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主，得枪炮”：耶稣会的日本传教与西洋火器的流传

铁砲传来

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二十五日，一艘遭遇台风袭击的商船漂流到了位于种子岛最南端的门仓岬。船上载着百余名长相奇异的乘客，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所幸船上还有一位名为“五峯”的明朝儒生，于是当局通过与他笔谈来了解大致的情况。儒生将这些异国船客称为“西南蛮种的贾胡”，事实上指的就是葡萄牙商人。四天后，这艘漂流商船被拖航至当地领主——种子岛时尧所居住的赤尾木城。葡萄牙人登陆时手里携带的铁筒状的火绳铳（即铁砲）很快吸引了这位年轻岛主的目光。在葡萄牙人的演示下，伴随着一声轰鸣，火绳铳瞬间将远处的目标击成了碎片。这种前所未见的强大威力让时尧惊叹不已，当下便购买了两把火绳枪。之后时尧又令家臣笹川小四郎学习配制火药，令八板金兵卫锻造火绳铳。不久，纪伊国根来寺（今和歌山县）的津田算长与堺的橘屋又三郎等纷纷前来种子岛求购火绳枪，并学习其制造与使用的技术。由此，火绳枪及其技术开始传入关东、关西等地。

编纂于江户时期的《铁砲记》中记载的这则故事，是日本最广为流传的关于火绳铳来源的传说。一直以来，种子岛都被普遍认为是西洋火器传入日本的起点，而这次漂流事件也被视为日本与葡萄牙之间的一次历史性相遇。借助这次事件，葡萄牙人开辟了前往日本九州的航线。据《铁砲记》记载，次年，葡萄牙商人又再次来到了种子岛，并教授了八板金兵卫制造火绳铳的其他相关技术。另外，文中提到的那位与当局进行笔谈的明朝儒生同样值得关注。他被认为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倭寇首领——“五峰船主”王直。而这艘漂流至种子岛的南蛮船则被认为是王直的商船。该事件中王直的存在，为描绘这一事件背后更为广阔复杂的时代背景提供了更多线索。

15世纪末，伴随着西欧直达印度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开始向亚洲地区扩张。于1510年占领印度的果阿后，葡萄牙又陆续占领了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和号称“香料之国”的摩鹿加群岛等地，并开始介入东南亚的贸易。其后，通过与华人海商的协作，葡萄牙海商又将贸易圈拓展至东亚地区。当时明朝实施海禁，严禁民间商人私自出海开展贸易，只允许他国派遣使节进行朝贡贸易。尽管如此，在利益的驱使下，依然有很多华人海商冒险前往南海开展贸易。最开始的十年，葡萄牙人选择了在海禁政策的执行上较为宽松的广东近海进行交易，之后由于受到明朝水军的驱逐，又将据点转移至福建南部，开始展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至16世纪40年代，位于舟山列岛的双屿也逐渐发展成为东亚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而与葡萄牙人的密切交往，也使得以王直为代表的倭寇集团获得了掌握铁砲技术的机会。在同一时代的明人郑舜功撰写的《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二“手铳”（铁砲）一条中曾记载，“初出佛郎机国。国之商人始教种岛之夷所作也”。因此，宇田川武久等学者也曾提出日本的铁砲传入或许源于倭寇的假说。

16世纪中叶，由于开矿技术的提升，日本石见银山等地的银矿开采量激增，大量的白银也使得走私商们趋之若鹜。明朝与日本之间虽然保留有勘合贸易（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因为需要使用到被称为“勘合符”的贸易许可证，以区别商船为遣明船还是倭寇的走私船，所以又被称为“勘合贸易”），但长期为山口领主大内义隆所垄断，普通的日本商人无法直接与中国通商。之后，大内氏因遭遇家臣叛乱，后继者大友氏的正统性又不为明朝政府所承认，两国间的勘合贸易就此断绝，只能通过走私进行贸易。与中日两国的商人都有交往的葡萄牙海商借助这一契机，成为了中日走私贸易之间的中介。尤其在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澳门的居留权之后，澳门更是成为了葡日贸易的中心。通过这些葡萄牙商船，一方面日本得以购买到来自中国的丝织品、陶瓷、药材，以及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和来自欧洲的葡萄酒、玻璃制品等。另一方面，日本的漆器、刀具以及大量的白银也得以向外输出。这种日葡之间的“南蛮贸易”，为后来耶稣会进入日本打下了基础。

