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的生活账本与学术年轮

从维护学者形象的纯粹度而言，程千帆《闲堂日记》的出版似显得不合时宜。日记大量记载稿费收支、礼物往来、请托推荐等，不免有损于大学者的伟岸形象。如是钱钟书这样的学者，难免要将此类日记销毁，或再三叮嘱妻子及其他遗嘱执行人，严格保密。而程千帆生前对这份日记，似乎并未考虑这一层。也许他早已预料到日记终于要在后世公开，不免下笔矜慎，虽偶有人物臧否，却极为克制。可是，读者早就从徐有富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管窥《闲堂日记》，尝鼎一脔，免不得盼望悉数公开。现在，完整整理本全数问世，读者终于可以全方位感知程千帆的多面人生了。

《闲堂日记》共计13册，始于1979年3月15日，程千帆已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大学工作。绝笔于2000年5月16日。前12册存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后一册（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5月16日）由其女程丽则所藏，题为《程千帆陶芸日记》。日记多为程千帆所书，亦有晚年伴侣陶芸代笔者。至其内容，“主要记录生活、教学、写作、交游等事，其中尤以交游最多，收发信件是日记的重头戏”（整理者言）。这里所说的收发信件，往往与信件内容无涉，而仅记载给谁写信，收到谁的信件。这样的私人信件簿对程千帆信札编年意义重大，但对日记读者而言，怕是难以忍受的流水账了。与《闲堂书简》相比，《闲堂日记》更像是一个生活账本。

从日常化一位学者而言，《闲堂日记》或许是一份绝好材料。然而如果虑及学者治生的不易，虑及日常生活之于个体（无论其是学者或是政客，是商人或是农民）的重要意义，则这样的生活账本并非见不得光的稀罕文献。恰恰相反，从中可见一个老派学者对生活的苦心经营。日记所构筑的生活账本，是一连串人际关系的事件簿，是一个长寿老者的智慧结晶，更是一位有心人对改革开放以后那段20世纪历史的人生总结。何况，生活账本之外，这部日记毕竟也内含了二十世纪末梢上中国学术的多维年轮。

《闲堂日记》13册日记本，图自“程门问学”

一、那些走马灯式的人啊，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余晖

一部日记如果写成生活账本，那么作者生活得如何，日记大概也将不可遏止地朝着那个方向狂奔，尽管作者未必意识到。程千帆日记开篇于1979年3月15日，正如这个节点的时代大背景一样，中国逐步重回正轨，有识之士抓紧一切机会，要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夺回逝去的光阴。而这一天，程千帆也踏上前往上海的列车，预备途经上海直抵昆明，出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大会。这一天，他的日记写道：“上午郭维森、陈白尘来。十一时许，单送上车。下午5时12分正点到，荑孙来迎，饭于其家。十时许睡。”尽管住在金陵大学老同学章荑孙（1913-1980）家，但来不及过多调整，程千帆就踏上重访故人的旅途。第二天，程千帆走访郭绍虞、施蛰存。此后五天，他在上海陆续拜访了富寿荪（1923-1996）、徐中玉（1915-2019）、曹融南（1915-2017）、朱东润（1896-1988）、濮之珍（1922-2023）、王运熙（1926-2014）等人 ，而来访者则有蒋哲伦（1936- ）、章子仲（1923-2023）等。有的见着面，有的失之交臂。知识分子们你来访我，我去见你，一次大会，往往“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多年不见，见面时的急切心情胜过千言万语。论学取友，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也想着切磋，种种兴奋，种种莫名。1979年3月24日这一天的闲堂日记便是这一时期学人友谊的缩影。这天早上，程千帆写了七绝四首，感叹十一年的“妖乱”，忆往追昔，最后一首说，“赋陆评钟聚一堂，新知旧学共论量。鲰生亦有挥鞭意，未觉萧萧白发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程千帆要发言，一吐胸中积压的观点和意气。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新时期的知识累积奠定坚实基础。要刊布诗歌，歌颂新时代。他的老朋友霍松林、周振甫、钱仲联们也纷纷亮出新观点。杨明照则要学术合作与竞赛，希望帮忙查资料，以便重新在学术赛道里狂奔。程千帆的这天日记如是写道：“上午大会发言，余及松林、敏泽。下午振甫、仲联。晚大百科会。樊康同志主持。《云南日报》记者来，索诗去。明照托抄南图《文心》板本（民国以前，黄叔琳本以外）。为茂元、舒芜、松林写卷子。”这个深夜里，程千帆与马茂元、舒芜、霍松林这些新老朋友们在诗歌卷子的风雅传统里重温友谊。

