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富特文格勒神话的崩塌

1995年5月，在罗纳德·哈伍德的话剧《指挥家的抉择》首演后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奥托·克伦佩勒女儿的一个电话。

“你告诉我，”洛特在电话里说，“在哈伍德先生的剧作里，那位负责清理纳粹遗毒的代理人是不是真的称呼富特文格勒博士为‘威廉’，或者甚至是‘威利’？”

我跟她说了一些关于戏剧处理的问题，而且那位调查者，嗯，是个美国人。

“从来没有人，”洛特·克伦佩勒在电话里大声说，“敢用‘奥托’来称呼我父亲。”

对于活过纳粹时代的那一批伟大指挥家来说，无论他是一个忧虑缠身的流亡者，或者像这位柏林爱乐乐团总监那样，成为了那个罪恶政权在文化领域的招牌人物，他们的形象就意味着一切。在希特勒战败后，富特文格勒称他为了保护巴赫和贝多芬的伟大精神，为德国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来没有人，比那些在希姆莱的恐怖统治下的德国人，更加渴求贝多芬，渴望听到更多来自贝多芬的关于自由和博爱的表达，”他对审查委员会这么说，“而我与他们站到了一起，对此我并不后悔。”

富特文格勒并不是纳粹党成员，也有证据表明他帮助了一些犹太音乐家躲过盖世太保，逃离那个国家。西方盟军盖章认可了他的这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位核心人物去东柏林为俄国人指挥。从此以后，一堆传记作家们对这样的判定照章全收，直到哈伍德在他的剧本里投来一瞥略带疑问的眼光，但还是摇摇手指放过了老威利。

现在，一封书信突然公诸于世，展示了富特文格勒不那么光彩的一面。这封信由钢琴大师阿图尔·施纳贝尔写给他在美国的地下情人（也许这就是这封信直到现在才露面的原因）。施纳贝尔被迫离开了德国，他在信里写道，1947年的一个夏夜，重启指挥工作之后的富特文格勒前来拜访他。

“昨晚富特文格勒和他太太来看我，”施纳贝尔写给玛丽·弗吉尼亚·佛尔曼，“那种感觉一部分令人愉悦，另一部分则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这些德国人不可救药，也无力自救。他表现出的情绪一如既往，混合了傲慢、怯懦和自怜。”施纳贝尔是第一个录制32首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是富特文格勒认为在当时在世的音乐家中，少数能够在智识上与他平起平坐，而且他也重视其意见的人。

施纳贝尔继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些德国领袖的圈子中，就流传着那些充满谬误的论断。例如他们打了败仗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被人刀刺在背。那些德国人毫无任何负罪感……而现在，富特文格勒昨晚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异常兴奋、歇斯底里、大声咆哮），他说他从来不认识任何纳粹党人。德国人和纳粹不仅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而且彼此之间充满敌意。”

想想看。富特文格勒在1933年被戈培尔委任为帝国音乐协会副主席，他还经常在希特勒面前指挥。我有一张照片，是一场音乐会后，他伸出手等待与希特勒握手，还有一张是他在拜罗伊特，与元首站在一起。“从来不认识任何纳粹党人”？威利你再说一遍。

施纳贝尔写道，他的客人抱怨“如今每天都有数百万德国人被谋杀，但整个堕落的世界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富特文格勒继续承认：“还没有人问他，他就表示‘那个政权’当道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段美好时光。”

这封信的来源无懈可击，不带个人恩怨，因此才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它粉碎了富特文格勒长期以来树立的艰难时期尽力守护音乐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否认自己在纳粹文化神话中占据的核心地位的人，从而否认自己曾经衷心愿意用音乐为那个政权增光添彩。

他承认，在第三帝国统治下他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感受到的任何怜悯并非针对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而首先是为了他自己，其次是为当时生活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人。施纳贝尔眼中看到的富特文格勒是一个拙劣的伪君子，就像整体意义上的德国人一样，不愿意承认与希特勒同谋的罪恶感。他不是伟大艺术的守护者。他只是一个滑头角色。

富特文格勒神话的崩溃会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超凡脱俗的指挥风格使他的音乐会具有了宗教一般庄严的光环，他是阿巴多、巴伦博伊姆那一代人的榜样，是一个拥有不朽魅力的存在。在柏林爱乐乐团登上权威演绎巅峰的发展史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居功厥伟。推倒富特文格勒，德国传统就失去了权威。皇帝协奏曲可能需要一套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