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 悟道及悟理

本文摘自《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韦力/文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经历了人生第一场苦痛。该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因年幼而由宦官刘瑾把持朝政，王阳明时任兵部主事，他在上奏时批评了刘瑾等人制造的冤案，于是刘瑾将其抓捕入狱，而后贬到贵州龙场担任驿丞。他在前往贵州的途中，于家乡收了三名徒弟：徐爱、蔡宗兖和朱节。

王阳明在离开家乡时，赠送给他们《别三子序》，其中写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

他在序中表达了对当时儒生以辞章举业为人生目标的不满，担心圣学被湮没，所以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主要精力用在思考如何恢复儒家正统理念问题。

当时龙场的环境十分险恶，他还面临着被暗杀的风险，他一边要想办法避开暗杀，另一边也做好了遇难的心理准备，为此他造了一石椁，并称：“吾惟俟命而已。”而后“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阳明先生年谱》）

在此过程中，他还要担心自己病倒，每日里劈柴打水做饭，同时还唱曲调笑，终于在某一天突然间悟到了：“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阳明先生年谱》）

经过了生死考验及苦苦思索，王阳明终于悟出了格物致知之理，他为之欢欣，因为懂得了圣人之道要从心中求，而不是求于外物。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吾性自足”，这也是他思想的第一大转变。这件事在明代心学史上极具名气，被称为“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让王阳明懂得了向外界求理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理不在心外，原因是“心即理”。由此，他开始质疑朱熹的观点：“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

天下万物数量众多，如果要一草一木地格下去，穷尽人的一生也不能完成。龙场悟道后，使他发现朱熹的问题出在把“心与理”和“心与物”为二，但有时，他也会认为朱熹的所言自有其道理。比如，他在《答徐成之二》中说：“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

王阳明认为，朱熹虽然强调道问学，但有时也会讲尊德性，后世批评他支离，只是注意到了朱熹观念的一个方面。他又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他想以此说明朱熹晚年的观点与自己是一样的，其言外之意，仍然是说朱熹在中年以前的道问学观点确实有所支离。

其实王阳明在观念上确实与朱熹相去甚远，但朱子毕竟是大儒，阳明不希望留下轻诋前贤之议，所以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自我辩解称：“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得出了他的第一大核心理念：心即理。为了完善这个体系，他需要推翻朱熹的一些观念，比如，徐爱问他：“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在徐爱看来，世间万物之理如果只从心里去追求至善的境界，恐怕难以穷尽。而王阳明的回答是：“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就是理，天下万物和道理全部都在心中，这就是阳明学说的第一个核心命题。

对于这个核心命题，阳明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与王纯甫书其二》）

此后王阳明用“心即理”的观念对程朱学派展开了批判：“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王阳明《传习录》）

王阳明强调他的立言宗旨就是“心即理”，他立此宗旨的原因是世人把“心”和“理”做两分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的病痛，他要用“心即理”的观念来治理这些病痛。他讲到了当年春秋五霸抵御外族，貌似是遵从周室，其实都是私心，这种私心当然不合于理，但世人却觉得他们所做在理，世人只是看到了这些诸侯外在做得好看，但并没有看到这些诸侯的内心。

接着王阳明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把“心”和“理”一分为二，那就跟春秋五霸的私心一样了，因此只有心理合一，才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做到心理合一，人才不会虚伪造作，所以心理合一才是真正的先王之道。

王阳明的第二大核心理念是“知行合一”，这个观念形成于龙场悟道的第二年，即正德四年（1509）。《年谱》中说：“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王阳明提出此观念时，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在《与辰中诸生》中说：“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念，主要是针对朱熹后学中的一些流弊。这些流弊主要是知而不行。但是，当时一些儒生并没有理解“知行合一”的本质内涵，所以王阳明在此后的几年内，仔细思索如何将观念解释得更为周严。到正德七年（1512），他与徐爱在归越途中商讨问题时，方得以详细阐述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

《阳明先生年谱》中载：“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决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弟矣；乃不能孝弟，知与行分明是两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断耳，非本体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本体；故《大学》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色时已是好矣，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臭时，已是恶矣，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又如称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