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杜骏飞（中）| 一个长期主义者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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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视频上课，网络开会成为不少人的“常态”。据《2023抖音公开课学习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内高校在抖音累计直播1万场，总时长超过7350万分钟，相当于1.68万节课。共有400位教授、45位院士在抖音传递知识。平台内高校直播课观看超10亿次，平均每天有28场。

在这场“网课浪潮”中，杜骏飞教授是非常有特色的参与者、互动者、传播者。他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传播学者、社会教育工作者，从教三十多年，也是 “杜课”自媒体、“杜课堂”书院的创办人。他从自己的多年辅导内容中，精选成册《常识课》，甫一问世，引来各方关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杜骏飞教授，以“网课”的方式谈谈那些杜氏风格的“网课”。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杜骏飞，南京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学者，作家、诗人，社会学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创会会长。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兼职教授。研究领域：互联网传播，新闻理论，传播与中国问题。著有《常识课》《数字交往论》《深度报道原理》《网络新闻学》《弥漫的传播》《花山集》《合唱团》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谈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事，这两年实际上您也知道，知识付费这一领域搞的也比较火，某种程度来说，他们跟你做的那些工作有一定的相似度，但您这个是公益的。刚才您讲的那些，确实是现在大学教育普遍的一种缺失，或者一个空白。所以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知识付费有一些市场。因为你知道有些课，同样一个老师，他的课在大学课堂上讲，和他在网上讲，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杜骏飞：

我觉得，他们所讲的，跟我讲得不仅不冲突，而且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比如像得到、喜马拉雅、看理想，那些基础教育性的课程，兴趣知识，大多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你要指望大家通过这些来学一个学位，那不现实，但是有一些通识的培养，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互联网知识平台，包括短视频，收获一些知识普及教育，也是很好的。特别是考虑到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上很好的大学，互联网上的这些教育产品，是应该值得鼓励的。

但另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常识教育装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常识教育，一个是价值观，一个元能力。价值观方面，大学里面读完政治思想课，辅导员、班主任也注重塑造，虽然说塑造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还是有的。通识教育方面，好的大学都还强调通识教育的。

因此，比较缺失的部分，就是元能力这部分。元能力，按照我的说法，是用来培养能力的能力，最典型的就是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试想，没有想象力、性格、同情心、同理心、逻辑等等，人还能完整吗？

这些元能力，大都是中小学基本不讲的，到大学也会被忽略，到了社会他就直接需要应用了，至于你有没有学，社会是不管的。

最不应该的是，从中学到大学，基本上没有逻辑课，一上手就让你写作文，说你这个作文写的不好，从语言修辞上跟你讲，从思想情操上跟你讲，但并不培养你的审辨能力、批判性思考、创新思维，他不培养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了理性的充分发育，一个人成人之后，能写什么？无非就是徒有其表的作文罢了。

元能力这部分，其实是一个国家人才队伍建设里，从0到1的关键部分，元能力这部分也是人生命中最核心的驱动力。

回到你所讲的这个知识付费产品什么的，我个人是欢迎的。但是毕竟，教育不完全是商业，另外人才培养不完全是知识，仅靠知识不能概括教育的全部本质。

高明勇：确实，对于年轻学生来讲，很多社会知识，老爸老妈不会教你，他也没时间教。很多老师现在把精力主要聚焦于专业知识，只谈学问不谈人生。等到工作后，老板更不可能去给你专门讲这个，除非是刻意培养的。这就变成了个人成长的一个尴尬，你辛辛苦苦读书一二十年，一下子就直接被扔到社会上，在这个大熔炉里重新“摸爬滚打”。

杜骏飞：

对，很多学生，是作为“半成品”被扔到社会上的。这句话背后有很多潜台词，但说起来可能不太中听。你要知道有很多家庭的父母，不是那么称职的教育者。一方面是或许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或许与我们整个社会的不良倾向有关系。

