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最后的武士——日本西南战争始末

甲午战争以来，我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表述侧重于其措施和成果，即日本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为列强之一。事实上，明治维新与历史上许多大变革一样，触动了某些旧有利益阶层的蛋糕，最终以内战收场。具有日本特色的是，内战双方均宣布效忠明治天皇，并且曾经并肩作战。其中曲折，要从明治初年开始谈起了。

隔阂初现：从“版籍奉还”到“四民平等”

1869年，德川幕府被萨摩藩（九州西南部）和长州藩（本州西部）为首的维新派（倒幕派）击败，国家大权归于明治天皇，因其年幼，实际上权力掌握在维新派手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是出身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以及出身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又称“维新三杰”。

日本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在与幕府的战争中，维新派对偏向自己或者保持中立的诸侯们曾作出诸多妥协，暂时容忍他们割据一方。待到战火平息，急于推行改革的木户孝允决心首先收权，力主进行“版籍奉还”，强制各藩将土地和人口交给中央政府管辖。

最初，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二人对木户孝允的决策均有所保留，但态度存在微妙的差别。西乡隆盛笃信武士必须像过去几百年一样作为日本的中坚，推进中央集权要以保证武士江山不变色为前提；大久保利通赞同文官主政，担心废除诸侯操之过急造成地方生乱，希望徐徐图之。

经过西乡隆盛等人的努力，日本的诸侯们全部交出了土地和人口，中央还借机设立“御亲兵”和“镇台”（后来各个日军师团的前身），既吸收了不少下级武士从军，又壮大了中央的实力。大部分武士未能在军队中谋得差事，明治政府为他们专门颁布了“俸禄制”，由中央财政支付过去各藩负责的武士工资（但下降了一半左右），以免他们一贫如洗。

表现日本各诸侯向中央交出土地和人口的绘画

世人不曾料到，这是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对同乡兼好友最后一次在国家大政上通力合作——二人都是爱国者，但他们眼中的“国”却是不同的——西乡的日本与武士是一体的；大久保的日本却可以没有武士。

1870年，明治政府启动户籍改革，将“武士”改称“士族”，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士族种地、务工和经商，也允许平民出身的人当官。因为生活所迫，许多被政府砸掉半个铁饭碗的士族当起了佃农、工匠，甚至人力车夫，而过去横穿武士队列就会被砍头的农商子弟则考取官身，管起了昔日的老爷们。

对于这样的局面，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很不满意。担任陆军元帅的西乡，深感“四民平等”是对士族卸磨杀驴，羞愤地将自己每月500日元的工资只留下维持生活必需的15日元，其余都放在自家客厅，听凭穷困潦倒的士族自取；而时任大藏卿（财政部长）的大久保眼见朝廷收入已然捉襟见肘，每年还要被几十万个士族家庭白白吃掉四分之一，同样满腹委屈，苦思解决之道。

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西乡隆盛，实际上他本人并不喜欢西式服装

矛盾激化：开眼看世界VS征韩论

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出访欧美，主要目的是与列强谈判，希望各国宽免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节团的另一项任务是考察列强国情，作为维新的参考，因此许多高级别的官员也随团出访，掌管政府钱袋子的大久保利通正是其中之一。

19世纪，国与国之间完全奉行丛林法则，岩仓使节团不断碰壁，没有一个西方列强愿意宽免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身为副使的大久保利通苦恼之余，逐渐为欧美各国的富强所倾倒：在美国，方兴未艾的现代教育向新大陆辐射着层出不穷的技术革新和一往无前的奋斗激情；在英国，“世界工厂”支撑着日不落帝国空前的强大和自信；在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向东方来客耳提面命地传授了“强权即公理”的外交秘籍。上述三国的经验分别成为了后来明治日本普及教育、发展工业和武力扩张的重要参考。

岩仓使节团主要人物合影，最右边礼帽置于膝盖者就是习惯穿西服的大久保利通

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出访半年，实际耗时将近两年，待到1873年返回日本时，原本出身、立场皆大相径庭的使节团成员，凝聚成新的政治集团，又称“归国派”。他们在开眼看世界后，充分意识到日本的国力是多么微弱，白人把控的世界是多么险恶，主张刻不容缓地以欧美为师，全面进行改革。

