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辻本雅史：江户时期的日本人如何学习中国经典

9月14日，日本中部大学副校长辻本雅史（Tsujimoto Masashi）应邀在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做了一场演讲，辻本雅史教授专治日本教育史、思想史，此次讲座题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与教育——关于知识传播媒体的构想”，本文系讲座的整理稿，限于篇幅，内容有删节。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辻本雅史

人人学认字：江户时代的文化新气象

江户时期，日本有几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山崎闇斋（1618-1682）是确立了日本朱子学传统的一位学者，但他从未出版过自己的专著，仅用口述的方式向自己的弟子传道。现在有很多人都是通过山崎闇斋流传下来的演讲记录来研究他的思想。山崎之后的一代学者名叫伊藤仁斋（1627-1705），是一位彻底批判朱子学的学者。他虽然撰写了许多著作，但大都没有拿去出版。虽然他的著作未能拿去出版，但他一生都在为其著作进行修订。之后要介绍的是我的“朋友”贝原益轩（1630-1714），他以通俗易懂的日语来撰写著作并且其著作得以大量的出版。虽然我研究的是贝原益轩，但要把他全部的著作都读完还是相当费劲的。而石田梅岩（1685-1744）则是一名未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普通老百姓，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他却认为自己拥有与孔子不相上下的思想觉悟，他相信自己说的话等同于圣人之言。他也是通过口述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我更关注他们传播思想所用的方式。山崎闇斋很明显是在用“声音”作为他思想传播的媒体，而伊藤仁斋虽然撰写了许多著作，但大多用汉文写成。贝原益轩在撰写时所用的是通俗易懂的日语。石田梅岩则是用浅显易懂的话语来进行讲解。每个人所使用的传播媒体是不同的。在这样的差异之下，呈现出的是知识的位相、社会脉络以及历史意义的不同。由于伊藤仁斋的著作没有出版，所以在当时只有他身边懂汉文的人才有可能读到。而贝原益轩的著作则广受欢迎，其留下的著作直至今日仍在出版供人阅读。石田梅岩则以其浅显易懂的讲授方式在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间得以传播，可以说他的思想是一种面向民众的思想，讲究演讲的技巧。所以说当我们关注思想的传播媒体时就能够感受到他们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意义。

最近我一直在主张的一个观点——“媒体革命”。我认为在17世纪日本的江户时期确实发生了一场“媒体革命”。简单来说，17世纪的“媒体革命”的内容在于“文字与出版”的出现，很多民众开始变得识字了。而随着识字的人数增加，社会便进入到了“文字社会”当中。这在之前的日本社会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日本会进入到“文字社会”？简单来说，与当时日本社会的两大政策有着紧密联系，其中一个是兵农分离，另一个则是石高制。

当时的地方政府会发布的一些文书，它们被装订成册，所有政策、法令、规章制度都记录在上面。就这样，统治阶级通过文字将规则制定成文，换句话说，那时候已经形成了靠文字来推动行政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识字的话很容易就会触犯法律，因此大家不得不都去识字。当时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教小孩子识字的学习机构，现今的日本人都把当时的这类机构叫做“寺子屋”，但是我更喜欢“手习所”这个称呼。随着它的出现，日本终于首次诞生了专门教授孩童文字书写的机构。与此同时，专业的教师以及教书的场所也得以出现。为了教小孩子写字，还制定了统一的书写规范。正是书写规范的统一，使得生活在日本东北地区的人与生活在日本西南九州地区的人通过笔谈交流毫无障碍，但要是见面交谈的话还是会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中国想必也是一样的，比如北京人与广东人用方言交流也是很困难的，但用文字交流便完全没问题。从结论上来说，在江户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均质的、共通的文字文化。

