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知识是相处的复杂方式和对无法掌控的外部影响的有意让步

【编者按】

《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汇集了美国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关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文章。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作者试图探讨以下核心问题：文学究竟能为伦理学做出怎样的贡献以及如何做出贡献。作者将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其特有的风格与形式，纳入伦理的考量之中，并在回应“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本文为该书《话语形态与生活的艺术》一节，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故事的事实呢？普鲁斯特认为，一部要表现爱的知识的作品必须是一部能够表现认知痛苦的作品。此外，如果它要传达这种知识，而不仅仅是表现它，它必须能够引起读者的痛苦反应。普鲁斯特小说的读者通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活动来了解他或她自己的爱，这种活动包括对马塞尔的痛苦的共情参与，对他的痛苦的同情回应，以及相伴随的“挖掘”他或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以获得类似的爱。在经历痛苦的过程中，读者接触到关乎他或她自身状况的现实。普鲁斯特式的最终观点为这幅图景增添了反思活动。因为即使马塞尔在创造他的文学作品时，分辨并阐明他的爱的模式，彰显其间歇性的结构，读者借此理解了普鲁斯特作品的整体模式（并以一种同样清晰的结构，把她自己的生活置于她之前），像马塞尔那样，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当下的经验，并占有她的爱的全部。唯一能促进这种认知的文本，将是一种将情感材料与反思进行必要结合的文本——也就是说，一种像普鲁斯特小说那样自成一体的文本。他关于人类心灵真理的观念——它的内容是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样的认知活动来掌握它——决定了他对哪个或哪些文本可以作为认识的载体和来源的看法。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安·比蒂的小说，一些类似的东西以更大的力量施加于我们。因为，如果不可能独立于那些既向我们展示又给予我们认知经验的文本去掌握认知观念的真理，那么，要在一个非叙事性文本中展示我归功于比蒂的有关爱的观念及其知识，就显得更为困难了。这种知识“有点缓慢”，它在人性的时间中延展。它根本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种与另一个人相处的复杂方式，一种对无法掌控的外部影响的有意让步。在此不存在充分必要条件，不存在确定性。为了在一个文本中充分展示这些思想，我们似乎需要一个文本来展示事件的时间序列（它有情节），它能够呈现一种具体人类关系的复杂性，能够同时展示否定与让步；没有给出任何定义，神秘依然存在。非叙事性文本能做到这一切吗？我们几乎难以想象我们（或者芝诺）如何在一个文本中描述与捍卫关于爱的认知观念，而不去参照任何完整的文学作品——也许是使用简要的案例。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因为我们所讨论的经验基本上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并且它宣布了一组充要条件，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在比蒂看来，即使是通过简要的案例，这种处理也注定会显得空洞，缺乏丰富的质感，而这种质感在这里展示了爱的知识。我们似乎不需要比这个具有开放性的真实故事更短的单元。这种观念认为，如果我们试图拥有一种生活的科学，我们就不能爱；它必须通过一个自身摆脱了科学的文本来得到体现。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我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它的不可被取消的理由将变得更为充分。因为，就如我所提出的，这个故事不仅描绘了俯身与学习俯身，而且还支持我们参与这样一种信任和爱的活动。我们在阅读它时悬置了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允许自己被文本和我们对话的人物所感动。我们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相信。相比之下，我们在哲学文本面前的态度看起来是拘谨和缺乏爱的——询问原因，质疑和仔细审视每一项主张，从模糊中费力获得清晰。当比蒂把爱的知识与信仰相联系，而不是与哲学论证相联系时（当她把露丝描述成一位阅读俄罗斯小说家作品的文学教师，而不是阅读康德的哲学教师时），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显然，当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时，我们并不是很有爱的造物。“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许这不是一个完全信任他人的人说的话。“你猜到我爱你吗？”“妈妈，你一直在用‘爱’这个词来说不同的事物。但你能不能告诉我，当你用这个词时，你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些事物的共同之处缺乏了解，你肯定知道这一点，妈妈，因为你经常谈到爱。”他不会得到回答。并且，如此讲话，他已经不再是她的孩子了。

在一部文学作品（比如这个故事）面前，我们是谦虚的、开放的、主动的，也是多孔的。当我们在处理一部哲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是主动的，有控制欲的，将不留任何不设防的侧翼和未经驱散的神秘。很明显，这太简单和概要性了，但它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不仅仅是情感缺失的问题，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被动性问题，它涉及信任，涉及对不完美的接受。

但在最后出现这样的讨论，让这听起来很可疑。我说安·比蒂的故事给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意味着什么呢？而我显然是在写一篇有关这个故事以及它与其他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的论文。比蒂的故事本身就足以说明爱的知识并向我们传达这种知识吗？我是否可以引用这个故事并放上我的评论来结尾？我们就不能只看这个故事吗，也许与普鲁斯特的小说一起看？我所描述的知识中有什么本质上是哲学的吗？或者在哪些方面哲学不仅不是一个对手，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朋友？

