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能、信息伦理学、数字方法……看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处身的世界，并昭示着信息文明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思维方式、概念框架、制度安排、教育设置、社会结构等的变化却相对滞后，未能跟上现实的变化。

其中，实在与虚在、主体与客体、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自由与权力、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个人隐私与网络公开、人体信息化与社会公平、异质器官与人的身份认同、电子人与自然人等新旧观念的种种对峙和冲突，正在激发当代的哲学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技哲学创新团队在完成集体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出版了《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译丛》。9月2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论坛暨译著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译著发布会上发布了最新出版的《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译丛》，包括《在线生活宣言》、《创建互联网智能》、《无线》、《信息伦理学》、《数字方法》5本书。

译丛主编成素梅和译丛策划衷雅琴对《信息伦理学》、《在线生活宣言：超连接时代的人类》、《无线》、《数字方法》和《创建互联网智能》五本译著进行了介绍，并指出，5本书之间有着鲜明的逻辑关系，从信息伦理学、到互联网哲学，再到人工智能哲学，呈现出阶梯式递进，展现了信息文明和信息技术的全部框架，尤其是对信息文明可能涉及的哲学问题均有所提及，既有现实性，也有前瞻性。在随后的讨论环节，王战、刘大椿、高策、王天恩和成素梅等嘉宾围绕共享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异同，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应只限止于棋类游戏、如何摆脱既追求发展又恐惧发展的二元困境等话题进行了有趣又不失思想深度的对话。

《在线生活宣言》

《在线生活宣言》是由欧盟委员会通信网络、内容和技术总司组织欧洲学者共同完成《在线生活倡议》项目的研究成果总汇，项目组由人类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法律、神经科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内的15名专家学者组成。全书由在线生活宣言、评注和相关的阐述性论文三大部分构成，系统地探讨了超连接世界对公共空间的影响、欧盟数字议程中的政治问题以及决策的社会预期，剖析了制定决策所依赖的参考框架，试图通过概念重构活动，来更新现有的概念框架，从而为在线生活导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提供新的理解方式，为更有把握地展望未来提供概念基础。这是一个建设性的目标。

《宣言》认为，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把握实在的界面，当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由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太快时，现有的概念工具箱就不足以再适合用来解决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本身不只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风险。一方面，概念的匮乏可能会导致无法对未来的消极设想：我们恐惧和拒绝不能被明确理解的东西，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各种恐惧便是典型一例。另一方面，当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工具，而是成为一种环境力量，不仅彻底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具有了伦理、法律和政治意义。

这些变革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在现代性的土壤中确立起来的各种发展理念。现代性的时代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们把自然界看成是被动的、无止境的存储器，渴望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揭示其秘密并对其进行控制，并基于合理性的力学隐喻，运用分层模式来建社会秩序。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动摇了现代性意识中所潜藏这些观念，或者说，现代性的这些理念越来越变成了当前制定应对决策的理念障碍，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寻找超越的概念框架。

在线生活对信息与数据的依赖，不仅造成了信息过剩、认知超载、真假难辨、注意力分散、隐私泄露等局面，而且造成了新的系统性风险，因为人们在在线生活中，被不断地自动记录、存储和计算的行为数据，在为适应个性化生活创造了无穷机遇和开辟了新的知识空间的同时，也使潜在地蒙蔽了人的视域，削弱了客观性，强化了偏向性。所有这些迫切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人性和人际关系，重新反思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向，重新揭示人与物理世界的关系，重新探讨我们应该如何交往、如何建构自我、文化、社会，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与安全，如何更加公平地制衡权力等新的问题。

《创建互联网智能》

作者认为，互联网正处于从基础上发生变革的边缘。今天的互联网是内容与软件的分布式网络，但伴随它自身的高阶相干模式，很快它将成为一个自组织的智能系统，不仅仅作为心灵起作用，而且是作为一个世界，多种多样的数字生命形式栖居其间。

作者试图阐述要让互联网越过当前的状态并迈进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某些基本的概念。作者预测，计算机程序将戏剧性的超越人类的期望。在未来，通过和与互联网上的集体数据资源相联系起来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交互，对人类的集体动力学的理解将会被极大的增强，这是很多未来学家所没有关注过的。

今天的互联网包含了为创建一种全球的分布式智能系统所需要的所有计算能力，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人类智能，对于数字有机体来说，既是心灵也是世界。作者所提出的观点提供了让这种潜能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而这种概念框架就是所谓的“荒野计算”。也就是说，互联网自身将变成心灵，以及数字有机体的世界，为了发挥更大作用以及生存下去，栖居于网络中的软件将以灵活和不可预测的方式运行。荒野计算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新类型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聚焦于自组织网络和涌现动力学，而不是算法和数据结构。人工智能在这儿至关重要，因为人类没有时间或能力来处理现代网络所带来的过量的快速多变的信息。网络计算革命是必要的，不仅因为互联网是一种网络（网络的网络），而且也因为心灵、大脑和生态系统也必然是网络（同样也是网络的网络）。

