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版与思想、文化、审美生活相连——第六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举办

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和出版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结构的变化，思想文化的迁移都与出版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也就不难理解，第六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以“一种出版，一种思想”为主旨，探讨新兴出版和青年写作实践等相关话题。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和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共同发起，每年一个主题，邀约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出版人等作主题演讲，并与上海-南京双城青年批评家进行圆桌讨论。本期轮值召集人为青年批评家、《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

今年，他们邀请了世纪文景、中信大方、甲骨文、八光分、雅众文化、副本制作、活字文化、单读、99读书人、重光、守望者、新行思、译文纪实、江苏凤凰文艺、译林、上海文艺的出版人，分享这些“在人文、艺术领域跟当代的思想文化、国民审美间有密切关系的出版机构”，关于出版、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思索。

活动现场图

出版是什么？世纪文景文学部主任陈欢欢用一首歌《种树》的歌词来形容它：需要长时间的劳作、长时间的等待，收成需要看天吃饭。她希望，出版是“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董风云则将出版看作是价值观和现实达到的一个平衡。“我们不用去探究每本书具体表达的是什么，编辑的策划意图是什么，我们把它的图片在平面上展现出来，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价值观是什么。现在能在市场上或者是读者心中做出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或者品牌，都有它们的价值观。问题是当价值观碰到现实该如何面对？我们如何解决商业问题？”显然，一个好的出版必然要解决价值观和市场需求两方面的平衡问题。

事实上，很多时候，出版确乎是一种理念的表达和抒发。以八光分为例，“八光分”是一个太阳的光子到地球的长度单位，八光分的文化产品总监戴浩然觉得这是一个孕育生命的距离，更是一个孕育可能性的距离。所以八光分的目标是做原创，而且是做新人原创。他们做了许多科幻出版，但他强调，八光分并不是科幻出版公司，而是科幻内容公司，是创意公司，出版是他们的核心，但不局限于此。“我们有各种版权开发，做经济、版权、各种定制产品、剧本杀等等，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无论是公益还是盈利性质，我们希望通过图书把所有的读者真正聚在一起，大家互相看到，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在副本制作那里，理念的自我表达和创造显得尤为重要。编辑冯俊华认为副本制作“更接近一个作者自我组织”，当初他们几个写作的朋友对汉语有自己的想法，觉得现代汉语的发展不够完善，并不能匹配人们在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很多感受。他们希望有新的语言出现，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写，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改变你的写作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我们能不能改变生活呢？它背后涉及到如何产生一种匹配我们所希望出现的写作的社会思维。所以我们的工作最重要是改变大家思考社会的语言，我们对当代汉语的想象最终要通过社会发生关系回到我们自身创造力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选择了能够灵活、迅速地反映这种创造力状态和现实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的写作，比如当时有个作者叫彭剑斌，在贵州跑业务，他们就约稿让他把业务生涯写来来，还有一个作者胡安焉，他们向他约稿写快递员的生活，后来以《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名义出版了。

活字文化有一个口号，“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从创立之初就明确要做一个以人文思想和通识教育为主的创意文化机构。以其副总编辑刘净植所言，活字文化一直坚信文学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追求做原创性的书籍，而思想的原创和写作的原创是全方位的。2021年他们出了《了不起游戏》这样一本书，以导演郭宝昌的第一人称的北京话口语来讲述京剧美学的问题，“我们其实有一些小的企图，就是怎么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来谈论中国的学术问题。”而他们所认为的有创作性的写作，就是打破一些成规，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用新的写作让中国的语言保持它的活力，更创造出一种写作来。

上海雅众文化深耕于诗歌出版领域，他们相信诗歌仍然是最可贵的精神表达方式，这个世界有很多艺术形式，但是诗永远不会是过时的一种。其创始人方雨辰表示，在策划诗歌出版时，他们想主动地去发现一些诗人，做着做着慢慢形成了一个特色，这也是他们在寻找、，在辨认，标准是扎实的文本内涵，诗人独具风格的语言。

重光图书工作室编辑任绪军，今年有段时间陷入停滞的状态，他意识到自己虽然依旧在做不同的作者，做不同的书，但其实这些书每一本都很像，每一本的操作方式都很像。他重新思考出版这件事，由此做了这个新的品牌“重光”，更关切于现实议题，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东西。他希望接下来做的是直接能跟现实产生对话的书，而不是需要通过更多的文本解释才能理解的书籍。“一个叫灵魂，一个叫世界，这两个词让我很触动，作品里面有没有剖开灵魂的东西，有没有提供不同观看世界的方式，是我看重的。希望做的每一本书，每次阅读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每次阅读都能够让人们重新打量周边的世界。”

关注世界，正是上海译文纪实多年来一直践行的。其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介绍，十多年来，译文纪实系列已出版120种，非虚构写作也逐渐纳入了更多的类别，包括回忆录、传记、散文、自然科学、真实案件等，这些出版的结果是，关注非虚构写作的人群不断扩大，对非虚构的讨论和认识也越来越丰富。这显然就是好的出版状态。