耶稣会调整传教策略

1549年8月，被誉为“东方使徒”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乘坐着一艘中国商船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鹿儿岛，拉开了耶稣会在日传教的序幕。

从一开始，日本的耶稣会士便与葡萄牙海商及其建立的海洋贸易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印度、中国、日本等所谓“远东”地区的保教权属于葡萄牙，负责远东传教的耶稣会在传教过程中一直受到葡萄牙王国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支持。并且，传教士进入东方的路线多依托于海上的贸易航线，因此耶稣会与葡萄牙商人之间长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沙勿略在决定前往日本之前，就曾在马六甲从他的朋友阿尔瓦雷斯船长（Alvarez Jorge）——一位长期从事东亚海洋贸易的葡萄牙海商——那里获得了不少关于日本的情报，并且还在他的介绍下结识了之后陪伴他进入日本的鹿儿岛人弥次郎。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武家争霸的时代。在列岛各地群雄割据的战国大名们不仅在军事上相互争斗，彼此在政治上、经济上也相互牵制。京都的天皇与室町幕府的势力衰微，反而是割据的战国大名拥有更强的政治实力。战乱使得当时的政治环境极不安定，阿维拉·吉隆(Avila Giron)在《日本王国记》中描写道：“在这个王国，一切都变化无常。哪怕今日是高贵的领主、大人或是武士，到了明天，即便没有被杀死，也可能会沦为磨刀匠或酒馆店主，或者从事其他这类职业。今日是拥有众多家臣的君主，明天便可能为了养家糊口，沦为人的下仆。今日是可怜的穷人，明天便可能成为城中的显贵”。

但事实上，这种动荡的时局反而给耶稣会士们带来了打开传教道路的契机。在这样一个“下克上”的战国乱世，增强实力、成就霸业是每一位野心勃勃的大名的首要目标。因此，对于很多日本领主而言，如果传教士的到来预示着近期内会有葡萄牙商船造访其下辖的港口，从而为其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并不介意让传教士在其领地传播所谓天主的福音。鹿儿岛的领主岛津氏便是如此。面对沙勿略一行的来访，岛津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在会面的短短几天后便发布了全日本第一条保护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法令。然而，当时初至日本的沙勿略一心致力于传教，并不打算以贸易作为辅助传教的工具，也无意在此地久留。他最初的设想是寻找机会前往当时的皇都——京都，拜见日本的天皇，希望从天皇那里获得向全日本传教的许可。当岛津氏发现沙勿略无意助其开展贸易后很快开始失去耐心，并在施压无效后下令禁教。

离开鹿儿岛的沙勿略一行取道平户、山口，一路艰苦跋涉后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京都。然而，战国乱世中的京都并不如传教士们所想的那般繁华昌盛，而是一片荒凉与破败。天皇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徒留虚名，就连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也没有了昔日的威望。失望之余，沙勿略也认清了日本当时的政治局面，意识到原本设想的通过感化皇室而使全国改宗天主教的办法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决定将传教的主要对象从原来的皇室改为那些称霸一方的大名和领主，希望通过劝化各位大名先使其家臣和领民入教，然后逐步扩大，最终实现在全日本传教的目标。这一策略上的调整也为耶稣会此后在日本的传教工作奠定了基调。

