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危机下，重新思考“在地”

【编者按】

在全球化进程受阻、“人类世”生态危机愈发凸显之际，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在他2017年出版的《着陆何处？》一书中提醒人们发现“在地”与“临界区”的丰富性与重要性，由“生产系统”转向“生成系统”，把自然、环境、生态纳入政治考量，摆脱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政治僵局，重新定位理解当代政治的坐标系统。本文摘自《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第一章和第十九章。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着陆何处？》，布鲁诺·拉图尔，胡恩海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1月

不平等的激增和对气候突变的否认是同一现象

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在2016年11月11日这天，趁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机，把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但忽视其中内在关系的三种现象联结起来。因为忽视了内在关系，评论家们并未注意到能够从这种联结中获得巨大的政治能量。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很多人都相信“历史已然终结”（l'histoire a terminé son cours）之时，另一部历史悄然开始。

这段历史最初是以所谓的“去管制化”（dérégulation）为标志的，但这个术语使得“全球化”这个词越来越具有贬义性色彩。同时，这段历史也是全球所有国家一起以爆炸性的、令人眩晕的方式加速不平等的开端。最后，一个往往很少被提及的事实是，系统性否认气候变化的举动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气候”一词在此处应采纳广义的理解，即人和人生存所需的物质境况间的关联。）

本书建议将以下三种现象作为同一历史境况的症候。这一切似乎表明，很大一部分统治阶级（今天我们以一种很模糊的方式称之为“精英”）已得出结论，认为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容纳他们（统治阶级）和其余的居民。

因此，统治阶级决定，无须假装历史好似能够迈向一种共同前景，在这种共同前景中所有人类可以同等富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统治阶级就不再引领民众，转而躲避在世界之外。像这种溃逃，唐纳德·特朗普仅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象征罢了；而我们却要承担所有溃逃的后果，因为缺乏分享的共同世界而被逼疯。

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不把气候问题及否认气候问题置于讨论的中心位置，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最近五十年以来的政治立场。如果不承认我们已经迈入新气候体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我们将无法理解不平等的爆炸式加剧，也不能理解放松管制的程度，更不能理解对全球化的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理解急着回到民族国家的古老保护之中的欲求——这就是我们（其实也是相当错误地）所称的“民粹主义的抬头”（montée du populism）。

为了抵制这种共有方向的丧失，我们就必须在某地着陆。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如何自我定位。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地形图中描绘一些坐标，在其中重新定义的不仅有公共生活中的情感（affects），还有公共生活中的利害关系（enjeux）。

……

恢复对生活地域的描述

任何声称将政治情感引至新的利害关系的文本，都有致命缺陷。读者们有权在最后提问：“这一切都很不错。整个假设即使没有被证明，也算是吸引人，但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它，它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应该从事朴门永续农业（perma-culture），领导抗议活动，向冬宫进军，遵循圣方济各的教诲，成为一名黑客，组织邻居的聚会，重演女巫的仪式，投资人工光合作用，还是你想让我学会追踪狼群？”

你会说：“你给了我一张图表，让我对朋友和敌人的位置作‘三角计算’，但除了投掷飞镖，观察他们离这个或那个端点更远或更近，我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让人感到失望，但也不能要求它比当下行进的历史走得更快：“在地”是众所周知的——谁没有想到放弃现代化的坐标呢？但与此同时，新气候体制没有建立起共有的制度。正是在这种中间状态下，在这场奇怪的战争中，我们发现自己既被动员到前线，又被遣散到后方。

由于“在地”既空旷又拥挤，情况就更加不确定了。“回归土地”的倡议数不胜数，这个词组在艺术展览及学术期刊中，在重新关注公共资源及重新占领偏远乡村的活动中随处可见。由于缺乏另一个坐标系，我们在选举或浏览媒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大取代已经发生了。

情况确实如此。第三个吸引子没有诱人的色彩。它需要太多关照、太多关注、太多时间、太多外交手段。今天，仍是“全球”在闪耀，给人自由、激情，让我们忽视甚多，同时获得解放，予人永葆青春的印象。只是它并不存在。“本土”让人放心、让人舒心、让人有认同感。但它也不存在。

本书开头提出的问题，含义有所改变：“我们如何让人拥有被保护的感觉，而非立刻回归身份认同和边界防御？”答案是：从两个方面互补，一方面依附于土地，一方面走向世界化，但现代化使两者相互矛盾。

“在地”吸引子显然与“自然”不同，它不是整个星球，只是薄薄的临界区，结合了土壤和世界。两者的形象原来截然相反，现在发生了改变：一个与“本土”无关的土壤，一个既不像减-全球化也不像星球幻象的世界。