《闲堂日记》开篇

可真是够忙的了，谁也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谁也不甘心落后，这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承前启后的跋涉者，开出了元气淋漓的新时代草创时期的学术会议。3月23日大会开幕上，他们就定下基调，“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肃清流毒。要研究、提出新问题，并设法解决，或初步交换意见。”在昆明将近半个月时间内，程千帆日记的篇幅大为增加，时不时记载那些精彩的言论。偶或闲闲一笔，甚至为一则著名历史民谣的提供了时间界碑。

回程时短暂停留上海，程千帆的一天仍是极其繁忙。如1979年4月7日这天，他上午被葛杰接至上海古籍出版社讲座，中午在章荑孙家吃饭，晚上在马茂元家吃饭，席上有章荑孙、舒芜、顾学颉夫妇。

人们止不住想要修复失落的友谊，也愿意将友谊的链条延伸得更远。于是，仅仅透过程千帆1979年四五月间的日记，就足以管窥那时候积极奔走的知识分子的侧影。一方面，程千帆精心为学生上课，另一方面，他不住地访友，畅谈新的工作计划。4月24日日记记载，“下午为本系学生作报告。旋赴孙家，晚饭后同赴南师访孝萱。夜新雷来，与谈宋元文学史事。”这一天的后半段，程千帆不仅为学生作了报告，还去孙望家，并一起拜访了卞孝萱。晚上，他又和吴新雷谈其《宋元文学史》编纂事宜。第二天，程千帆参加了陈恭禄的追悼会，和韩儒林谈了周振甫的问题。而晚上，卞孝萱又来请刻石。夜间，他还为舒芜写了一幅手卷。第三天，程千帆又在四川饭店设午宴请卞孝萱，同坐有孙望、赵国璋、郁贤皓、李灵年等。第四天，程千帆又写信给杨明照，并介绍吴翠芬与杨明照认识。通过如此高频度的社交活动，程千帆以南京、上海、北京、成都、武汉、长沙等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圈轮廓初现。

程千帆授课图

不止于程千帆，海内外学人此期都积极走动。指不定哪天在路上，人们就能在街角碰到远隔千里的朋友。1979年年4月30日傍晚，程千帆在南大鼓楼散步，偶遇武大教授吴于廑，于是邀其夜饭。而海外学人叶嘉莹也在这年5月访问南大，5月25日至28日，接连四天，程千帆与叶嘉莹天天相会。6月7日，於梨华来谈台湾文学。就连普通的《南开学报》，由王达津寄来，程千帆也把这件事工整地写进日记。人们是如此地渴望了解彼此，寻找机会。有时候，即便是了不记忆的陌生人，也能攀谈一阵。正如1979年6月4日，蒙文通女婿李有明来访，带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张纪生信件，程千帆在日记中说，“二人均金大学生，已不复记忆”。倘若不能面谈，人们就疯狂地收发信件。有时候人数太多，简直不能一一列举，程千帆只好在日记中说“寄发大批邮件”（1979年9月6日日记）。

日记为这一时期学者狂热的工作提供了注脚。在不少学人尚未意识时代巨轮已暗中偷换了讯号，依旧沉浸在“大锅饭时代”的鸡零狗碎中时，程千帆已率先重拾“白专道路”了。在1986年乘船由南京前往武汉的旅途上，程千帆“工作也一直未停，从船上到今日已看好屈和宏生文”（1986年12月5日日记），上岸后就把屈兴国和张宏生的论文寄还。而另一些地方的人却还处在一种蒙昧状态。1982年9月2日，程千帆在致弟子周勃信中说，“武大问题，主要是大家不种，而只想摘。吴志达前过宁，适我去北京数日，未见。闻其能评上，因他有一小册子，而别人则连这个也没有。此亦廖化之命运而已。”由政治挂帅转向尊重知识，许多人还没有适应过来，依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程千帆这一封信，几乎把所有提及的人和机构都贬斥了一通，却也戳破了时代的肥皂泡。正如杭州大学郭在贻1977年11月致信其兄郭连贻时云，“中文系乃是非之地，有些人从来不写文章，也写不出文章，却害怕人家写文章，此辈又有手段，不好对罪（得罪）的。”（转引自黄仕忠《人生真味几清欢：忆蔡义江老师》）只是，信件中这类直言无隐的话，日记中反不多见。看得出，程千帆并没有把日记作为私人情绪的发泄桶。有所讥刺，他倒宁愿在私人通信偶露峥嵘。

