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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与网游|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
【编者按】随着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生活与数字文化的中涌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近年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以及网络游戏原罪论的争论便是其中一例。如何正确理解、看待这些新问题,便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难题。且不说农村青少年网游成瘾“重灾区”的说法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撑,农村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本身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把转型期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归罪于网络游戏,不仅有失偏颇,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数字生活已经成为日常一部分的今天,视其为洪水猛兽、一禁了之,更是因噎废食。正如人民日报近日撰文《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 妖魔化网游不理性》中认为,沉迷游戏的危害不在于“游戏”,而来自于“沉迷”。我们要防的是沉迷,而不是网游。对于网游成瘾,严管和放任都不是正确的态度,社会、家庭、网游公司以及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尤其是尽快解决留守儿童背后的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正途。在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办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现状、问题与引导”圆桌会议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对这一话题做了深度交流与研讨。现征得主办方同意,将专家们的发言精要刊发于此。以下是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冯彬的发言《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精要,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号。
媒体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体现其话语建构,是我们看待中国留守儿童及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媒体话语既是后者的反映也是后者形象构建、民众认知的主要渠道。2016年以前媒体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相对稳定,以留守儿童的关爱、教育等传统议题为主。但在2018年下半年伊始,有关留守儿童的媒体报道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两者相联系的议题,尤其以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青少年成网游成瘾“重灾区”》、中国青年报《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公众号阅读量10万+的《犯罪的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人,现在长大了》等文章为主。
“缺乏关爱”“犯罪”“阴影”是以往媒体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组词眼。同样,有关网络游戏的媒体中被提及较多的则是“成瘾”、“沉迷”等。将这两个联系起来,极易导致标签化的现象。
“留守儿童与游戏”议题报道的变化趋势
国内主要媒体有关“留守儿童”的议题报道中,涉及“网络游戏”内容的报道在2017年之前较为少见,就是说,把留守儿童与游戏两者相互联系的报道较为少见。但是,以“留守儿童”和“网络游戏”、“手机游戏”为关键词检索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8日为期12月的全国主要媒体报刊库,相关新闻报道数量就能相对明显地看出议题讨论呈现几何级的增长。
2018年以来,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数量显著增加。之所以二月和八月是两个峰值,与这两个月份恰逢是寒暑假有关,每年这两个阶段一直是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这两个话题的报道高峰期。但是只过去三分之二的九月,其新闻报道数量非但超过了八月,甚至在2017年全年报道量之上。以八、九月新闻报道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青少年成网游成瘾“重灾区”》是被各地方媒体转引最多的报道(参见下图)。
而同时期《人民日报》刊发的《防的是沉迷而非网游》《孩子迷网游,都有啥理由》《成瘾需引导,家长有啥招》等系列社评,无论标题还是内容,有关青少年网络游戏等使用等问题的讨论更为中立理性,但却无人问津,基本未被地方媒体转引。而中国青年报《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一文被转引报道时,多着眼点于“网络游戏正在逐步吞噬着乡村,大批乡村少年深陷其中,不仅不知自我约束,反而认为这是时代潮流,正如有人所说,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这一段话,但对文中作者所强调的留守儿童深处的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思考,如“家庭教育缺失导致留守儿童陷网游漩涡”却视而不见。
简单地说,有关留守儿童和网络游戏议题报道,时间点媒体报道规律呈现每年寒暑假为报道的高峰期,内容层面则更多是选择更为直接的,有明显结论性的内容,地级媒体选择转发的新闻多数为符合其预设性,诸如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这样相对符合大众需要的报道。反思性、探索性的内容在媒体报道中较为缺乏,诸如留守儿童为何沉迷手机游戏等话题,还有待深度挖掘。
媒介恐慌还是真问题
在讨论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或手机游戏两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搞清几个问题。
一、为何把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单独列出,与游戏成瘾或沉迷话题联系。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与其他青少年群体的媒介使用区别在哪里?而强调留守儿童,是因为这一群体更易沉迷还是更容易产生其他社会问题?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倾向。当然,也需要反思留守儿童为何偏爱手机游戏,仅仅是使用方便,游戏内容更为诱人吗?手机或游戏里呈现的世界跟他现实生活的环境相比更为吸引人。除了手机,他们所处的环境,家庭教育、乡村教育等能给予更多吸引他们的丰富多彩内容么?
二、数字成瘾还是游戏成瘾,技术控制与被技术控制的问题。如果把数字成瘾的问题等同为游戏成瘾,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土豆人、低头族等这些之前媒体成瘾研究的例子比比皆是。数字成瘾问题伴随着媒介的发展一直存在,不仅仅存在留守儿童或是青少年群体,成年人依赖手机的程度远超过他们。不同的代际使用媒介动机亦有不同。如果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衡量评判他们的世界,似乎有失公允。作为数字原生代,或是数字儿童的他们,他们社群间的沟通、互动、社交行为等多数依靠数字化的方式呈现。
三、游戏不是原罪。慎用“游戏成瘾”一词,虽然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游戏成瘾归类为了精神疾病,但是“游戏成瘾”诊断标准到底怎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确诊“游戏障碍“疾病通常需要相关症状持续至少12个月,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现行标准中所罗列的九种症状一般满足其中五项才可后续判断。也有提出“游戏成瘾”是“除了是否具备戒断、耐受和沉迷等相关成瘾症状外,还要看这类行为是否对自己、家人和社会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即其自身社会功能是否丧失或部分丧失”。
游戏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物,无论给游戏的标签是好与坏,都是不科学或者武断的,但当前的确存在好的游戏和坏的游戏,适度使用和过度使用游戏,都是需要我们思考以及面对的。留守儿童或许让游戏问题变得更为凸显,但是城市的青少年群体,甚至成年人群体,也面对着类似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游戏不仅是娱乐消遣方式,或者是社交方式,也是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现象。就跟曾经刚出现的电视、电影一样,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情感精神世界满足。我们看待、报道游戏的认知也需更加全面、深刻。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号,本文原题为《胡冯彬|媒体报道中的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留守儿童与网络游戏专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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