在此基础上，作者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关于心灵和智能的一般理论。如果我们将要谈论互联网智能，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智能。借助哲学的背景，试图建立一组为了表达互联网、心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工作概念术语表。以及对和进化、心灵以及复杂性相关的基本概念的澄清。并关注作为网络的心灵，探索心灵网络是如何与计算机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协同作用的。

第二部分处理网络。作为心灵的网络。作为一种新类型经济的网络。作为世界的网络，作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的系统。有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的未来会在其内部发生相变：从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机网络转变为一个一致的、自组织的世界/心灵，我们以前从未曾遭遇过的类型。

最后讨论使得这种相变得以实现的具体步骤。下一个阶段的网络将会进化。作者描述了为了能使得网络进化到下一个层次所需要的软件类型。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因特网能动者的通用通信协议；简单的互联网人工生命四处迁移并做有用的事情；以及类似Webmind这样的互联网智能。关于这些元素的网络，合并起来，将创造未来的智能网络。

《无线》

作者提出，“无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无线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本书的核心是关于无线的实在性问题。核心观点是将“无线”看作是一种实践。既然是实践，那么首先应当确认的是实践的主体。但我们很难定义“无线”的实践主体，因为不一致和缺乏兼容性恰恰是无线的特征，它们漂浮在媒体、设备和环境的泡沫中，包括互联网和城市。

在方法论上，本书的作者艾德里安·麦肯齐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威廉·詹姆士的“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没有特殊的世界观，对世界的理解常常是基于实际的有用性来衡量理念的。

以此观点为出发点，一方面，从詹姆士的“激进的经验主义”出发，当我们在理解事物时，重要的不是理解事物本身、而是理解与该事物有关的各种要素如概念、感觉、事件、图像等融合在一起的过程。这些过程是由直觉所引导的。而直觉首先是一种思考与事务之间的关系。这样，在激进的经验主义的启发下，麦肯齐首先将我们对无线的物理实在性的讨论转向了关系实在性的讨论，无线的连接关系是实在的。

另一方面，激进的经验主义对我们理解无线的第二点贡献表现在它改变了我们对“物”的理解。詹姆士为“物”所设定的没有完结的或开放的特征很适合用来讨论无线网络。我们可以把无线的运作过程看作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实践过程。这构成了本书的认识论前提。

接下来，作者从对设备、项目、实践、图像、标准、政策、程序和组织的描述讨论了无线中所蕴含的各种关系：如第二章考察了以伦敦和台湾为代表的“无线城市”的理念。第三章转向对无线芯片和无线数字信号处理的技术讨论。第四章对路由器、天线和其他无线组件做理论分析。第五章介绍无线网络的管理，侧重于讨论无线网络建设、映射及连接在无线两条重要线索上的实践反映——无线节点数据库和天线。第六章讨论无线与产品之间的关系，包括索赔、承诺、怀疑、认识和不信任。无线技术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出现。第七章描述了一种与“世界”、“全球”和发展相关的无线。

总之，无线的发展印证的是网络文化的扩张，它蕴含了一种新的“城市哲学”。如果全球化是一个通信和传输网络的系统的话，那么其间的电子产品和网络设备则代表了系统中的个人经验。尽管无线没有“线”，但通过无线所勾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却是实在的。无线根据我们的需要、行动和兴趣重塑了空间，使我们意识到物和感觉并不是关于经验的相反的两极。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改变原有的信念，打破人和非人、远和近的关系的排序，重构我们有关“经验”的信念。

《信息伦理学》

作者提出，信息有三个维度：第一，它是一种资源，第二，它是一种产品，第三，它是一种目标。由此可见，把信息伦理学视为一种包含信息作为资源的伦理学，信息作为产品的伦理学，以及信息作为目标的伦理学的伦理理论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做忽视了下述之点：信息的产生与传播，尤其是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手段作为媒介实现的信息产生与传播，导致了诸多引发伦理评价的后果，然而，仅仅把这些后果理解为源于信息的上述三个维度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确切地理解它们的根源，因而不足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地应对这些后果。

因此作者认为，一种更为周全的信息伦理学应当合并这三个信息维度，进而考虑整个信息循环，并且以一种与信息相联系的方式分析所有有关实体（包括所有道德主体）及其变化，行动与互动，这样的分析应当把他们视为他们作为信息系统所属的信息环境本身，或信息圈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这一环境相隔绝的事物。因此构建信息伦理学就在于，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基础上，如何构建一种关注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手段作为媒介实现的信息产生与传播的伦理理论。