记忆会缺失，历史会消散，但写到日记，就有了固定的痕迹，构成不可磨灭的年轮。在那些百废待兴的日子里，程千帆的日记记载了许多来来往往的走亲访友，唯独没给自己留多少空间。日记中关于自家写作教学的记载委实寥寥。可事实上，这位老先生此时基本上是“日写三千”。早在1978年写给学生杨翊强信中，他不无自得地说，自己“工作很忙，简直多年没有这样过。又恢复到57年以前，每天没有三千字不下书桌了”。他太忙了，以致于日记太简。也许他并不是因为顾忌什么而写得很少，纯粹的因为匀不出更多时间去经营日记。

时间对这些老人来说，太宝贵了。此时程千帆已经六十六岁了，他当然不能预料此后还能较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二十年。这个时候，他的老朋友都七老八十了，死亡的消息时不时或远或近地传来。那些在二十世纪交相辉映的学术人物，一一落幕于这部日记。通观看来，《闲堂日记》仿佛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史学界的讣闻集。如1980年2月22日，“得悉董每戡逝世。夜不适。”1982年7月14日，程千帆“视陈中凡疾”，7月22日，“陈中凡先生逝世”。1989年6月14日，“得杨公骥讣告，甚感悲痛。”1990年6月2日，“上午得止畺、瘦竹两人离世讯，极为悲痛，辄书两挽联，请万业馨代书。”死亡是人世间极公平之事，原本了无深意，不过这些老辈有数十年虚度于荒唐，不免令人扼腕。面对故旧老友的离世，程千帆在日记中只寥寥几笔。较为深沉的表达，往往也形诸书信中。如1990年6月7日致蒋寅信中，程千帆说，“孙望、陈瘦竹二老于六月一日晚及二日晨归道山。我与孙先生交谊尤密，首尾五十八年，从无间言，真昔人所谓‘痛心拔脑’者，奈何。”从前鲁迅读向秀的《思旧赋》，很怪他为何只寥寥几笔，揆诸程千帆的语句，未免仿佛。

二、也吃洋快餐也看武侠小说的“大家长”

《闲堂书简》中的程千帆颇有奇谈妙句，而《闲堂日记》更将这位老人家的生活面貌展示得更为清楚。1990年日记开篇，程千帆就明确将这份日记定位为“九十年代生活流水账簿”。

流水簿里的生活，少不了饮食留痕。真假莫辨的加州牛肉面大王闯入他的生活。肯德基进入南京，也给程千帆捎来许多美好的记忆。如1994年1月29日日记云，“小燕生日。奶奶、早早共四人去湖南路加州牛肉面大王，又买蛋糕一，晚吃烧卖、稀饭，祖孙四人共乐一日。”1995年10月13日日记云，“天眉邀晚餐于火车站肯特基。”1998年1月29日日记记载，“今天小燕过20岁生日，全家在肯德基午餐。”如果不是日记，人们大概很难想象一个喝可乐、吃炸鸡的程千帆吧。

至于程千帆对两湖饮食的热爱，日记更有诸多写照。路过湖南长沙，程千帆去火宫殿品尝美味，买湖南米粉、腊肉，一解乡思。至于武汉，他更坦言热爱武汉的热干面、豆皮、豆丝等。如1996年5月14日日记云，“至老通城吃豆皮、烧卖等，味美价廉。回来时参观二桥，购得响声丸（现名金嗓子）等”。于是，学生往往也送他乡味。1993年2月9日，“周勃打长途电话来云，托王兆鹏带来腊鱼、腊肉。”2月17日，“王兆鹏来，馈口服液二盒，又带来三夕赠豆丝（托南师大研究生刘尊明带），周勃赠鱼肉”。程丽则《往事如风——回忆父亲程千帆》一文说，“和许多文人一样，父亲也喜好美食”。不止于两湖的食物，程千帆对各类食物都抱有浓厚兴趣。扬州菜馆“猫不闻”，他在1996年11月2日尝后以为大佳，第二天，就又带着家人前去品尝。程千帆少时颠沛，晚年又从武汉顺江而至南京，半生漂泊，或者美食可以略慰他的劳生之苦吧。

