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帝国最后的余晖：对“同光中兴”的再思考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

10月13、14日，第十一期“菊生学术论坛”之“中兴惘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同光时代”多学科专题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共同举办，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陆胤，历史学系韩策，社会学系田耕、凌鹏四位青年学者召集，尝试从多学科视野对“同光中兴”做一次“再解读”。

说不尽的科举

讨论的序幕在前一天已拉开。12日晚，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做客“北大文研讲座”，演讲主题为“科举停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教授做主持。“科举停废”是一个老议题，但杨国强先生的治学特色就是从老议题、常见史料中谈出新意。

杨国强教授的讲座以清末吴汝纶的名言发端：“天下有事，则功名多途。”他指出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中国的读书人基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清代中后期多了另外两条途径：捐纳（出钱买官）和保举（大吏推举得官）。前者是为不加赋税而维持收支平衡，后者是为因人成事。起初均非“常例”，但随着危局日亟，成为大幅度、长时态之事。此时这两种途径与科举入仕尚有异途和正途之别，朝廷努力维持着“官可捐，功名不可捐”，因为科举背后是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但长时间的积累，终使捐纳和保举改变了官场社会。由此，异途淹没科举，人心也开始漠视科举。

杨国强教授注意到，唐宋以来对科举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论者多谓科举取人太多、不能识人品、时文背离儒学经训。但科举制度能与这些弊病相伴而延续一千三百多年，说明其本身还有合理的一面。科举虽以知识为尺度，但最强调的是公平。公平有时与知识尺度矛盾，当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公平比知识尺度更深地牵动人心。历史上的科举批判论，多着眼于科考不能选出理想的儒家君子，或指责时文八股不合圣贤经义。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议论的焦点却变成科举不能产生应对时变的人才。但其时保举入仕大盛，洋务另开一格，这些议论并没有引出科举本身的变化。

杨教授认为，科举存废的真正转折点在戊戌变法前后，以《时务报》等趋新舆论为重要阵地。从乙未到乙巳，不足十年时间，以“人才出于学堂”为由，而促成学堂推倒了科举。后来梁启超虽承认科举非恶制，但此时已不合时宜。他们对科举发动“总攻击”，要求朝廷大变科举，州县遍设学堂。实则是以“智”打倒“愚”，以知识打倒义理。与此前相比，新派论说依托报章，晚清报人殊少前此士大夫立言的“言责”意识，其判断往往流于外在、出自想象，难免独断而肤浅。但在甲午战争之际的危局逼迫下，这些言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士林，引来回声四起和多士群鸣，决定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思想走向。

杨国强教授进一步指出，科举被学堂推倒的同时，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诸多变化，可以总结为四个“脱节”：城市和乡村的脱节、知识人与大众人的脱节、沿海与内地的脱节、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政治思想的脱节相伴随，且愈演愈烈。而学堂代科举一役，至少与其中的前两个脱节直接相关，与后两个脱节间接相关。对中国政治史而言，科举制度在一千三百年间维持了国家权力的开放性、造成一个文化与政治合一的文官政府。科举虽是选官制度，实则成为一种政治结构。这一社会与政治的双重结构，却在晚清舆论鼓动下一朝打破。

杨教授最后总结：当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之日，天下并没有强烈的反应，端赖此前捐纳与保举盛行，早已破坏或代替了科举纶才的功能。但在此之上，科举制度更是一种综合文化与政治的社会结构，清季当道者在舆论鼓动下将之贸然停置，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持久动荡。而真正的反应还要等到民初以后，种种乱局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废科举留下了一大堆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同光中兴”的再思考

10月13日上午，“中兴惘然：中国近代史上的同光时代”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召集人陆胤首先介绍会议旨趣。他指出晚清“同光”（同治、光绪）之际的中兴局面，带来了中国近代史上相对统一安定的三十年；作为一个去古未远而又非古非今的时代，19世纪60—90年代的文化和制度转型尚有更多自我选择的空间。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和付诸整理，以及近代国家与社会多元视角的导入，学界正日益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政治与人事的常与变，内涵微妙而丰富，许多新问题尚有待文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共力耕耘。

