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母亲和妻子，都是我生命中的隐身天使

原创 许倬云 许倬云说历史

我心里一直存着界限：必定要有一个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得看见另一面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得见这个人，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自然条件，我会打开心门的。

与生俱来的伤残，这是我的灾祸，也是我的福气。

我一辈子不能做俊男，所以一辈子不能有美女。

十三四岁时，兄弟姐妹们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当年他们的学校都流亡在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只有我独居在重庆南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鸽，女孩子对我来说，眼不见，心不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现在年纪大了再回想起来，我对女性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姐妹、堂姐妹、表姐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我脑子里，女孩子从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无所谓可爱或可怕。

在我眼中，她们都只是个人而已。

1954年，许倬云在台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无锡念书那两年半，我忙得发昏，因为我必须从零开始，夜以继日地用功，直到成绩名列前茅。

说实话，如果我跟平常人一样健全，在正常学制里，不见得能激发出这样的学业兴趣与动机。

当时男女之防相当严格，教室里的座位，男生坐六排，女生坐两排。由于我免上体育课，当大家去上体育课时，教室里空荡荡的，只剩我一人。

男同学们有时会托我传书递简，要我拿信放在某个女生的抽屉里，等于是邮差，现在想来我觉得很好笑。

我也跟其他男女同学一起合办板报、写文章，那时候同学之中已经有人搞学生运动，江南学联的领导学校就是辅仁中学。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儿女之情暂时摆到一边，所以也没怎么样，我还觉得班上的女同学仿佛都是我的表姐妹、堂姐妹呢！

对我而言，每个人都只是个体，没有叫我特别动心的，而且班上男生和女生的人数比例是5︰2，每个女生都有我的朋友追求，在道义上我也不能再有什么行动，这是“江湖义气”。

我们在战争中、在逃难中长大的人，江湖义气摆第一。

在台湾大学时，我也未尝没有相当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只是缘分止于友谊。

在芝加哥读书时，大家开同乐会，我的工作常是在舞会门口收门票。

俊男美女虽多，但我不沾惹这些事。不过也有女同学觉得我为人直爽，跟我谈话有一定的趣味，我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聊。而且我对文学的兴趣很高，她们认为我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连外国的女孩子也愿意跟我聊聊天。

我很理解这种情形，甚至不把她们当女生，只是一些可以谈话的好朋友。

我开刀住在医院期间，有个中国女孩子在里面做事情，经常来找我，蛮照顾我的，别人误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后来连我也没有把握，她对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开自己，我在心里筑了一道墙，过滤外来的东西，使我不会盲目。这道墙是我天然的残缺，有其他动机的人，自然会被这道墙过滤掉。

我心里一直存着界限：必定要有一个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得看见另一面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得见这个人，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自然条件，我会打开心门的。

所以，欣赏我的性格以外的人是不会进来的，因为她不会欣赏我。

俊男美女很容易搭在一起，但那中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有这个天然的过滤器，比较不会犯错，直到遇见我的太太孙曼丽。

孙曼丽毕业留影，许倬云时为台大历史系主任

曼丽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的同班同学，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我对身边女生的高矮胖瘦常常搞不清楚。

我除了注重他们的课业，常常盘问功课之外，其他事就不太管了。

他们交报告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像有点怕我；后来我当了系主任，很多学生不敢到主任办公室来。老实讲，我对他们班上的同学一点都不熟悉，只是从考卷和他们写的文章，交叉配合，判断这个学生的程度如何。

因此，曼丽在学校读书时，我并没有追求她，直到她毕业两年后我们才开始交往。

当时我对学生们找工作的事是很愿意帮忙的，被我推荐的人很多。曼丽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现台北“中央图书馆”）。

那时候“中央图书馆”馆长是蒋慰堂先生，他是我的长辈，跟我私交很好。我是江南人，他觉得跟我聊天蛮有意思的，戏剧、文学…… 杂七杂八的什么都聊，无形之中就成为忘年之交。

蒋先生是徐志摩的表弟，大家都不晓得他童心的部分，他还会唱昆曲。当时他手上有个元明史的计划，他问我：“你有没有学生可以帮忙，担任我的助手？”恰好当时曼丽问我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她推荐，我就把她推荐给慰老。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圣心书院教书。

经过一阵子的交往后，我们觉得彼此都很相契，就决定结婚。

1969 年2 月9 日，在台北怀恩堂与曼丽共结连理

我们的婚礼就由李德心一手操办，1969年2月9日，农历年前七天，我们在台北怀恩堂结婚，由周联华牧师主持。

沈刚伯先生跟李济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沈先生还亲自挥毫写了长歌《丹凤吟》祝贺。当时，我母亲非常高兴。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福分，让我终于遇到不在乎牝牡骊黄的伴侣。

那时候我四面八方受人打击，又遭到情治人员的围剿，她隐约知道，但不清楚具体细节，我也不吓唬她，确实辛苦了她。

1970年，我们到了美国，那一年她才二十七八岁，抱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娃娃，拎着两个箱子。原本我只打算到匹兹堡担任客座教授，没想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我常说上帝是非常好的设计者，但却是非常蹩脚的品管员，所以我的缺陷非常严重。

不过，上帝对有缺点的产品都有产后服务，会派个守护神补救。我的前半生是母亲护持，后半段就是曼丽了。

她们是隐身的天使，我非常感激。

母亲和曼丽都是隐身的天使

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我必须交代。

为了照顾我，曼丽确实比一般的太太更辛苦，这是我感愧终身的！

好在我们相契甚深，其他都不在乎了，一辈子走来，感到生命充实丰富。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下辈子还是愿意再结为夫妻。

我自己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

当然，残疾带给我的疼痛，到老更甚，全靠内服外敷止痛，曼丽照顾我比以前更辛苦了。

我自问生死之间，看得很淡，唯有辛苦了曼丽一辈子，怎忍舍她而去？

如果真有来世，我还盼重续今生之缘，但是该由我照顾她了。

来世的职业呢？也许还是学历史，可以冷眼热心地看世事。

本文为2009年许倬云先生接受台湾“中研院”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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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倬云｜母亲和妻子，都是我生命中的隐身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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