古龙小说《风云第一刀》，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饮食之外，程千帆对武侠小说也有相当的热爱。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武汉大学任教，就读过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等小说（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晚年日记甚至摘录古龙《风云第一刀》中的句子云：“有些人的确永远不会老，因为他们心里永远都充满对人类的热爱与希望。”“一个人心里只要怀有爱的希望，他就永远是年轻的。”（1991年3月20日日记）凡是摘抄于《闲堂日记》中的句子，对程千帆而言都意义非凡。他摘抄古龙小说的名句，却没有向金庸“取经”。个中原因，大概是古龙对人世凉薄的揭露要比金庸直接而锐利许多吧。不过，程千帆虽爱读武侠小说，自己却买得却不多，而主要通过借阅获得。如1993年10月13日日记云，“大纲来，令其以陈书录所借武侠三本送南师大中文系。”或许受到程千帆影响，其孙女张春晓出版的第一部书就是武侠小说。

程千帆不止把日记变成个人生活的账本，还将这份账本的范围扩大，及于整个家族。《闲堂日记》有许多篇幅记载家人聚餐、礼尚往来，也记载了堂弟程之（1926-1995，《西游记》中饰演金池长老）告知出演《哀乐江湖》的喜讯。尤其是，对下一辈的教育，程千帆十分关心，甚至在家庭内部设立奖励金，以鼓舞孙女们好好学习。程千帆十分顾家，以致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强烈孙女张春晓的考博问题及毕业论文写作。这些事情在陈尚君和傅杰的相关论述中，有较为清楚的揭示。如陈尚君《想到程千帆先生》一文提及：“春晓……要报我名下，我自感意外。程先生始终没与我联系，仅在给本系傅杰写信时，提到她要来考，希望做朱老的小门生，不知是否有机会。傅杰转告，我当然表欢迎，但也表示要看考试成绩来决定。成绩出来，招生名额一名，春晓考到第二名，有些尴尬。所幸那年骆玉明老师没有招到合格的学生，我就与他商量，在他名下录取。入学后如何指导，我也从前辈那里学到了办法。开学初，我请骆老师与春晓一起吃饭，饭间由春晓择定，一切顺利”（《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7月15日）。又陈氏为张春晓《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一书所作序提及：“论文选题是她自己决定的，我只是就自己所知与她讨论了多次，贡献甚少。后来读陆续出版的《闲堂书简》，方领悟她身后还有特别的指导团队。我带学生，一般都不会特别地紧盯催逼，对她更如此，毕竟最好的学术研究是要有愉快的心情与自由的思想才能完成。”而《闲堂日记》把这份“为之计深远”的祖孙情道得更为透彻。2000年3月7日日记云，“得早早函……陈尚君已为其选毕业论文题，此事可由其师生自己决定，无意多加干预。”3月22日日记云，“与早早谈作论文事，始知陈尚君并未仔细和早早谈过，能否作好，殊不知，亦只能由其自己发挥。”程千帆苦心期待的指导工作与陈尚君“从前辈那里学到的办法”大概有些出入。

关心下一辈的生活，自然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于是《闲堂日记》也不免有世俗层面的欢乐。如1996年4月 23日日记云，“丽儿升处级。”家人之外，学生们的职称晋升，程千帆也一一笔之于日记。于是，透过《闲堂日记》这份生活档案，读者也能分明感受到程家内部的温馨及师徒情深。

事实上，读罢《闲堂日记》，读者简直要怀疑南大的两古专业并非一个现代化的学科专业。至少在程千帆时代，他们仿佛一个大家族，人人得其所宜。程千帆家中的清洁，常请张宏生、程章灿从事，如1989年11月15日日记云，“宏生、章灿来做清洁。”学生来到程家，往往承担擦玻璃、打扫卫生、收发信件、搬家诸事。而程千帆仿佛一个大家长，为诸人安排工作，也为他们妻女的工作设法。徐有富女儿、巩本栋妻子等人工作，程千帆都曾设法帮助。甚至及门弟子的小孩姓名，也多由程千帆命名。如1994年1月15日日记，“为史梅子女命名：男也，远志；女也，远韵。”晚年，“大家长”程千帆生病了，弟子们也便轮流伺候。1998年12月10日程千帆住院，除家人照料外，12月12日至12月24日，莫砺锋、程章灿、张宏生、张伯伟、巩本栋、陈书录等弟子均轮班值夜。师徒情深，至此，又复何言。