带你读经典：大众读物的出版热潮

“媒体革命”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为出版的兴起。江户时期，日本有一个总体的物品流动趋向，用米作为税金上交，再将收集上来的米在大阪换成钱，这使得大量的货运船只频繁穿梭环绕于日本列岛的各条航线上。因为江户时期还有“参觐交代”这样一个制度，所以陆地交通也很发达。日本列岛全境人与货物的流动进而也带来了货币、信息的流动，因此这是一个频繁流动着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文字社会的诞生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在日本，出版早在8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小规模出现，但是当时的出版并不是商业出版。商业出版正式出现在17世纪30年代左右的京都，50年后在大阪普及，再之后的50年才在江户普及。从这样一个情况就可以反映出出版文化真正扎根于日本社会的一个经过。社会也在这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知识景象焕然一新。因为进行的是商业出版，所以书籍刊物可以大量的流通至市场作为商品进行出售。换句话说，知识、信息都变为了商品。比如在当时学习儒学的文书大多是从中国传入的汉文典籍，虽然江户时期奉行锁国政策，但大量的书籍还是通过长崎传入了日本。这是因为当时亚洲的知识中心地就在中国，中国当时最新的知识都借由承载知识的媒体——“书本”传入日本国内。但由于传入的数量很少，价格很高，当时能花高价购买这些少量的书做学问的人也寥寥无几。但当日本开始进行商业出版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现了在日本本土印刷出版的书籍，我们称之为“和刻本”。而之前那种从中国传入的书籍被称为“舶来书”。例如《四书大全》就是在17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朱子语类》则是在1668年出版的。由于是在本土进行出版印刷，价格上就要比舶来书便宜许多。这样一来，能够接触到书籍的人就不仅限于原来那些拥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了，普通老百姓也一样可以读到。所以说出版的盛行使得日本学术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以朱熹集注的《论语》为例，日本不仅有朱熹的版本，还有中村惕斋的《四书示蒙句解》以及毛利贞斋的《四书集注俚谚钞》这样用通俗易懂的日语为入门者所编写的书籍。这也就意味着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时期，举例来说，像是《浮世草子》这类的恋爱小说便在这一时期得以问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故事杂谈，比如说《平家物语》、《太平记》等。这些著作在江户时期出版之前并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的，而是通过声音与表演代代相传下来的。它们都是到了江户时期随着书本的出版才变得广为人知。因此，到了江户时期，原本通过声音承载着的知识开始使用文字作为传播媒体。而像《徒然草》、《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万叶集》等从平安时代流传下来的日本古典作品在最初都不是通过文字出版流传的，特别是作为日本文学的骄傲为世界所知的《源氏物语》是在1000年左右写成的，但在那个时代由于出版尚未普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作。虽然我们不清楚当时有多少人阅读过原作，但现今我们能看到的文本都是手抄本，并没有大量出版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真正读过这几部作品的人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但到了江户时期，这些作品均得到了出版，以书籍的形式与大家见面。当时对于像朱熹的《论语集注》这样难以理解的书有很多注解的版本，不同学术背景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注解，比如有佛教的注解版本，儒学的注解版本，甚至还有喜好和歌的文人所注解的版本。所以古典作品真正大规模地被民众阅读还是发生在江户时期，我们可以说日本古典文学的成立起源于江户时期。正是因为出版的出现，日本的这些古典文学作品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日本的古典。

我认为文字与出版在江户时期成了承载知识的两大媒体。我想这在欧洲也是一样的，但欧洲走在了日本的前面。现在的新媒体革命可以说是继17世纪江户时期之后的第二次媒体革命。承载着这些媒体的近代学校教育可能在接下来会面临许多危机。这个危机具体表现在现在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基本上不会去读书，即便看也只限于漫画、动画之类。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出版业也有走下坡路的倾向。日本负责出版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中最有名的便是岩波书店，但如今连岩波书店的业绩也大不如前。