“出版有一条功能，就是使某一种写作状态、写作行为、包括思想的运行给它发声呈现。所以我们要特别致敬同行，当写作者展现出了某种端倪的时候，能让他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敬的工作。”新行思总编辑杨全强如此形容出版之于“发现”的意义，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引进来”的工作，但他以为，跟同时代的写作者共同来参与写作和出版这件事情，需要更大的勇气。

发现，对于99读书人而言，是关注青年写作，出版原创文学。系列统筹骆玉龙表示，他们关注新锐作家，并不是指年龄代际，其实更指向一种新的创造面向，一种文学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与传承。“总有人正年轻，总有人在写作，无论他在写什么。”

在作者默默无闻时就签下他第一部作品的那些出版人，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称为文学最早的辨认者。但与《收获》杂志编辑吴越感受不同的是，出版社想要出的新锐作家可能跟杂志这边并不是很契合。显然，标准不一致很正常，“第一，我们面对的主流人群和市场是不一样的；第二，一个作家成熟时间的早晚，大家认知不一样；第三，在各自的主场上，对文学的理解稍有不同。”

但无疑，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黎所说，新兴出版的作用，就是会把固有的顺序打破。以文学为例，它整体发展逻辑和步骤基本上是发表、获奖或上榜，然后出书三步走，但是很多人过不了第一关，有一些人过不了第二关，又很多人到了第三关也不见得有多好。但是新兴出版会给青年写作提供破局的机会。

在很多人眼中，单独正是这种新兴出版机构，可能因为他们一贯延续的是“青年作家的第一本书”这样的思路。其出版总监罗丹妮称其为“以人为中心的出版”，这个“人”包括了作者、读者、编辑三方面。以青年写作为例，“青年创作者需要的是什么？出版者提供的支持是什么？我们到底是给出版的机会，是卖书的销量？是市场认可？得奖？还是文本层面的一种对话？情感上的支撑？以及生活上的帮助？”实际上，当在讲“以人为中心出版”的时候，这个“人”越来越聚焦在读者这里，以读者为中心的出版又简化成市场为中心的出版。“读者是否等于市场？这其实是出版在追求和询问的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困难之处。”

然而，“以人为中心的出版”，还是“以书为中心的出版”，其实并不对立，但说以书为出版，并且把书当成产品化的书时，就要产品思维。当把编辑放在环节中去时，罗丹妮觉得编辑越来越变成一种消耗性的工作。“这个跟出版的形态变化有关系，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营销、发行和销售上。我认为它不是错误，但它需要我们有新的思考，我们到底是以营销的思路来引导选题和文本编辑，还是说编辑反过来去引导和影响营销。”而如果是“以人为中心的出版”的话，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作家，让我们的编辑，甚至让我们的读者能够长期的发展，能够真正有一种“人的建造”。

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吴莹莹也有同样的感受，内容传播的路径和销售模式不断迭代，现在的营销工作是根据一本书去定位，为内容文本寻求合适的平台，每本书都不一样，就算有成功案例，当面对下一本书的时候又是一个全新开始。

“我们的工作中充满了无可救药、琐碎的日常，”南大出版社大众（文化）图书中心副主任沈卫娟如是说，“但如果没有效益那我们可能是做不长的，出版行业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是我们共同的困境。”

中信大方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跳岛FM出版人 蔡欣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文化生活的提案者”，“我们在推广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我们用潮牌的方式做出版的品牌，或者叫文学生活品牌，能够真正进入到青年读者当中，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他们在文学IP开发，包括场景化的阅读、声音出版和文学生态建设等方面做整体的运营，并试图以出版的矩阵进入到新消费人群当中去。在他们这里，“做文学出版首先是做文学生态的建设，这个生态第一是带我们作家出圈，去跟影视的、艺术的或者其他文艺相关的去联动，这个是建立一个生态的想法。第二是整体文学阅读，我们怎么跟读者建立生态。第三在整个生态建设当中我们当然要引入资本，把商业资源带到文学里面来。在这个文学价值生态链里，作为出版方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哪儿？”

一个问题是，当出版不断发现和对标市场之时，有多少资源在被过度收割。在青年批评家韩松刚看来，青年写作者已经被过度收割：“每个出版社有发现青年作家、推动青年作家的目标，但我觉得从文学的成长规律来说，一个作家的成长也是需要耐心的。但我们的生态充满着快节奏，在名利诱惑的情况下，还有哪一个青年作者没有被大家关注的，然而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影响力在哪里？这需要反思。过度地发现对他们来说是催促成长，但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方式。”

何平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文学场域中有很多活跃的青年作家，但真正拥有好作品的有多少？以他所见，并不乐观。而由此观照新兴出版，已经不再是我们理解里那个印刷文明时代的这个行业，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它？它和青年写作者是怎么样的关系？“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可以写N种短篇小说的人，我们的青年作家顶多是一个人写一种短篇小说。他们在还很年轻的时代，已经变成了没有创作活力的老年作家了。”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主办方提供、摄图网

原标题：《当出版与思想、文化、审美生活相连——第六期“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举办》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