拒绝与政府共享的数据在这一过程中被迫公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一部分原本保守的工会的进一步保守化倾向。

刘阳（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最后一场报告来自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刘阳，题为“《钢的城》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钢的城》是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维南特的作品，译本由刘阳翻译，并于2023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本书讲述匹兹堡从二战后到21世纪初钢铁工业的衰落、与此相伴的医疗照护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一章讲述了工厂。第二章讲述了工人的家庭。第三章介绍了工人阶级的社区和社群，它是一张以工人为核心的网络。第四章主要讨论美国主导性的医疗保障体系如何建立。第五章讲到美国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架构。第六章记述医疗体系的商品化。本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其中存在诸多极为细致的类似于人类学的描述，在这些细致的描述之上，覆盖着一个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

《钢的城》

本书提供的一个启发是，其首先拥有一个宏观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例如对通胀现象、马歇尔计划和战前左派的政治运动的分析。这些宏观的事物会决定什么？它们决定了社会上一些核心的制度设计。各方力量经过不断的博弈后产生了导向性的道路，这些被确定下来的制度又影响、决定社会后续的发展，包括各个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一个行业的发展的趋势，以及决定了工人的生活状态。

报告结束后，与会嘉宾就相关主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工人队伍自觉性问题、美共的作用、劳工运动中的性别问题、研究材料来源等。讨论结束后，王心扬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向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听取报告的感想，回顾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历程以及深度、广度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仍然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