随后杨国强教授做了第一场主旨报告《同光时代的历史与人物》。他指出同光时代始于庚申变局而终于甲午危局，由咸丰一朝的内忧外患交迫促成。内忧指历时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内战，导致了当日中国的一系列深度变化；外患指庚申英法联军之役。而应对这段变局和危局的不仅是两代人，而且是两种人。两群人物大有不同：前一代人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刘坤一有个人精神；而后一代如康、梁、严、章只见其言论之滔滔。前一代人应变，由船炮而及运输、矿业、工业等具体实在之事；后一代人应变，但以思想改造社会，自始即在一片悬空之中。与前一代人物之一生宗旨大体守定不变相比，后一代不少人早年反传统，晚年回归传统，前后扞格。这些不同从表象来看，是西潮的冲击深度和广度日甚一日，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是近代中国人是以清代学术与西学相迎的结果。

第一场论文发表以曾国藩开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凌鹏的《“礼学经世”说形成史：兼论咸同时期曾国藩所见之世变》讨论了“礼学经世”的形成过程及曾国藩对其的理解：咸丰四年至同治四年，曾国藩对“礼”的理解偏向于对世间万物的外在礼仪规定；由此再到同治十年，曾氏历经湘军之败坏、哥老会、天津教案，对“世变日殷，人情日幻”有了切肤体验，形成了对“世”日渐深入的理解。面对汹汹而极端异常的民心，曾氏提出要在日用之常事上制礼，使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高波的《晚清以降“泰西如三代”观念的兴起与中体西用论的裂变——以廖平与王国维为例》探讨了中体西用论在光绪中后期至民初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西方与三代的对应关系一旦建立，就既可以三代来定西方，亦可以西方定三代，一间之隔，两相逆转。对这种逆转做系统回应的，一是论述中国思想传统内大一统与文明性的对应的廖平，一是提出的殷周变革说的王国维，他们并未改变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而是借径中国历史，直接改造对于三代的传统理解。

下午首先开始的是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姜鸣的主旨报告《“甲申易枢”与政局大变动》。“甲申易枢”是清廷上层继1861年“辛酉政变”后第二次重大权力更迭，这一对中枢架构的改变，对中国近代化的走向和后来甲午战争失败影响深远。由于缺乏一手史料，以往的研究多凭野史笔记与后人回忆。而慈禧的谋划、醇亲王的角色、懿旨的起草等关键问题仍有待考索。此番政变，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核心、以醇王奕譞、礼王世铎、贝勒奕劻联合执政的“三驾马车”。上路伊始他们就感到国势艰难。甲午战争后，恭王复出，但胆略、谋划、责任心均不如前，他伴随着慈禧太后和大清王朝，渐渐走向末日。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的《清流、洋务“各有门面”？——李鸿章与张之洞早期交往浅说》一文，从较宽泛的李、张互动关系切入，梳理了二人早期交往的相关史实。二人均为晚清重臣，长期被当作“大臣”与“儒臣”、“洋务”与“清流”的代表。他们的观念、行事均不尽相合，彼此间久存芥蒂。“清流”与“洋务”作为“门面语”，一面点明其政治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并非完全名实相副，另一面则反映了一种必须贯彻到底的群体立场。

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孙明的《都祠之祭与礼制之势：以光绪六年畿辅先哲祠之创立为重点》以李鸿藻主持、张之洞等直隶籍同乡京官共同创建的畿辅先哲祠为例，提供了一个观察士大夫社会生活样貌的新视角。畿辅先哲祠是“北清流”群体因应当时的朝廷与士林礼制强化之势，宣示自己重礼制、倡名教的政治文化态度，扩展“政治”外延，纳相对具有政治意涵的社会、文化活动于视野之内。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吉辰的《张之洞在甲午战后政局中的位置：以督鄂时期为中心》从地域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张之洞督鄂时期的作为及其因果。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的政治地位开始凸显。随后的中枢改组和口碑提升，使其打破了直江两督为疆臣之首的传统，与刘坤一并列为当时政坛的双子星。在他长期督鄂的情形下，湖北乃至湖广的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他对辖区的控制力也远超普通总督。