人老了，自然特别害怕寂寞，害怕孤独。程千帆不能例外，晚年的他也耐不住寂寞。如1999年7月17日日记云，“竟日雨不停，无人来，无书信，亦无电话，可谓三无日。”幸好，他的弟子们多在身边，时来问候。毕竟，老人家时不时为骗子和不速之客所侵扰。如1992年3月11日日记云，“街头买桔二斤，女骗子借换钱骗去90元，后当引以为戒。”1993年9月 24日日记云，“黄进德介绍神功元气袋（505）有效。”1996年6月10日日记载，“不知来历之湖南人李超衡……来访，不知有何企图。”

当然，程千帆并非把生活里的什么事情都写进日记。比如1992年10月24日，南大中文系郊游，程千帆亲自烹饪了“素烧鹅”（程丽则《往事如风——回忆父亲程千帆》），日记中却毫无痕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闲堂日记》，记载最频繁的大约是各类稿费。这些稿费的每一笔，《闲堂日记》记得相当清楚。张伯伟曾有文章叙述其事，以为从中可见程千帆正大光明。从《闲堂日记》看，程千帆确实将稿费处置得十分漂亮。如2000年3月25日日记，“伯伟送来四川《新国学》稿费780元，此文系伯伟、蒋寅、本栋记录，伯伟整理者，稿费应大家共分，决定待蒋寅来后同会餐。”这种公正而细致的作风，大概是程千帆能组织许多人完成大项目的关键所在。

自然，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挫折，有不愉快。而程千帆终于能以绝大的愿力，令往事如烟，这种工夫，非一般人可及。以程先生和武大的关系而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有诸多愤懑和不甘，而在南京大学工作十几年后，则终归于平淡。1994年3月29日，程千帆致程一中信中有言，“宗福邦带陶德麟亲笔信来，邀我去武大小住，讲学数次，时间不拘。我本拟去，以释前隙。但体力又似不足，不宜奔波。君意如何？请衡量利害，以及校内各方意见。”（《闲堂书简》，539页）至于1996年5月，程千帆终至武大讲学，实现和解。即便是《全清词》这样的集体项目，程千帆与严迪昌生隙，在日记中记载的痕迹都极浅。仅1995年4月27日日记云，“严迪昌来信，有和解之意，佳事。”程千帆仍试图修复这段关系，留下生机。对于世事，程千帆能看穿也能说穿。如1998年6月4日日记云，“吴文治打电话解释不能送《诗话》的原因，只能说明他不想送书，因出版社无义务送书。”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程千帆往往并不道破，只在日记和书信中偶尔提及。

生活里每一种关系的维持和修复，都是小心翼翼经营的结果。而《闲堂日记》所示的“大家长”作派，则为苦恼于“做人”难题的读者提供了细腻的案例解析。

三、学术年轮的每一圈都是现代学术史的一环

假使读《闲堂日记》，只注意到生活和学林八卦，难免要为大人先生们非议。于是，不能不谈谈《闲堂日记》和学术史的关系。毕竟，这部日记是学人日记，虽然生活账簿是其特色，却也牵涉诸多学术史故实。中间记载的学人往来、信件交流等，均是第一手的学术史材料。以程千帆个人而言，早经有人指他为出色的学者、学术事业的战略家。今观日记，信然。

《闲堂日记》首先反映了程千帆个人的治学历程，尽管越到后来，这部日记的学术信息愈发稀薄，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部分日记，却有诸多学术运思过程的留痕。如1979年10月21日日记云：“竹汀《潜研堂文集·与袁简斋书》，论唐宋官制守、判、试、知、检校诸称，所当参核。”这是程千帆修改《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实录。晚年的程千帆，提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写作历程，曾说：“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8页）。对读日记和回忆录，可见程千帆并不说谎，也不故作高深。只是此类与学术有关的记载，见诸《闲堂日记》者太少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几乎绝迹。毕竟，程千帆无意于作李慈铭，苦心经营日记以传世并非他的志趣所在。单看他用简略而普通的笔记本记日记，我们已可想见他不过把日记视作生活之备忘。至于学术工作，他另有其他档案予以安置。