西乡隆盛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主持看守内阁，他没有感到西风的劲吹，却盯上了同属东方传统国家的朝鲜王国。

原来，西乡隆盛甫一掌权，便被明治政府从诸侯那里继承来的巨额债务和供养士族的庞大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打算效法300年前丰臣秀吉的故技，出兵侵略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掠夺土地和财富解决财政危机，史称“征韩论”。西乡隆盛还颇有创意地提出“自杀式寻衅”，即他本人出访朝鲜，做出失礼行为，引诱朝鲜人斩杀自己，以此获得开战的借口。

法国传教士张敬一（Siméon-François Berneux），1866年被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李朝处决，导致法国舰队攻打朝鲜，此事或许启发了西乡隆盛。

还在海外的岩仓使节团听说“征韩论”快要实施，顿时一片哗然，匆匆返回日本，以大久保利通为首坚决反对与朝鲜开战。西乡隆盛则针锋相对，指责使节团耗资巨大，却没有减免任何不平等条约，还敢横加反对自己的锦囊妙计，简直是狺狺狂吠。

就这样，归国派和征韩派的矛盾突然爆发了，本质上，这是改革与守旧、发展与内耗的矛盾：归国派相信改革和发展才能最终解决日本的困境，眼前如果侵略朝鲜，与其说是扩张，不如说是“穷横”；征韩派则没有跳出日本武士的思维局限，习惯以刀枪解决眼前的危机，却没有意识到西方列强的武力远远超过日本，自己一时冒险，可能就会令整个国家错过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

西乡隆盛私下找到大久保利通，希望他支持自己，但大久保表示国内改革不能再拖，待到日本在改革之后强大起来，自然会对外扩张。大久保的回答大半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丝毫没有体谅西乡救助日渐穷困的士族的盘算，两人自此彻底决裂。

私下交涉不成，归国派和征韩派进行了一番短促而激烈的明争暗斗，穿着和服的西乡隆盛在内阁会议上痛骂身穿西装的大久保利通是“萨摩第一懦夫”。后者没有还嘴，却通过岩仓具视向已经成年的明治天皇转交奏折，陈述征韩论不可为的同时，暗示一旦“征韩”成功，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就将功高难赏，必成为新的幕府将军，再次把天皇架空。

日本绘画《征韩议论图》

不久，明治天皇下诏要求把国内改革作为当务之急，无限期推迟“征韩”。

征韩派犹如遭了当头一棒，自西乡隆盛以下600余名官员愤而辞职，归国派彻底掌握了日本政权。此时是1873年10月，失意的征韩派官员纷纷回到家乡，犹如一个个暴躁的火种，而各地愈发窘迫的士族，则是现成的火药桶。

走向内战：武士叛乱、私学校和废刀令

辞职的征韩派官员以士族为主，既然无法侵略朝鲜，“奸贼当道”的明治政府便是他们的敌人了，佐贺县的江藤新平首先竖起反旗，于1874年1月纠集3000余破产士族洗劫银行，起兵造反。大久保利通时任内务卿（相当于后来的首相），下令以雷霆手段镇压，调集三个镇台（师团）全力围剿。大军压境，叛乱的佐贺士族纷纷向官军投降，江藤新平瞬间成了孤家寡人，被逮捕处决。

反映江藤新平暴乱的日本绘画

作为日军元老之一，西乡隆盛很清楚近代军队的威力，才不会贸然去做谋反的蠢事，他在老家鹿儿岛县开起了“私学校”，但这位戎马半生的枭雄与其说是“校长”，不如说是“司令”——他的学校，从不传授算术作文、绘画音乐，而是天天教授开枪放炮，日日练习行军列阵！而且广开分校，招收的“学生”全是仇视政府的各地士族，鹿儿岛县内的中下级官员也纷纷在西乡隆盛的私学校里做兼职干部，俨然缔造国中之国。

西乡隆盛私学校的正门遗址保存至今

1876年，明治政府的改革又出辣招，不仅将士族的俸禄改为以公债而非现金的形式发放，而且颁布《废刀令》，宣布除现役军人和警察外，其他人不得再佩带刀剑，一举终结几百年来的武士佩刀特权。在士族看来，明治政府的维新变法果然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而自己就是那个“代价”。