就建立这一概念框架而言，一个基础性观察是，任何行动，不论是否有道德承载，其最低限度的逻辑结构是一个能动者（或施动者）即主体，和一个受动者之间的二元关系。然而，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下述立场：信息伦理学应当关切信息本身，也就是说，它所关切的不仅是所有人，他们的修养，福祉以及社会互动，也不仅是动物、植物以及它们的自然生命，还包括任何存在的事物，从绘画和书籍到星辰和石头，任何可能或将要存在的事物，如未来的后代，以及任何曾经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事物，如我们的祖先。这一立场使得信息伦理学成为一种受动者导向和存在中心的理论，并因此而区别于其他的伦理学。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一些相关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论述。第六章讨论了如何理解信息圈的固有价值的问题；第七章考虑了如何理解人工能动者的道德属性的问题；第八章探讨了，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手段作为媒介实现的信息产生与传播为发展种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建构所提供的契机；第九章探讨了如何理解人工之恶的问题；第十章讨论了，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手段作为媒介实现的信息产生与传播也给人类生活带来某些令人不快的结果；第十一章讨论了如何从信息的角度理解自我；第十二章讨论了信息隐私的本性；第十三章讨论了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成了某些伦理上受欢迎的进步，即分布式道德；第十四章讨论了如何从信息伦理学角度理解商业伦理学；第十五章考虑了信息伦理学在全球化中的应用；第十六章回答了对于信息伦理学的种种质疑。

《数字方法》

《数字方法》一书主要介绍了理查德•罗杰斯等人自2007年发起的“数字方法倡议”以来所构建的一种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方法。理查德•罗杰斯等人将这种方法称之为“数字方法”。数字方法与虚拟方法相对应，其中虚拟方法指的是将现在的社会学方法，例如调查、问卷等转换或者移植到web上的研究方法。而数字方法与此有着本质的差异，数字方法旨在将web重新地应用于社会和文化研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数字方法更专注与web媒介本身的研究，并扎根于web，也在web中发展壮大。数字方法研究的基石在于web作为数据来源的科学性。作者主张将web作为重要、严肃而可靠的数据来源，应该对web应用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进行重定位。

数字方法对互联网的认识基础是虚拟已经终结，网络空间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后网络空间时代。此外，数字方法的本质进路是遵从媒体，遵从互联网本质的演变特性，遵从互联网的各类原生数字对象，遵从互联网的主流工具和平台。基于遵从媒体的进路，数字方法开发了距离方法、截屏纪录片、跨圈分析方法、后人口统计方法等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并综合地利用这些方法，对搜索引擎的权利、国家web特征、维基百科的文化参照以及社交媒体的后人口统计等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与分析。

针对web中的原生对象，作者重点研究了“链接”和“网站”。作者研究了网站之间链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网站之间的政治关系，也通过链接计量来反映出网站的权威性。而网站是web的另一个基本单元，对网站的研究除了网站的评判、网站布局、网站导航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研究便是网站合集的研究。

对于谷歌，作者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谷歌化问题，另一是谷歌搜索引擎的权力问题。谷歌化指的是谷歌正在改变包括广告、软件应用、地理服务、电子邮件、出版和网络电商等多种在线行业的游戏规则。而这种谷歌化势必会导致谷歌权力的集中，因此应该肩负何种责任？

对于“国家Web研究”，作者聚焦于如何对国家Web进行概念化、划界以及分析。作者从方法论采用工具文化来裁定国家Web，并提出国家Web健康指数来构建国家Web特征研究。提议将国家Web视为国家画像的一部分，并研究了由此带来的影响。

作者基于社交网站平台，提出后人口统计信息。后人口统计信息是指人工统计信息从“生物政治”向“信息政治”的转向，其兴趣更多是品味、趣味、喜好、群体、接受的邀请、安装的App以及在线资料等。

进而作者开发出了一条使用维基百科进行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研究的一条新进路。此外，通过维基百科，尤其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语种的维基百科的参照研究能很好地揭示不同文化的差异。

在研讨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刘永谋教授指出，现在社会科学学者需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智能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大家都在思考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问题、认识论问题，但人工智能发展的真正阻碍或许会在社会制度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段伟文研究员提出，智能机器其实也可以有一种能动性（agency）。能动性以往都是人才用，现在机器也keyi 具有某种能动性，机器的能动性是对主体性模拟，建立了这个认识会有助于我们思考相关的伦理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英瑾教授指出，小数据加通用人工智能才能降低能力风险。

北京邮电大学的刘伟教授认为，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还是机器人，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数据，没有数据一切形式都没有意义，而如何理解数据的意义是所有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

东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怡教授关注的是共享、协作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共享可以产生集体行为，但不能必然地产生合作行为。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计海庆指出，考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人和技术共同进化的新型技术观，这种技术观不同于以往的工具论或实体论的技术观。从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因素可以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的起到某种继承性的遗传作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塑造和共同进化的关系。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戴潘关注了人工智能与全球脑的关系，他提出全球脑构筑在集体智能的基础上，集体智能从群体合作，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出现。人工智能和全球脑的关系，是构建未来的互联网基础上的，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重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