想要吸引日本大名入教，便有必要迎合他们的争强心理与现实需求。鉴于此前在鹿儿岛的经历，南蛮贸易是传教士最先诉诸的方式之一。为了获得贸易带来的巨额利益，包括大村纯忠、大友义镇等日后成为著名切支丹大名（基督教大名）在内的诸多领主甚至在认真了解天主教义之前，便允许传教士在自己的领地传教，并答应保证传教活动的顺利进行。渐渐地，允许传教成为了开展贸易的条件，若领主一旦不再支持传教，那么其领内的南蛮贸易也将随之中止。永禄二年（1559），由于领内佛教势力与传教士冲突不断，原本开放传教的平户领主松浦隆信最终决定将传教士逐出领外。据弗洛伊斯（Luís Fróis）的《日本史》记载，“约一年后，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进入了平户港。但当他们听说了神父被驱逐、教会被关闭的消息后，决定在肥州（指松浦领）同意将加戈神父（Balthasar Gago）从博多召回之前，不再进入平户港”。与此同时，离开平户的传教士南下前往大村氏领内的横濑浦寻求通商机会，领主大村纯忠则以此为契机与传教士发展出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了表达诚意，大村不仅自己受洗入教，之后甚至还将对长崎的支配权让渡给耶稣会。长崎也因此一度成为日本最大的传教中心。

传教士与西洋火器

除了南蛮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之外，威力强大的西洋火器也是日本大名们渴望的附加利益。在火绳铳引入日本之前，日本人在战场上主要是以刀、枪和弓为武器，而火绳铳在杀伤力上较冷兵器有大幅的提升，因此传入后迅速在日本全国各地流行。为了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一些实力雄厚的日本大名甚至不惜掷重金购买这一新锐武器，并纷纷组建火枪队。火绳铳的盛行甚至改变了日本军队的战术模式，传统的骑马战本位的个人战法逐渐为团体作战的形式所取代。种子岛等地掌握了制造火绳铳的技术后开始进行批量生产。根据当时的贸易清单推算，至战国末期，日本拥有超过50万挺以上的火绳铳，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多火绳铳的国家。然而，日本本土无法出产制造火绳枪弹丸所需要的铅以及制作弹药的原料硝石等，只能依靠从海外进口原料。因此，葡萄牙海商成为中日贸易中介的同时，还垄断了与战国大名之间有关火绳铳的军需物资的交易。而传教士则成为他们彼此沟通的重要渠道。

在岛原城主有马晴信的改宗过程中，西洋火器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岛原的有马家与长崎的大村家有着特殊的家族关系。大村纯忠是肥前强雄有马晴纯的次子。为了使其继承大村家的家督，纯忠被作为养子送入了大村家。因此，大村纯忠事实上是有马晴信之父有马义贞的兄弟。在大村纯忠入教之后，有马义贞通过他向耶稣会士发出欢迎其来领内传教的邀请，之后更是与其夫人双双入教。然而，受洗后不久有马义贞便去世。年仅9岁的有马晴信成为了有马家的第十三代家督。由于信奉佛教，一开始有马晴信对于天主教的态度颇为拒斥。不仅拒绝了父亲临终前请传教士进行终傅礼的要求，还坚持按佛教的仪式为其父举行了葬礼。之后甚至还在其领内破坏教会、镇压天主教徒。然而，随着佐贺的龙造寺隆信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开始威胁到有马家的领地，有马晴信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于龙造寺对于天主教徒与有马领的压迫使二者处于同仇敌忾的立场，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需要叔父大村纯忠的援助以及葡萄牙人向他提供火绳铳和火药，以此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获得叔父和耶稣会的信任，有马晴信于天正八年（1580）受洗入教。其后，有马晴信从葡萄牙海商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弹药支持，又与善用火绳枪的岛津家联手。在岛津盟军与精良武器的协助下，有马晴信在岛原半岛的冲田畷激战中大胜龙造寺军。据弗洛伊斯记载，除了火绳铳外，葡萄牙人提供的大炮也在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战后，有马晴信将当时的领地浦上村捐赠给了耶稣会。虽然有马晴信入教时的动机颇为复杂，但之后他一直坚守信仰，不仅热心帮助领内耶稣会士开展传教活动，并在丰成秀吉开始打压天主教时向许多逃亡他领内寻求庇护的天主教徒提供保护。