学术成果的生产过程，程千帆记得很少，而学术成果的播扬，《闲堂日记》记载得十分仔细。一篇论文出来，程千帆总想着被更多人看到。譬如，1979年，他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发表《韩愈“以文为诗”说》一文，而仅1月9日这天，他就把这份论文寄给王淡芳、徐朔方、王季思、周大璞、吴志达、陈贻焮、吴调公、金启华、孙望等九人。不断赠阅学术产品，是程千帆学术交游的重要途径。他晚年所出版的著述，仅仅赠书数量往往就高达三五百册，足见其交游之广。

海内闻名未为甚，价重鸡林方始真。《闲堂日记》所示程千帆的学术交游，不仅限于国内，还有层次丰富的海外交游。早在1979年，程千帆已经与波多野太郎、叶嘉莹等人建立密切联系。他的海外学人交游，以日韩为中心，以欧美为两翼，最终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在注意学界同辈交往外，程千帆尤其注重与学界晚辈的联系。略翻阅《闲堂日记》，可知与程千帆有较多交往的晚辈或学生辈即有：兴膳宏、成田静香、相川政行、和田英、村上哲见、松浦友久、高津孝、水原渭江、赤松祐子、横山弘、平田昌司、笕久美子、塚上信也、西村富美子、加藤国安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群日本学者。程千帆对此也颇为自得，以为“在南大留学的日本学生对南大均有感情，最近村上教授又介一东北大学博士生来，京都也有一人……”（1991年9月25日致蒋寅函）日韩之外，程千帆与欧美学者也多有接触，日记可见有联系者包括倪豪士、周策纵、傅汉思、高友工、车淑珊、艾朗诺、孙树宜、沙歌蒂、詹富国等。自1978年重新出山至1990年，短短十来年间，程千帆已建立起一张世界性的学术网络。这张网络为中外学术交流和人员来往提供了极大便利。从南京大学走出的研究生如关道雄、陈致、钱南秀等都受益于此。他们在成长为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要学者的同时，也为中外学术交流做出突出贡献。

学术并非个人英雄主义的狂欢，程千帆在个人学术事业的攀登之余，还不遗余力地为身边人创造机会。这是《闲堂日记》有关学术部分极可表彰的一页。《闲堂日记》1980年1月11日云，“夜，文研所《文学遗产》编辑部高光起、卢兴基来，以周勋初《陆机<文赋>年代考》及莫砺锋译文付之。”由此可知，程千帆不仅不遗余力地提携学生，对同事也尽心帮助。这其中，他与周勋初结下的深厚学术友谊尤其令人称羡。如1991年9月13日日记云，“周勋初先生来谈李白之特异性甚久，疲”。尽管这次谈话程千帆感到疲倦，但周勋初却由此掀开李白研究的新篇章。此后，两人论文往来极多，周勋初时常将文章交程千帆审阅。如1991年10月28日日记，“改毕周李白婚姻文”。而周勋初这一系列文章，最终结集为《诗仙李白之谜》。两人的这种学术友谊，至老未衰。如1995年1月20日日记，“以推荐勋初《文评小史》书寄景祥。”相较于今日高校学者文人的互相轻视，程千帆、周勋初的学术友谊无疑更加令人感佩和歆羡。

读者如果对现当代学林掌故抱浓厚兴趣，能够逐字逐句读完整部日记，是不难从《闲堂日记》中窥得出现代学术年轮的肌理的。将《闲堂日记》所载学术内容连缀拼接起来，一个个微型的学术史档案簿就呈现目前了。《全清词》早期编纂历程、《阳湖文派研究》序之诞生、黄侃日记之整理与刊行、《中华大典·文学典》的编纂等等，均内蕴于这部简略的日记中。

程千帆对恩师黄侃极为敬重，《闲堂日记》有十几年时间断续记载黄侃日记的编刊情况，涉及的人物包括许惟贤、王庆元、吴志达、杨克平、周勋初、张伯伟、许结、管嗣昆等。为了黄侃日记的出版，程千帆努力争取古委会补助款1.5万元，又从南大文献所争取补助等。相关记载，在惜墨如金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足见程千帆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至于晚年付出极多心血的《全清词》编纂事业，《闲堂日记》也多次提及。略举隅即有：1991年12月21日日记云，“周本淳函告，屈等校点《全清词》错误极多”等。1995年3月30日日记又附录《全清词·顺康卷》编辑委员会名单。1999年10月28日 ，“宏生来谈学校有意恢复《全清词》的编纂工作，并希望能早出多出成果，为此韩星臣将来访谈。”