于是，愤怒的士族开始在日本各地不断发动叛乱，在熊本县的“神风连之乱”中，170多名叛乱士族奇袭熊本城驻军，劈杀了正在嫖娼的驻军长官种田政明少将，杀伤官军270余人之后才被镇压下去。

反映神风连之乱的日本绘画

大久保利通对士族叛乱毫不留情，实行铁腕政策，大小头目一律处决。他之所以丝毫不敢宽宥叛乱分子，是因为聚集了最多死硬士族、储存着大量枪炮弹药的鹿儿岛县暂时保持着诡异的平静，更因为士族的灵魂人物西乡隆盛对《废刀令》表现出了反常的冷漠。

西乡隆盛是在等待时机，他公开斥责私学校里对发动叛乱跃跃欲试的“学生”们，却在与外地叛乱首领的私人信件中表示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明治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对西乡隆盛一副九州无冕之王的做派早就看不顺眼，一面策划把九州的军火物资运走，一面派出特务暗地监视西乡隆盛。不料，这两件事成为了内战的导火索。

1877年1月底，政府秘密派船到鹿儿岛县搬运武器和设备，但走漏风声，随即，大批士族冲出西乡私学校，抢掠鹿儿岛县内各处军火库，并绑架、拷打监视西乡隆盛的特务，得到了“政府准备刺杀西乡隆盛并血洗私学校”的口供。

1877年2月6日，群情激愤的私学校学员们要求立刻起兵，西乡隆盛别无选择地顺从了“民意”，在私学校里设立“萨摩本营”，高呼“新政厚德”，号称要打上东京去为明治天皇“清君侧”，重建属于士族的江山。

法国报纸报道萨摩武士叛乱的新闻插图，但事实上西乡隆盛的部队非常西化，在外观上并不像传统日本武士

日本历史上的“西南战争”就此爆发。

最后的武士

经过10天左右的整编，西乡隆盛的萨摩军成形，总兵力约3万人，核心是13000多名私学校学员，按照西式军制编为6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队，主要装备英国制造的米涅式前装步枪（混用大量杂牌步枪），火炮很少，子弹也不足，但整体上士气高昂，且部队里有大量曾经与德川幕府作战的宿将老兵，经验丰富。萨军把部分剑法娴熟的士族集中起来，编成“拔刀队”，用于近战奇袭。

萨军主力武器米涅式步枪，从枪口装填子弹

萨军有行动两个方案，一是牵制驻熊本的官军，攻占九州北部，抵挡官军增援部队登陆，观察全国局势；二是集中兵力消灭熊本的官军后，夺取长崎港，乘船攻打东京和大阪，直接推翻明治政权。

大部分萨军军官认为，仅凭九州一隅无法长期抵抗中央的物质优势，而且他们大部分为士族出身，坚信官军不过是孱弱的“农商之兵”，到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无法与自己对抗。因此，萨军选择了激进的方案二。

日本九州地图，萨军从最南部的鹿儿岛县出兵，整个战争最关键的战斗发生在九州中部的熊本县境内

得知西乡起兵的消息，明治政府的反应很快，立即从各个镇台抽调兵力，临时编成8个旅团、总兵力近6万人的平叛部队，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名义总司令，实际指挥是山县有朋、川村纯义和黑田清隆。官军主要装备后部装填子弹的史奈德步枪，比萨军的武器先进。

官军广泛装备的史奈德后装步枪

1877年2月20日，萨军主力抵达熊本，一天之后完成对城池的合围。守城官军仅3600人，在桦山资纪、儿玉源太郎等未来日军中鼎鼎大名的军官指挥下，依托德川家康部将加藤清正修建的堡垒拼死抵抗。萨军缺乏轰开官军掩体的火炮，空有数倍的兵力优势，强攻熊本城三天仅仅推进了几十米。在这期间，官军第14联队匆匆赶来增援，半路遭到伏击，萨军拔刀队从道路两侧冲出，官军来不及开枪就纷纷被砍倒，萨军乘胜追击，夺取了官军的联队旗。倒霉的官军第14联队指挥官是将来日军的另一位名人——乃木希典。

