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肖斯塔科维奇之夜，《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中国首演

在音乐季里进行“该听未听”的探索，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重中之重。继法国钢琴家艾马尔为乐迷铺陈出一个绝美的利盖蒂音响世界后，上交再次策划出一台别具一格的音乐会。

12月1日，上交在指挥家黄屹执棒下，牵手小提琴家列奥尼达斯·卡瓦克斯、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鲍尔，打造了一个让人难忘的肖斯塔科维奇之夜，上演了作曲家极富戏剧张力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中国首演的《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

卡瓦克斯在现场

一部极富戏剧张力的小提琴曲

1948年，苏联发动“反形式主义运动”，意在打击当时苏联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即“现代主义”倾向。

运动后，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时开始主动区分两种不同风格：一种是以完成官方任务为目的，另一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艺术需求。

1947至1948年间，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创作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他的《第十交响曲》成功首演，重新确立了肖斯塔科维奇作为苏联首席作曲家的地位，他才决定让这首协奏曲公诸于世。

1955年，奥依斯特拉赫和列宁格勒爱乐乐团成功首演此曲，次年又和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用这首协奏曲征服了西方听众。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结构是交响曲式的，由四个乐章构成。

“它以一个非常缓慢的乐章开始，就像催眠，但在一种阴暗的环境中营造出戏剧性，这种悲观情绪又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第二乐章是大师杰作，带有一丝疯狂，演奏者和听众的肾上腺素都会飙升……”每次演奏这首协奏曲，卡瓦克斯都异常兴奋，“每个乐章的色彩、行进速度都如此不同，40分钟的音乐创作出让人难以置信的音响世界。”

“音乐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通用的伟大语言，是一种人人都会被触动的语言，也是一种人人都能接触到的语言。”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音乐世家的卡瓦克斯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起，而不是分道扬镳，“音乐和艺术能帮助人们相互理解、彼此关爱，共同面对人类的两面性。”

“中国古典音乐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令人惊叹。鱼儿生活在水里，但鱼儿并不珍惜水，因为它一直在水里。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欧洲人明白，我们的遗产绝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卡瓦克斯为上交音乐季的策划点赞，更对音乐总监余隆对中国音乐面貌带来的改变表示敬佩，“我看过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来中国的纪录片，再反观现在，变化之大，让人感慨。余隆在其中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托马斯·鲍尔在现场

一套带有死亡思考的诗歌组曲

米开朗基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绘画和雕塑，还是一位诗人，留下了300多篇诗文作品：不仅思索艺术，也歌颂生命、爱情与死亡。

《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作于1975年，选用了米开朗基罗的11首诗歌，被肖斯塔科维奇视为自己的最后一部交响曲，明显带有对死亡的思考——1973年底，他被诊断出癌症，且自1966年起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晚年的许多作品中弥漫着黑暗、焦虑与不甘。

在鲍尔看来，这套组曲很像马勒的《大地之歌》，“结尾就像一首儿歌，像是把天堂想象成幼儿园。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都会想起年轻时或孩童的时候，这也是我想到马勒的原因。”

“米开朗琪罗的原诗是意大利语，肖斯塔科维奇是从俄语的视角来理解文本，我是德国人，又要从德语的视角来理解，像三重意义上的重新创作。”鲍尔是用俄语演唱，只有深刻理解文本，才能从心底真正理解作品，也因此他请来一位语言指导帮助自己攻克语言关，逐字逐句理解每一个字词。

鲍尔在余隆的建议下担纲《米开朗琪罗诗歌组曲》的中国首演。在此之前，他唱过也听过大部分声乐作品，但这套组曲还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唱。

“非常美！”鲍尔认为，大胆地探索未知的全新作品，而不仅仅是重复旧有作品，对艺术家、对观众都很有价值，“如果唱那些非常受欢迎的作品，你会被著名歌唱家的演绎所束缚，甚至有人会告诉你要像20年前的某位歌唱家那样演唱。而唱那些少有人唱过的作品，你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演绎。”

鲍尔曾经担任上海交响乐团2018-19音乐季驻团艺术家，如今再续前缘，“很多合作的持续是因为有一个纽带，而基础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音乐水平之上。”

鲍尔的妻子是沈阳人，也因此，他对中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在密切关注中国乐团的发展。“这个国家如此之大，沈阳、上海、广州的美食完全不同，这种探索是我每次来中国最大的乐趣之一。”鲍尔认为，世界存在很多误解，消弭隔阂最好的方法是亲自见到人，并建立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