名家的成才之路：如何理解圣人之学

江户时期，传播知识的文章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如果不是用汉文写成的文章就不会被认为是有学识的文章。而在江户时代中后期，西欧的学术知识也传到了日本，当时有许多用荷兰语书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在中国被翻译成汉文后才传入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文构成了日本当时知识的回路。那么，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怎样的手段来掌握汉文的呢？答案是他们会让孩子自小通过“素读”的方式来习得。让还不怎么会识字的7、8岁的孩子跟着老师诵读《大学》、《中庸》等汉文古籍，由老师一对一地指导学生读音。虽然都是汉文，但诵读时采用的是日语的读法。一般十分钟教一位学生。据说贝原益轩在小时候一天可以学会一百个字。即便头脑再不灵敏的人，在反复诵读中也会记住这些文字。比如说在十分钟教一个人读一百个字，这个人即使在课后也要反复练习诵读，因为老师会在之后一个人一个人地进行检查，如果你读不出昨天学习过的内容，学习将会重复到你可以读出为止。这种训练方式就叫做“素读”。如《四书》共计有52800字，若按一天一百字来算的话，大约需要花费500多天才可以掌握。当然加上中间还要有的休息时间的话，大概需要花费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读完。所以，当经过这样身体化的训练后，学生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当一个人说出书中某段的上半句时，下一个人便可以流畅地接出下一句的内容。可以说通过“素读”这种训练方式，书的内容已经完全印刻在人的身体当中。我把这种过程称为“文本的身体化”。一旦完成素读这个训练，基本上任何汉文都可以通读下来了。虽然阅读时所用的是日语的读法，但它也与当时日本日常交流所用的日语不同。这是因为这种读法是为了方便背诵而诞生的。大家都知道《论语》记录的是孔子所说的话，通过素读，《论语》中的内容就会化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也就可以说孔子的话与自己说的话能够融为一体。而当一个人读完中国所有的古籍时，他便可以脱口而出中国古代圣人所说的话语。大家平时肯定是用中文在思考的吧。我们在思考时也是需要运用到语言，思考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活动。而儒学家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来锻炼出运用中国古代圣人的话语进行思考的能力的。这些儒学家不仅可以用汉文进行自由写作，还可以用汉文去思考，所以他们养成了以汉文为前提的思考模式。孩子们经历完素读之后，还会经历一系列的学习过程。其中一项被称为“会业”，大致类似于现在的研讨会，由不到20岁的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成不同小组进行讨论。因此学习的方法实际上是与思考方式密切相关的。

我刚才也提到，不同的思想家所用的是不同的知识传播媒体。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山崎闇斋及其学派。江户时期的朱子学者都是通过阅读明代的注释书来理解朱子学的。因为当时锁国政策下日本人无法留学至中国，而明朝也很少会派人到日本，那怎样去学习儒学呢？在当时从中国传来了大量由高中科举之人撰写的关于四书五经的注释书，而江户时期的学者便是通过这些书学习朱子学。而山崎闇斋则对这种学习朱子学的方式抱有很大疑问。朱子学主要表现的是“理”的思想，理学思想是非常缜密复杂的，这些注释书对于理学思想做出了很多种解释。但朱熹本人则是自己体会到了这种思想，想要理解理的话不能仅通过文字来解释，而需要切身体会，山崎闇斋也正是注意到了这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山崎闇斋的思想也受到了佛教中开悟的影响。所以山崎闇斋学习朱子学的方法便是直接阅读朱子本人撰写的作品，而不去参考后人的注解版本。他认为通过这种“体认自得”的方式，可以领悟到从文本中表现不出来的朱子的真正思想，而他所说的话语可以等同于朱子的话语。因此，他的门徒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记录下了他的每一句话。闇斋的话语具有很强的特权色彩，他在讲述朱子学理论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形象、具体、通俗并且带有感官色彩的方式。时而表现激烈，时而严肃，时而沉静，他是在调动全身细胞来向学生演绎授课的。因此他的学生在记录老师的学术理论时也一并记录了他的肢体动作。即便在闇斋去世很多年之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的讲义笔记也一直流传了下来。山崎闇斋之所以给自己取名为“闇斋”，经常穿红色的衣服，用红色做书的封面，都是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