日本绘画《鹿儿岛暴徒出阵图》

萨军虽野战小胜，但无法尽快攻克熊本城的后果很严重，官军的第1、第2旅团已经抵达九州，萨军的对策是留少量兵力牵制九州中部的熊本，主力北上，试图夺取九州北部的福冈。

准备登船前往九州的官军

1877年2月25日，官军与萨军在熊本西北的高濑爆发激战。这一回轮到官军设伏，依托地形，充分发挥史奈德步枪的火力优势，频频齐射，大败兵分三路的萨军，连前几天吃了大亏的乃木希典都打了翻身仗。高濑之战后，萨军丧失了进占福冈的可能，退回熊本城外。

官军又得到两个旅团增援后，开始解围熊本。萨军围绕熊本以北的连亘丘陵建立了防线，采用正面排枪迟滞，侧翼拔刀队伏击的战术，接连挫败官军攻势。官军在绵绵春雨中苦战半个月，进展寥寥，只得另辟蹊径，于1877年3月18日派出3艘军舰掩护两个旅团在熊本以南40公里登陆，夹击萨军后方。

两天后，萨军防线正面的官军发起了新一轮猛攻，为了应对神出鬼没的萨军拔刀队，官军紧急从关东地区抽调士族出身、精通剑术的警察，组建了自己的拔刀队。讽刺的是，官军拔刀队虽然是“临时工”，但其中有许多十年前为德川幕府效力的武士，见到当年的倒幕主力萨摩武士，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拼杀起来比正牌官军还要卖力。

萨军拔刀队和官军拔刀队激烈交战

削弱了萨军拔刀队的威胁，官军主力充分发挥优势，频频在炮兵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萨军不甘示弱，不断发起反击。双方陷入了惨烈的拉锯战，伤亡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在萨军后方登陆的那支官军稳扎稳打，逐渐逼近熊本。

1877年4月中旬，腹背受敌的萨军终于支撑不住，解除熊本之围，退到城东的平原地带，被官军追上，再次大败。西乡隆盛率军退到九州中部，还没来得及整编残部，官军就从海上登陆萨军老巢鹿儿岛县。失去根据地的萨军沦为流寇集团，接下来的三个月间在九州东部四处“转进”，越打越弱，出现了整建制投降乃至倒戈的现象。

官军登陆鹿儿岛县之后，萨军节节败退

1877年8月15日，仅剩约3500人的萨军退无可退，返身与5万余追击的官军“决战”，结果不言而喻，很快被官军包围，西乡隆盛下令“……今日唯有奋死决战而已，诸队愿降则降，愿死则死……”大部分萨军残兵选择向官军投降，剩余约1000人誓死追随西乡。

西乡隆盛带领这上千死士从官军包围圈薄弱处突围，接下来14天内奔袭400公里，竟然杀回了老家鹿儿岛县，吓得政府刚刚任命的新任县长爬上军舰逃走——但也仅此而已了——近代工业国家的暴力机器，哪怕刚刚建立雏形，战斗力也远远超越封建时代，西乡隆盛的“壮举”犹如给了官军一记耳光，8个旅团马不停蹄地赶到鹿儿岛县，铁桶一般合围了萨军残部。

官军多次劝降麾下仅余350人的西乡隆盛，全部遭到拒绝，便在1877年9月24日发动最后的进攻。西乡隆盛在战斗中遭流弹击伤，切腹自尽，首级被打扫战场的官军找到。

西乡隆盛死于官军最后的围攻之中

历时7个月的西南战争就此结束，官军阵亡6800余人，萨军则阵亡72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出身原萨摩藩的士族。

顺逆兴亡：进步者未必可爱

西南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大久保利通遭到士族刺杀，与西乡隆盛一样死于49岁。

正如林肯遇刺没有逆转美国废奴的历史进程，大久保利通之死同样没有打断日本明治维新，武士作为主宰日本社会近千年的特殊阶层彻底变成了历史。西南战争中的萨军，正是最后一个以武士（士族）作为身份认同的政治集团。

直到今天，日本民间对西乡隆盛的喜爱都远超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人侠义、扶助弱小，大久保利通则不近人情、不择手段。在他俩的家乡鹿儿岛县，对大久保利通的纪念只有市中心一尊孤零零的铜像，而西乡隆盛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交通工具、媒体和纪念品上……

但是，看待历史人物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废除武士当权的阶级藩篱，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无论大久保利通如何冷酷无情，依然是一位进步的改革家；死守封建武士治国的西乡隆盛，无论多么任侠仗义，终究只能被历史无情淘汰。其中的道理，正如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