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现任清华国学院副院长的刘东教授恐怕并没有想到，他三十多年前在《“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里写下的这段话，会引起这么多共鸣。

10月20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清华园举行。这次研讨会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承办。截至2018年10月，这套译丛已出图书185种，涉及中国研究的诸多门类，包罗宏富，影响广泛。

研讨会以放映“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周年回顾专题纪录片开场，视觉化的镜头语言一下子把大家带到1980年代末的社会氛围。作为丛书主编，刘东打开记忆的闸门，讲述了这个系列第一本书《中国的现代化》的出版故事。他说，1988年出版《中国的现代化》的时候，中国并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但这本书却是花了版权费的，代价是50美元。刘东表示，三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其目的是通过“译百家书，成一家言”，构建一套“中国学问”。

接着，海内外五位著名学者做主旨演讲。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表示，这套丛书的最大意义就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另外一种理解，由此建立起比较的眼光和态度，对认识世界、认识自身都大有裨益。

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历史中国形成发育的时空节奏”，他从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说起，认为古代中国存在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以汉唐为典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建构模式，另一种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它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姚大力指出，其结果是两种“天下中国观”的形成，汉唐式的“天下”表现为一种儒家的文明等级体系，即华夏、蛮夷戎狄，以及生番、熟番的区别；而内亚帝国式的“天下”，使华夏文明的生存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到了近代，这种“天下中国观”被近代国家观念所取代，才会产生出要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与其外部世界之间加以界分的明确意识。最后，姚大力引用他的老师韩儒林先生的话作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绝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在于毗邻地区和国家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意味深长。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先生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报告。这里的“近代”大体是指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这一时期，文章也主要侧重以东京大学为例，将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分成四个时期：1872年以后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属于移植时期，反映了日本学界对文明开化潮流的追逐，代表人物有井上哲次郎和小柳司气太等；接着是儒学、汉学在明治时代的畸形复活，进入“东洋哲学”时期，以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为代表；第三时期开始于1897年前后，基本上是客观的学术性质的研究，代表人物有井上圆了、松本文三郎等；第四时期从太平洋战争失败直到1994、1995年东大进行学制改革，尝试以各种方式代替“支那哲学”的框架。

此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在世界视野下考察中国传统学问，关注东西方跨文化的交流，他指出只有了解、借鉴他者的视角和研究成果，才能做好传统学问，才能体现一个“世界大国”的文化气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afer）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国际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科技》，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冯珠娣教授（Judith B. Farquhar）报告的题目是《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及日常生活》，分别与其所著《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下午主要是与会嘉宾座谈，大体围绕“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国际学术交流中的翻译与传播、当代国际汉学发展趋势等议题，各抒己见，引人感喟。因与会人数众多，此处仅略作报道。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表示，这套书对教学、科研帮助很大，有不少书他会布置给同学精读，然后讨论、分析其研究得失。他特别以性别系列研究为例，认为海外学者视野开阔，擅长跨学科、跨领域讨论问题，读来颇有启发。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这套丛书“三十而立”，凭借选书的眼光、可靠的翻译，有助于快速把握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比如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就影响深远，允为经典。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认为，丛书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汉学的水平，不少著作确实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表现出顽强的学术生命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勇、雷颐研究员都表示，如果没有《历史三调》《从理学到朴学》《新政十年与日本》等著作，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几十年的状况是不可想象的。马勇说，不但他那一辈学者受到丛书的深刻影响，老一辈也高度关注，比如刘大年先生去世前最后一篇文章讨论近代经学史，文章有五六万字，其中就引用了艾尔曼的观点。雷颐对这套丛书的初期选目和翻译贡献良多，他说，比如“现代性”一词后来的大红大紫，就跟《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宪明教授翻译了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他表示，丛书很多作品对近代史学界的理论反思、方法论启迪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高校老师也把周策纵、柯文、周锡瑞等书推荐给学生，另外他还提出了选题方向上的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纪志刚教授直言，这套书是打开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他很认真地回顾了自己当年竭力翻译《欧几里得在中国》的故事，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风，不止于此，他还由此更进一步，近些年开始深入研究《几何原本》，力求在这个课题上贡献中国学者的见解。他表示，学问其实是“无问西东”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必然会达到“立德立言”的境界。

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拿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与这套丛书作比较，他表示，30年推出了180多种，实在令人钦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一次都是挑战，甘苦自知。在他看来，这套丛书在选题上具有开创性、累积性和同步性，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深刻影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宁研究员是包弼德《斯文》一书的译者，她很仔细地梳理了丛书与古典文学研究相关的书目，认为其中有的书在翻译出版后争议很大、批评很多，而丛书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刺激，必然促使学者进一步反思。丛书主编刘东教授表示，引进文化的异质性就是初衷之一，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讨论，促进交流，贡献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