荻生徂徕则非常讨厌山崎闇斋。徂徕做学问的方式是直接阅读古籍原典，在否定朱子学的前提下创建出了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他认为朱子学理论中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朱子在一味地创建理学体系中对部分内容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而我们需要回归到孔子的思想当中去学习儒学，因此我们要去阅读孔子读过的书籍。而孔子读的不是《四书》而是《六经》。即便我们同孔子所使用的语言不同，但在阅读时所看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可以的话用中文诵读会更好，而如果直接用日语去诵读的话则可能会出现错误的解释。荻生徂徕认真学习了中文，但当他与偶尔来到日本的中国人交流时，发现语言完全不通。这是因为徂徕当时学习中文的老师大都是从扬州、宁波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我相信肯定是因为方言的原因导致徂徕没有学好中文。当然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学习中文并不现实，便退而求其次先利用素读的方式进行学习，之后将文中的句点去掉后进行默读。只要不出声用日语读文本，单用眼睛读书的方式是与中国古代人读书的方式一致的，就能够确保读到正宗的原版。所以他把这种读法称为“看书”。

由此，在读书的问题上，有声音和文字两大形式在进行对抗。山崎闇斋代表的是声音这一派，而荻生徂徕则是文字这一派。所以山崎闇斋与荻生徂徕的对立不仅仅体现在思想体系上，实际上他们所用的知识传播媒体也是不同的。荻生徂徕正是通过“心志身体”的方式达成了知识身体的内在化，建立了徂徕学。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在当时很少能够传至国外，而徂徕学是一个特例，它以其独特的思想逆输出至中国及朝鲜，对中国清朝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对当时朝鲜半岛的儒学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朝鲜有名的儒者丁若镛就受到了徂徕学的影响。

江户时期的儒者不出声阅读的速度非常快，他们每天可以花两小时读完汉字100页，字数大约在2万字左右的汉籍。若是发出声音去读的话是绝对达不到这个速度的，但当时年轻的儒者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种阅读方式。我把这种阅读方式称为“扫描式阅读”，而江户时期的儒者都是这样用眼睛一行行扫过去来进行阅读的。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贝原益轩。贝原益轩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书，但是从学术研究这个层面来看他的建树并不是很多。他除了少量的学术类书籍外，大部分都是一些随笔，绝对算不上是经典的古典研究。但他写了很多实用类的书籍，比如他写的《大和本草》便是日本本草学的一个经典。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对于中国医学来说是一本经典之作，日本的很多医生也有参考此书进行学习。但是《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都是中国的药草，有些在日本是采集不到的，所以贝原编写了日本版的《本草纲目》，也就是《大和本草》。他甚至在《大和本草》中提到由于日本人身体比较弱，有些药草的使用量需要减为中国人的一半。贝原在70岁之后特别爱写一些面向大众的，称为“训”的书籍，比如他写的《和俗童子训》就是一部关于育儿的书籍，主要针对的是幼儿、儿童到青年期不同阶段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大和俗训》则是教导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的一部书籍。《养生训》则顾名思义，是一部教人如何长寿的书籍。除此之外贝原还写了很多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阅读。所以贝原书籍的受众群体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书不针对有志于学术的群体，而针对于那些对知识有些许兴趣的一般大众。我们在对江户时期大众的藏书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多人在家中都会收藏有贝原益轩的书。可以说贝原搭上了出版普及时代的顺风车，出版了大量面向大众的读物。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人从思想家的角度高度评价贝原益轩的，因为他没有写出任何一本能够媲美荻生徂徕的著作，也没有用汉文出版过书籍。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则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贝原益轩在当时是真正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果我的这位好友贝原益轩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感谢我帮他做了这么多的宣传。他最终活了80多岁，是一位非常认真却有些不太好相处的人。