14日早，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做了第三场主旨报告《〈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他首先讲述了文章缘起：一、不满陈衍、汪辟疆等人划出的近代诗歌面貌；二、不满薛福成、黄濬、徐一士等人勾勒出的掌故体近代史面貌；三、新资料的海量出现，给重新观照带来了可能。《佩韦室日记》为晚清名士高心夔所撰。他曾出入曾国藩幕府，并授读权臣肃顺府中，肃顺的一手史料极难得到，故日记所载肃顺史料洵为宝贵，确证了部分传闻，也辨伪了很多夸饰、臆测和谣言。除肃顺相关以外，因作者结交的多是国家重臣和社会名流，故其日记中还有对晚清政局和社会生态的记录，揭示了一幅国将不国、民亦不民的乱象，令人触目惊心，也有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山东大学文学院李开军的《“同光体”诗歌写作中的汉魏六朝影响》以陈三立、郑孝胥早年诗歌创作以及沈曾植诗学为例，检视汉魏六朝诗风对晚清“同光体”诗人的内在影响，打破了以往学界将“同光体”等同于“宋诗派”的习见。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的《“同光体”与晚清政局》一文，将工夫做到诗外，从士人交游的角度，结合同光以来晚清政局与学术变迁，重新检讨“同光体”诗学构建的历程。他指出清末民初“同光”这一时段概念的生成与“同光体”诗的流行不无关系，而戊戌以后陈衍、沈曾植等诗人在张之洞幕府中推尊“三元”文盛，一再重提“同光”，隐然有感伤时势、标举风气的意味。

下午的报告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项巧锋开始。他的《清末升官谱：从婚姻看孙宝琦的政治世界》分析了孙宝琦不同阶段的任官经历、不同辈分的婚姻关系，剖析这一以为荫生出身的官僚子弟的为官之道，及其如何向社会输出自己的信息，又如何将社会变动化为己用。科举废除后，官员出仕的门路变多，纷繁复杂，“途”（为官经过）“道”（为官的政治精神和手段）各异，有官有差有职，三者环环相扣。通过孙宝琦其人其事，可窥清末政治世界之一角。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廖文辉的《危机与崩溃：咸同之际的新疆协饷运作（1851-1864）》讲述了长期依赖内地各省协济的新疆地区，在咸同之际遭遇自乾隆中叶新疆治理体系建立后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局。为应对这一危机，清朝中央政府与甘肃、新疆方面不断在开源、节流方面进行尝试与变通，甚至采取减成支放奉饷等权宜办法。但新疆地区财政基础脆弱、开源潜力有限、节省难度甚大的限制在各类应对措施中暴露无遗。财政危机与协饷欠解终削弱了新疆的驻军战力，并激化了社会矛盾。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晓川的《晚清国人对西方人种知识的“拒”与“迎”》讨论了西方人种知识在进入中文世界后国人的反应。甲午之后随着瓜分危机和种祸意识的兴起，人种分类说大量出现在中国人的论述中，经由士大夫的演绎、比附、申说，进而质疑、反驳、论证，产生了新的意义。考察这一新知从最初引入到沉潜为“常识”的过程，显现了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为曲折且意蕴最深的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崔文东的《幕末志士形象变迁与晚清士人思想转型——以明治汉文史传的晚清阐释为中心》以两部汉文幕末维新史传《尊攘纪事》《近世伟人传》为例，讨论了晚清知识分子针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翻译和改编明治汉学家的汉文著作，影响中国知识界。驻日使节、文人、维新派等不同人物面对同样的主题与文字，阐释出了大相径庭的幕末志士形象。此类变化见证了晚清士人思想的转型。

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作为召集人之一主持圆桌讨论，由张剑、田耕、高波分别代表文学、社会、历史三学科学者作引言，导出工作坊的总结环节。

此次工作坊立足于“小而精”的深度交流，强调多学科碰撞与涵纳，以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青年骨干学者为主体，注重学脉、文脉的代际传承，无论是主题报告还是评议、问答环节，都不乏精彩的交流与碰撞。在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史视线的交错之下，工作坊为近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持续深入，开拓了全新的视域。

（摄影：王瑞、石涵、陈天传、王婧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