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与智库公共外交的新使命：从文明交流互鉴到对话式文明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女孩：你老爸的工作就是个忽悠，根本没有公共外交那么回事儿。

儿子：公共外交当然很重要，它阻止了一连串的战争。

女孩：好吧，说说看。

儿子：这些战争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美国公共外交学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J.Carr)在《公共外交：数字时代全球参与之基础》（Public Diplomacy：Foundations for Global Engagement in the Digital Age. Polity Press，2019)一书的序言中记录的一段八岁女孩和卡尔小儿子的对话。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卡尔的论述，赋予公共外交以超越国家层面的普遍意义，即通过思想沟通，维护世界和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的和平智慧蕴含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着眼于民心相通，这给智库外交夯实了文明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智库公共外交从以思想沟通实现和平，到民心相通，再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使命不断升级。

全球文明倡议赋予智库公共外交新使命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归纳起来只有两条：生命的意识可从犹太和基督的教义中去了解；生活的素质可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中去了解。犹太之神的权威和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价值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标准。”

西方人为要生活的自由，一开始就选择群体免疫而躺平，这使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对生命的看法跟中国人不一样。西方人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命是祖宗、父母给的，而不是神创造的。

宗教革命以后，西方的民主、自由是与神主、信仰相对应的；而中国并没有黑暗的中世纪，也无所谓的“宗教革命”“启蒙运动”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已经启蒙了中国。中国古人认为构成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的基本要素是天、地、人。“天”是指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地”是指万物借以生长的山川大地；“人”虽为万物之灵，但要顺应天地以化育万物。这个观念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泰勒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和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完全不同，前者是征服自然，而后者主张天地人合一。善待生命，要敬天，人命关天。

天与神、合与分，是导致中西方观念分歧的关键。中文讲的“人”和西文讲的“human”不一样。中国讲的人是和天相对的，西方讲的人是和神相对的。西方讲的自由首先是将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即所谓的宗教革命，通过王权和神权的分工—把恺撒的给恺撒，把耶稣的给耶稣，取消“君权神授”，之后王权跟贵族（政府)又搞了一个契约，这就是《大宪章》，限制因为欧洲王室内部近亲联姻导致的昏庸国王胡作非为，然后政府和人之间又有社会契约，所以他们讲的自由就是逐步地通过人（信徒)、王权、政府、主权和人权形成的。中华文明认为人与天不是契约关系，更没必要经历天—神—王—贵族（政府)—人的分化，天底下有诸神 （诸神相爱而非诸神之战)，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天与神孰重孰轻？西方的逻辑是神创造天，中国的逻辑是天下有神，神是天道在地上的折射，这是中西方信仰的本质区别。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林肯总统讲的“of the people”（民有)、“by the people”（民治)、“for the people”（民享)，为孙中山先生所吸收并发展成为“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强调“before the people”（吃苦在前，做人民的先锋队)，更要求“after the people”（享受在后，做人民的公仆)，因为党是“in the people”（以人民为中心)。因此，要用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人本思想，而非西方“神—人”观的人文主义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共产党。

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起草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他将第一条（Article I)的第一句话“All human beings are created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修改为“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并利用中国的中庸思想最终促成了宣言的诞生。因为中国人不信单一的神，是儒道释并存，天的信仰超越了对神的皈依，所以将“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译做《世界人权宣言》而非按字面翻译为《普世人权宣言》。

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此次会议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全球文明倡议赋予智库公共外交的新使命：从对外人文交流到国际人文交流，从对话过程中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话式文明)再到全球文明对话，实现民相亲，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智库公共外交的十个讲清楚

进入新时代，中西方的技术—制度之争日益激烈，同时围绕人类前途命运展开战略叙事竞争。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我们要说文解字、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积极主动开展就人性（人权)、现代性（现代化)—全球性（全球化)的战略叙事，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赢取民心。

恩格斯指出：“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的术语革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自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结果和集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供了鲜活教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智库公共外交必须做到十个讲清楚。