《闲堂日记》虽简，可有关学术事务，往往有始有终。如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一书，程千帆即投入较多关注。《闲堂日记》相关记载如下：1994年7月13日，“伯伟夫妇来，送阳湖文派资料，俾作推荐书，另一份转仲联。”7月23日，“伯伟取去致古籍小组推荐曹虹《阳湖文派研究》函。”9月3日，“为曹虹《阳湖文派》出版申请补助事，再函仲联，伯伟带去。”1995年3月30日，“成曹虹阳湖序文，并印10份。”程千帆不仅代为联系，且不断推毂。1996年1月1日，“复周策纵，附小诗、阳湖派序言。”程千帆多次自谦所作古文不佳，此番附文，为弟子鼓吹，极见用心良苦。

如上简要的记载，道出了程千帆对学术事业的痴迷。但程千帆并不以学术常青树自居，晚年致信蒋寅，他谈到不能创新，不能突破自己，就“断手不作”了。不过，他对年青人的关注与爱护却始终未曾改变。于是，读《闲堂日记》，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许多现在依然活跃的学者，都曾与程千帆打过交道。1979年12月10日，卢鸿基研究生潘耀昌、范景中二人前来拜访。1989年5月19日，王庆元的学生司马朝军拜访程千帆，程千帆甚至赠送他一册《治学小言》。在与这些后辈学者的交往中，程千帆显示出过人的识鉴本领。在《闲堂书简》中，他早已预言彼时学界新秀如王小盾、陈尚君、王兆鹏、陈平原等人的远大前程，且直言某学者在武大，如不能成立团队，将来也是徒劳云云。然而，程千帆识拔人才的眼光并非天生，而是长期实践总结而来。以程千帆先生早年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的评价一事可证。《闲堂日记》1989年10月25日载沈玉成带其女刘宁来访，有云“沈女索字”。10月26日日记云，“函沈玉成，寄书一幅给小宁。”此时程千帆对刘宁印象并不深，但1991年7月15日，因刘宁求教颇多，程千帆顿改旧观，当日日记写道：“上午九时沈玉成之妻刘昆（音）、女刘宁来，刘宁请教很多问题，直至十一时余始离开，颇累，但亦颇喜此女慧而肯学，能领会。赠玉成父女《宋文学史》一本、《沈祖棻选集》一本，又托其带两本《文学史》到上海分赠王运熙和王水照。”刘宁的好学与聪慧，为程千帆所感知到，并特为记于日记。如今，刘宁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恰好又证明程千帆识人本领的卓绝。

四、个人过得不错之外的学界想象

以《闲堂日记》和《闲堂书简》相较，就可读性而言，自是《闲堂书简》较胜一筹，因其笔锋常带情感，言语间略无顾忌，字里行间每有真知灼见。相对而言，《闲堂日记》确乎太简。由于只为着备忘，人事臧否点到即止。可是，这种记实事而少议论的日记风格，虽不够意气飞扬，却也有朴实而可信的档案价值。例如程千帆1988年3月4日致蒋寅信中明确说，“已查过日记，戴跋是在1986年5月22日挂号寄给傅璇琮先生的。”又如，在考证某些史实时，《闲堂日记》能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譬如，1997年10月间，北大教授陈平原到南京拜访程千帆，与程千帆的几位弟子合影留念。日后撰文回忆时，诸人却都不敢确信到底会面在哪一天。

好在，彼时的相机已自带时间信息，而恰巧这张合影上印有日期。于是有文章就据以描述此照片为“1997年10月3日，在程千帆先生寓所，左起：张宏生、张伯伟、莫砺锋、程千帆、陈平原、程章灿”。然而，略一翻检《闲堂日记》，可知程千帆1997年10月3日日记并未记载此事。《闲堂日记》记此事发生在1997年10月4日，当日日记云，“陈平原来访，伯伟、砺锋、宏生、章灿同来。平原赠书《小说史论》上、中、下三本，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本，回赠字三幅。中午伯伟在西苑宴。”那么，这次拜会究竟在哪一天呢？陈平原只记得自己是“9月25日赴上海，10月5日由南京返京”，“南京只是稍为停留，就为了拜访程千帆先生”（陈平原《岁末怀故人》，《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月28日）。既然“稍为停留”，如是10月3日拜访，逗留时间未免稍长。看来，还是《闲堂日记》较为可信。事实上，数天前的9月30日，《闲堂日记》已有明确记载，“伯伟来，言陈平原10月3日将来宁，约定四日上午晤。”由此可见，陈平原这次拜会当在10月4日，而数码相机留下的日期反而错误。