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石田梅岩。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年轻时前往京都做一些底层劳动者所干的活。但他有一颗热衷于学习的心，当时在京都有很多儒学者在讲学，他便时而前往旁听。也就是说他不是通过读书而是单用耳朵去听来掌握知识的。他在常年劳动的过程中思考问题并结合旁听到的知识终于令他开悟，这个开悟过程经历过两次。他认为开悟之后的自己能够与身处2500年前的孔子心灵相通。他认为孔子是圣人，孔子的心定与天地相通，而一般人只要努力都可以达到与天地互通心灵。他认定自己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真正掌握了真理。当时一些主流儒学家都是通过阅读汉文古籍来学习儒学的，虽然石田无法读懂这些经典，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是与圣人之心相通的，而文字理论只能传达出圣贤真正内心的一部分，即便不去阅读文字也可以成功理解圣人之心。虽然人们崇拜能阅读经典的学者，但在石田看来他们只是在掉书袋而已，他们并没有做到言传身教。石田认为真正的方法在于将知识通过口述的方式传给大众， 所以他便在家门口摆放讲桌免费进行授课，然而并没有很多人来听。虽然最初没有多少听众，但由于他一直坚持讲学，慢慢还是收到了一些被他的热忱所打动的弟子。石田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叫手岛堵庵（1718-1786）的商人十分有名。他认为即便老师已经去世，他的思想仍应传承下去。而又因为他们的受众群体是不识字的一般民众，所以应该采取讲述的方式进行传播。他在讲述的过程中插入大量的故事段子来吸引听众，收获了众多粉丝。虽然他讲述的内容并不高深，但很是有趣。手岛在讲述中还吸收了“落语”的表演形式，发明了“道话”这种演讲方式。通过弟子手岛“心学道话”的发明，石田梅岩的思想很快传遍了整个日本。通过知识传播媒体的转换，在导入演说的方式下，思想得到了最大规模的传播。虽然山崎闇斋运用的也是讲述的方式，但他的受众群体仅限于自己的学生，所讲的内容也是高深的朱子学理论。而“道话”则采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述，即便不识字的一般民众也可以听懂，因此它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辐射到全国各地，甚至一直持续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江户幕府感受到了手岛堵庵的影响力和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曾请他的弟子前来为官员讲学。不仅是幕府，连地方的大名也先后请手岛的弟子为民众进行演讲。为政者总是在考虑怎样才能治理好百姓，而他们发现 “心学道话”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的思想史研究中，有很多学者都认为石田梅岩的“道话”所讲之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意味着思想的堕落，水平也越来越低。但是如果我们从知识传播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特殊之处及其带来的贡献。

辻本雅史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师生

媒体革命与近代教育

近代学校是靠文字和出版来传播知识的。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在最初是参考法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建成之后仅花费了50年左右的时间就赶上了西欧当时的学校水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从媒体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文字还是出版都早在江户时代已经出现。如果只看内容的话，出版印刷的书籍从竖着书写的汉文变成了横着书写的文字，所以大家都认为明治时代相较于江户时代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但从媒体的视角来看便可以看出其中是具有一贯性、连续性的。当时日本的就学率甚至达到了90%，从媒体的一贯性来看，达成这样的成就并不奇怪。而在近代知识的制度化下就诞生了大学，大学被称为近代知识的一个顶点，而图书馆以及书籍印刷则成了知识的一个象征。而现在，处于第二次“媒体革命”当中的我们可以发现支撑着近代知识的媒体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我认为这是近代知识结构的一个危机，也是大学的危机，从江户时代延续了400多年的文字社会或许即将迎来解体。作为一名大学人，面对在“媒体革命”开展的当下呈现出的危机，我不禁开始思考我们知识与思想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将要交给年轻一代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