从土壤中，“在地”继承了物质性、异质性、厚度、灰尘、腐殖质、接续的地层、令人惊讶的复杂性、必需的密切监测、必需的细心关注。你从天狼星上看不到这一切。这与一个开发项目或房地产项目刚刚抢占的地块正好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土壤是不能被占有的。人们属于它，但它不属于任何人。

但“在地”也继承了世界，不过不再是以“全球”的形式——这种减-全球化和现代化计划的衍生物相关——而是以一种更活跃的全球模式，即以加-全球化记录存在的样态，不把自己限制在“本土”，不站在任何边界之内。

土壤让人依附，世界让人脱离。依附让人走出“大域外”的幻觉；脱离让人走出边界的幻觉。该如何平衡，这是要好好计算的。

幸运的是，还是有解决方案的。新气候制度专有的新行动者具备某种特质：它们不能通过一系列嵌套的尺度从小到大，从“本土”到“全球”，就像谷歌地球软件收放自如一般，其实只是幻觉。

试图让构成“在地”的地域上的活动斗士回到国家、地区、民族或身份的边界内是没有意义的；试图从这些地域斗争中脱身以便“走向全球”，并从“一个整体”把握地球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对时间或空间尺度、边界的颠覆，正是“在地”的特质。这种力量同时在各处发挥作用，但它没有统一性。它是政治上的，但与国家无关。名副其实如大气一般。

正是在这个相当实际的意义上，“在地”重新分配了政治。每一个参与构成生活地域的存在都以自己的方式（ sa propre façon）来确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并确定它与其他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氧化碳的空间化与城市交通的空间化不一样；含水层的“本土”与禽流感的“本土”不一样；抗生素将世界全球化的方式与恐怖分子完全不同；城市形成的空间与国家建立的空间不一样；狗狗卡宴（Cayenne）使得它的主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去往了她从未想过的方向；如我们所见，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与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不一样，两者勾勒的斗争不同。我们可以以此类推。

“全球”和“本土”都给“在地”带来了糟糕的影响，这也解释了当前的绝望：对于既大又小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这确实让我们灰心。

该怎么做？首先是描述。如果我们没有清点、调查、测量——一厘米又一厘米，一个行动者又一个行动者，一个人头又一个人头——“在地”的组成，我们怎么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发表精辟的意见或捍卫可敬的价值观，但我们的政治情感将是空洞的。

任何政治如果未能提议恢复对隐匿的生活地域的描述，那就是不诚实的。我们不能跳过这个步骤。政治规划根本就是政治谎言，没有什么比它更无耻。

如果说政治的实质已经被掏空，那是因为底层无声的抱怨被上层泛泛、抽象的言论代表了，两者完全不同。这被称为“代表性的不足”。

但是，哪里还有行动者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所依赖的东西呢？减-全球化使这种操作变得几乎不可能——这正是它的主要目的：人们无法理解生产体系，也就无从抗议。

因此，必须先提出一套拆解（dé-agrégation）的前置作业，完善对地景（地理-社会冲突存在于其中）的呈现，再进行重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像往常一样，要自下而上，要通过调查。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同意将“生活地域”定义为某个“在地者”赖以生存的地域，并询问还有哪些“在地者”依赖于它。

这一地域不太可能与传统的空间、法律、行政或地理单位对应。相反，它将跨越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尺度。

对于“在地者”来说，定义“生活地域”就是列出它的生存所需，因此也就是列出它准备捍卫（prêt à défendre）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为此付出生命。这既适用于狼，也适用于细菌；既适用于公司，也适用于森林；既适用于神灵，也适用于家庭。我们需要记录的是“在地者”的“propriété"，即属性、资产、所有权等，以便了解它受什么支配和依赖什么，直到明白被剥夺了这些东西，它会消失。

显然，困难在于如何制定这样一份清单。这就是生产过程和生成过程之间最极端的矛盾之处。

在生产系统中，清单很容易拟定：人类和资源。在生成系统中，相对来说，名单更难制定——因为清单上的行动者、生动者、活动者都有自己的路径和利益。

事实上，一片地域并不局限于容纳单一类型的行动者，而是包含或远或近的所有生动者。通过调查、经验、习惯和文化，我们发现它们的存在对“在地者”的生存而言不可或缺。

这牵涉到一个扩展“阶级”定义的问题。要寻找使生存成为可能的一切。你最看重什么？你能和谁一起生活？谁依赖你生存？你将不得不与谁对抗？你如何排列所有这些行动者的重要性？

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每当我们开始这种调查，会对答案的抽象性感到惊讶。然而，无论是性别、种族、教育、食品、就业、技术革新、宗教还是娱乐等领域，生成的问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但减-全球化确实使我们看不见自己被支配的前因后果。因此，一般人都会有抱怨的念头，并认为我们不再有任何手段来改变目前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