一是讲清楚新征程与新时代的区别与联系。新时代是从五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新征程要是对全球战略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判断，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看。新征程是新时代对使命任务的再确立。

二是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式”，不是与“西方”对立的现代化，是既借鉴又超越，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立自主但又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其英文不能解读为alternative，而是类似“中餐”China Path)，没有输入也不会输出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重复西方近代的现代化老路，又有“双碳”约束，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国并非西方理解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复兴天下主义、朝贡体系或推广共产主义，而是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世界共同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由内而外”“立己达人”的中国情怀。为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超越西方现代化，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支柱，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内在理论与实践逻辑，要出版“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丛书、字典，也要出简版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五角丛书”，编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史”丛书，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谱系。

四是讲清楚伟大斗争与和平发展的关系。斗争不是战争，不能简单联想到输出革命。什么是伟大斗争？为何斗争？跟谁斗争？斗什么？怎么斗争？这些关键问题要用国际社会熟悉、认可的话语讲透，避免曲解。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是承诺也是坚守，但需要各国共同以和平发展来维护，而这需要伟大斗争。和平并不是想当然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五是讲清楚自我革命的文化内涵与政治逻辑。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可从以下方面理解：修身（共产党员的修养，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私德)、齐家（党纪，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道德)、治国（国法，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公德)、平天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德)。自我革命而非输出革命，或革资产阶级的命。

六是讲清楚战略机遇与战略机遇期的异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战略机遇与战略风险并存”而非过去“战略机遇期”，并且指出未来有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可能。许多人将“惊涛骇浪”说成是中国做好未来几年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甚至认为“双循环”“动态清零”是演习，担心“靴子”何时掉下来，从而进入美国的战略叙事陷阱，企图复制俄乌冲突模式。其实，战略机遇期是稳定的、长时段的，而战略机遇则稍纵即逝，并且与战略风险并存，这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共性和各国的普遍认知。

七是讲清楚台湾问题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就是“打败美国”；中国台湾问题是与美国的战略摊牌。这就不自觉地把中国台湾问题与美国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全球霸权诚信联系起来，进入了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叙事陷阱。其实，台湾问题是由于近代中华民族衰弱而产生的，也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然地得到解决，要讲清楚台湾问题折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国家建设和再造中国的逻辑。

八是讲清楚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西方选举民主的扬弃，更适合中华民本主义传统，超越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世界上价值观是多元的，多元价值观有交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种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普世价值的自以为是，是更好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数字文明中具有区块链、万物互联技术，推动分布式、网格状、去中心化、去权威的治理模式；人工智能在考验是人定义机器，还是机器定义人，抑或相互定义，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生态文明强调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要强调民主的可持续性—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两者的结合，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孔子曰“君子不器”，是强调老百姓当家作主，而非异化的民主，成钱主的掩饰，是化成天下，而非以普世自居皈依他人，否则视之为“另类”。全过程人民民主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天下无外的思想，契合信息社会、文明时代的来临，多样化、小型化、分散化的准则，推翻了工业文明提出来的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同步化、好大化、中央集权化六大准则，因此也必然要将人从物化中解脱出来，使人重新获得灵性的解放。

九是讲清楚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推翻人类旧文明，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华和合共生传统。文明形态可从《易经》的文明适应性、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文明兴衰率中理解，超越了国际规则的层次。

十是讲清楚“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哲理学理道理。党的二十大深入贯彻“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将其解读为“集权”，陷入“民主—专制”的二元叙事。必须讲清楚中西方政治学的底层逻辑不同：西方治学认为人性本恶、权力本恶，要通过制度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方式，以权力制约权力。中国是两千年大一统的文明型国家，认为人性善恶是伪命题，权力要约束而非制衡，不以恶制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最大优势。为统筹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上。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从历史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分析，“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是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是回应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中国之治。国家之治，源于政党之治；政党之治，引领人类之治。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夏季号，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