在此，我常常发现自己在谈亚里士多德式的东西。我相信，当我们把这三种对立的爱情观及其知识放在一起，审视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我们的经验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在理解上就取得了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论文中没有什么不是已经存在于这些故事中，也没有什么不是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让我们对这些故事感兴趣。但是，正是哲学，或哲学批评，建立起了这种冲突，澄清了这些对立，使我们从一种对这个或那个故事无法表述的同情，转向对我们自己的同情的反思。当我们了解马塞尔故事以何种方式引发唯我论时——以及唯我论是如何在相反的故事中被克服的，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马塞尔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是通过任何知性的计谋，而是通过爱本身。我们把哲学读者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与小说读者的开放态度进行了比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承认，是哲学，而不是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故事的边界和局限——让我们回到比蒂的故事，可以说，通过澄清它与普鲁斯特的认知的唯我论的关系，让我们对故事产生信任。再一次，是哲学而不是情感冲动，向我们表达了如下观点，即这种知识可能是知性把握之外的事物——可能是一种情感回应，甚至是一种复杂的生活形式。并且，在经过反思性的审视之后，我们的理解会更加坚实——虽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此了然于心。我们不太可能因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性主张而偏离它或对它产生不信任的态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哲学中这种看似没有爱的探究和质疑，也能合宜与耐心地应用于“现象”——我们关于爱的经验和我们的爱情故事——给予最为温柔和最具保护性的关怀。

关于这一点，还存在另一个层面。我们认为，关于爱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爱的哲学理论，与我们在故事中所发现的事物并不相符，因为这些理论太简单了。它们只想找到爱存在于灵魂中的一件事，只想找到其知识中的一件事，而不是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这个故事可以向我们展示一种复杂性，一种多面性，一种在时间变化中的多样性，这在明确的理论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在普鲁斯特的理论中也是如此。我们说过，由于这种复杂性，从哲学上确切地谈这种观点是非常困难的。好吧。但是，再说一遍，哲学不是说“看一看”吗？这不会让我们止步于一些过于简单的想法，比如普鲁斯特的，难道不是哲学把我们引向这个故事，并告诉我们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吗？这看起来太傲慢和沙文主义了，有些人肯定会说：“不，这是人心本身，是爱本身。我们不需要哲学教授来告诉我们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回答是公正的。但有时，我想人的心灵需要将反思作为盟友。有时，我们需要条理清晰的哲学来让我们回到心灵的真理，并允许我们相信那种多样性，那种令人困惑的模糊性；将我们引向“现象”，而不是其“之外”“之下”或者“背后”。

那些时间是什么？或许当有人感到需要一种关于生命的科学时的时间。普鲁斯特和比蒂用不同方式表明，这种需求就像我们对自足性的需求和我们对暴露的恐惧一样深刻而持久；并且事实上是一种需求的形式，意味着一种治疗性的哲学总是有工作要做：揭露这些不同的自我欺骗的计划，展示它们潜在的亲缘关系及其异常的后果，并指出它们所掩盖或否认的生活的各个部分。刚才我们把哲学家描绘成一个怀疑和缺乏信任感的人物，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拒绝未经审视的事物的人物，这使得他与那些认知经验的寻求者颇为接近。这对于在某些背景下的某些哲学家来说是真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某些背景中，这种怀疑的不安可能会导向对日常生活多样性的尊重。在某些情况下，正是哲学家首先说：“看一看，观察它的多面性，看看这里不存在认知的确定性。”通过打破简单化、击倒确定性，他打开了一个爱的故事得以存在并发挥影响的空间。

为了给爱的故事腾出空间，哲学必须更加文学，更紧密地与故事联系在一起，并且比通常情况下更尊重神秘与开放性。它必须贴近最好的和真正最合理的非哲学性写作。我发现这一人性哲学的观念在威廉·詹姆斯的《道德哲学家和道德生活》一文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

在所有这一切中，哲学家与其他我们这些非哲学家的人一样，只要我们是公正的、本能地具有同情心，只要我们对抱怨的声音持开放的态度。他的作用实际和当今最优秀的政治家无异。因此，他关于伦理学的著作，只要真正触及道德生活，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与一种公认的试探性的和启发性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文学结合起来——我指的是与那种深刻的小说和戏剧，布道、治国之道、慈善、社会和经济改革有关的书籍相结合。以这种方式处理的伦理学论文可以是浩如烟海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但它们永远不可能是终极性的，除了它们具有最为抽象和最为模糊的特征，它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放弃过时的、明确的、可能是“科学的”形式。

但是，我认为，如果哲学家只是把这个领域留给其他这些写作形式，那么他或她就永远不会完全公正，也不能给人醍醐灌顶的启发。詹姆斯需要的是结盟，而不是投降。显然，不是任何一种哲学都可以成为文学的盟友；为了成为盟友，它必须采用不否定文学洞察相对抗的形式与过程。但是我们有关亚里士多德式哲学的图景已经指出了为什么它仍然应该保留一种独立的批判性身份——为何彼此独立领域的结盟对于双方的公正和启迪都是必要的。

没有一种话语形式是认知性的。没有一种风格或方法包含确定的真理标准。没有一种不能用于以自我欺骗为目的。但是，也许在哲学与文学彼此之间专心的——或者我甚至可以（太天真地？）说是充满爱的——交谈中，我们可以希望在某些不受手表控制的时刻，偶然地发现一些神秘而不完整的事物，类似于有意地俯身（投入），走向恩典。

《爱的知识：写在哲学与文学之间》，[美]玛莎·C.努斯鲍姆著，李怡霖、于世哲译，范昀审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