说起陈平原，则他虽不是程门弟子，但对程千帆的认识，有过人之处。陈平原曾概括“程门多才俊”，总结原因为，“有大的时代背景，有匡亚明校长的慧眼识英雄，有周勋初先生的鼎力相助，不全是程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说，作为学者兼导师的程先生，其视野开阔与见解通达，起了决定性作用。”（陈平原《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程千帆开阔的视野和见解的通达，是其“行道救世，保存国粹”（吴宓语）精神的体现。其学术的底色和价值，乃在于对世道人心和国粹有永久的关怀。观《闲堂日记》，不难窥知程千帆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怀。其于1980年代最后一天的日记云，“八十年代过去了，个人是过得不错的，但是……”这余下的话，虽不知是整理者删除，还是程千帆有意留白，但他对家国的深切关怀之情却跃然纸上。此外，《闲堂日记》至于同辈逝世，往往记事极简，不过于王瑶逝世，却别有尾声。（1991年1月28日日记）

不惟对国家大事有关怀，对身边事务，程千帆也勇于言说。早在1979年9月23日，他即“写信给匡亚明，抗议噪音。”至于2000年3月13日，他仍“致蒋校长、韩书记函，反映设岗后收入反减少事”。即便退休以后，对学术风气、学生生活作风等事情，程千帆仍会提出看法。如1994年1月2日日记云，“伯伟来谈系事，多可叹者。文风之恶，皆急于成名所致，恐非少年学士之福。”1997年10月10日日记云，“上书校长、书记，请干预学生得奖学金后请客事。”正谊明道，这是儒者精神，也是程千帆淑世情怀的写照。

程千帆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人言说的权利，没有放弃维系传统的使命。何以如此？1990年代中期，程千帆先生与学生程章灿说，“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现在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老学者的心声》）可惜时代变化太快，程千帆不免有些失望。《闲堂日记》绝笔于2000年5月16日，这天日记写道，“芸为读蒋寅所写的《立雪私记》，深感当时对学生教诲之严与认真，现在已难做到。”没有经过严肃的训练与思考，学生万难支撑起坚毅的品格，所谓行道救世就更无从谈起了。程千帆最后的感叹，道理或在于此吧。

2013年，在纪念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会议上，陈平原讲话稿《与程千帆先生对话》结尾云：“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的师兄钱理群说了一句‘大树已倒’。那时我阅历不够，体会不很深。二十多年后，我也成了老教授，突然间发现，自己虽也能做点学问，却无法像王先生、程先生那样撑起一片天，为后辈学子遮风挡雨。念及此，深感惭愧。”王瑶在世时，与程千帆颇有知己之感。两人去世以后，南北学风的转移与两人门弟子的感喟情形大略相似。

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旧影

只是，陈平原这种真诚的反思，在目下学界仍有绝对主导权的50后、60后学人中稀如星凤。近年来，耳目所及，也不过王小盾在《怀念座师王季思先生》一文末尾云：“从某个角度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氛围，是较成功地影响了一代人的。这就是我和稍晚的一代。我们已经很不同于前代学者了：不像他们那样有关怀，有责任心，相反，比较怯懦和自私；不像他们那样真诚，讲操守，相反，不拒绝投机。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和平富足，陶醉在肤浅的名利之中。在这个时候，怀念王季思先生，对我来说，乃有特别的意义。”（《广东艺术》2023年第1期）若将这段话中“王季思”三个字换成王瑶、程千帆、徐朔方等，大体也能成立。

可以说，《闲堂日记》改革开放后一段学术黄金时代兴衰寂灭的一面镜子。可惜，程千帆们所肇建并呵护的学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青年后学读《闲堂日记》，恐怕很难再提起兴致去歌颂这些“大树”了 。“却顾所来径”，没有程千帆这样的大树“撑起一片天”，年轻人躺平一点又何妨。这，大概是年轻人读《闲堂日记》的又一点可怜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