为了巩固亲天主教的日本大名们的势力，并获得他们对传教活动的保护，耶稣会经常会在必要时向提供他们经济或军事援助。希望以“天下布武”来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虽然并无归信天主教之意，但他对于传教士带来的新奇之物与西洋文化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同样欢迎传教士们带来的经济与军事利益。因此，永禄十二年（1569）织田信长第一次在堺与耶稣会士弗洛伊斯会面后，不久便向其许诺了传教的自由。在他的保护与协助下，传教士们甚至还在京都建造了南蛮寺，在安土设立了神学院。而与传教士建立起的友好关系也使得织田信长在购买火绳铳与硝石上获得了便利与优势，使织田与德川联军得以在与武田军进行的长篠之战（1575年）中率领500人的火枪队，以强大的火力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

然而，在群雄割据的局势转变成安定统一的状态后，那些既握有兵权，又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的切支丹大名们对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而言则成为了巨大隐患。天主教信仰与日本传统的“神国思想”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者对于领土安全的担忧也开始日渐凸显。织田信长去世后，其后继者丰成秀吉便对天主教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平定九州时，其麾下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立下了战功，但丰臣秀吉对其热心于天主教的传播、强制家臣改宗、破坏领内佛寺等行为非常不满，以剥夺其大名身份为胁，要求其放弃信仰。然而，高山右近出于对信仰的忠诚，毅然拒绝，从而激怒了丰臣秀吉。随即，丰臣秀吉颁布了“伴天连追放令”（传教士放逐令）。此法令称日本为“神国”，将天主教视为“邪教”，禁止其在日本的传播，并驱逐传教士。此外，为了防止起义，丰臣还于天正16年（1588）颁布了“刀狩令”。除了没收农民们的刀枪之外，火绳铳也在该法令的收缴对象之内。

一开始对于天主教的禁教令执行的并不彻底。许多切支丹大名依然在领内推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而丰臣秀吉也保留了与葡萄牙商船开展贸易的通道，并且在其攻打朝鲜时，还曾借助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切支丹大名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铳有关的军需用品。战争初始，对火绳铳的集中使用令日本军在战场上一度占据优势。然而，战争失败后丰臣秀吉对于天主教的镇压开始逐渐升级。庆长元年（1596），从马尼拉起航前往墨西哥的大型西班牙商船载着高价的货物漂流至高知的浦户。由于出征朝鲜失败而陷入财政危机的丰臣秀吉以船上的西班牙人为打算勾结传教士占领日本的海盗为借口，没收了船上的所有货物。同年，又逮捕了包括耶稣会与方济各会的神职人员与京都、大阪的天主教徒在内的26人，在迫使其一行在京都、堺、冈山、博多等地游街示众，最后在长崎的西坂被处以极刑。

丰臣秀吉病故后，继承政权的德川幕府同样延续了对天主教的禁令。而荷兰商船的登场使得德川政权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宽永十四年（1637）在肥前的岛原爆发农民起义。九州的岛原、天草为切支丹大名有马晴信与小西行长的旧领，领民之中信徒的比例很高。该支农民起义军由岛原、天草地区的3万7千余名基督教徒组成，总指挥是年仅十六岁的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家臣之子。这次的叛乱加深了政府对于“党徒”会引发“叛乱”的忧虑，也深化了政府对于天主教为“邪教”的观念。岛原之乱后，德川幕府强化了鼓励揭发天主教徒的“基督徒诉人褒赏制”，实行全面禁教，并与次年正式与葡萄牙断交。由此，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开始正式转入地下。

参考文献（时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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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村井章介：《鉄砲伝来と倭寇勢力——宇田川武久氏との討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第201集，2016年3月。

⑬鹿毛敏夫编《描かれたザビエルと戦国日本——西欧画家のアジア認識》，勉诚出版，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