中小学，乃至大学，老师们往往并不重视学生的常识教育，比如人格养成，比如元能力的建设。就我个人多年的就近观察，还有不少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人才观念就是错误的。他们教了学生的结果，学生承受了他们那个年龄本不该承受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他们那个年龄所应该得到的。他们教了学生的结果，是很多孩子是以一种比较畸形的方式成长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青少年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抑郁，会空心化，会麻木、痛苦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大学是纠正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还没有人关心这一点，那他们就直接作为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走向社会了，你想想吧，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即将经历的那些痛苦、折磨会有多少。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一个不那么完整的人是这样的手足无措、倍感煎熬。谈个恋爱，结个婚也是折磨，挣钱养家、含辛茹苦也是摧残，似乎人生处处都是苦。因此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能为这个事业做点什么。

如果一个老师，读过几本书，能从学理上给讲透，那么他跟社会辅导相比，或许还稍微好一些，学生接受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我而言，我这个年纪有一定的阅历，跟学生对话时也能够结合自身的体验来谈。

我是真心希望，重视培养全人的大学老师能再多一点，让很多同学抓住最后一次上课机会，在心理、情感、理性、人格成长上能够得到一些弥补。

高明勇：相对来说，这些大学生从校园到社会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地带，稍微过渡一下。

杜骏飞：

对，你要这样想，我们假定说，一半的学生很完美的来到了大学，然后走向了社会，可能还不止一半的人，他其实身心上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不完整的，就是青少年时期没有很好的成长，然后来到了大学，走向了社会，这部分同学怎么办呢？你说他是找辅导员好呢，还是找任课老师好呢，还是找一个关心他的教授好呢？我觉得，不管找谁都好，关键的问题是，总得有人响应他们的呼唤啊。

高明勇：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去媒体实习，也遇到一些同样实习的大学生朋友。大家交流，普遍有一个感受，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城市，实习三个月的收获，可能比在学校学一年的收获还大。我那时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思想陪练殷海光》，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我用了一个词叫“思想陪练”，意思是像打篮球、打乒乓球、游泳等体育运动，运动员都有陪练，那么对于个人来说，人生成长、思想成长、精神成长，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更应该有一些培练，我就把这个叫“思想陪练”。实际上您在网上问答的过程，就是在担任每个提问者的“思想陪练”。

杜骏飞：

说是陪练也可以，说是指导也可以。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共同切磋。因为学生问的很多问题，我也不是那么懂。但是因为我是个学者，我愿意去接触一个陌生的课题，从零开始，然后直到解决它为止，我看，大部分老师都有这个能力，大学老师尤其是可以比较民主的跟学生坐下来，一起分析，一起研讨，一起解决问题。

高明勇：因为这个“陪练”主要出于人生观、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都是一个逐渐成型的时期，这个时候所谓“陪练”，他都需要一对一的去答问，有针对性的去指导、培养，我个人认为对教师来说，一方面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很耗神的，因为这些很多时候是工作考核之外的事情。

杜骏飞：

这要看老师自己是否乐在其中了。如果你很认同自己的身份，自己有情怀，有教育愿景，你会觉得做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的。作为老师，你确实和学生聊了几个小时，确实一分钱也没挣。但是如果想到，你仅仅是花了点讲话的时间，就或许能使不止一个学生的人生得到焕然一新的改变，这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一方面跟学生共同切磋，是像你说的“陪练”，是陪你复盘社会和人生。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各种话题当中，得到了淬炼，因为我也要去迎接一些新话题，回答一些意料之外的疑问，需要跟学生一起共同研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查资料，毕竟有些问题是不知道的，还得开讨论会，然后才能得出一些结论，这是大学应该有的教育场景啊。

高明勇：对，读您这本《常识课》的时候正好是教师节，我桌子上的当天的台历有一句话，请相信您播撒的种子不会白费。因为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研究评论史，关注刚才提到殷海光先生，包括储安平等著名的评论家。储安平也曾说过一句话，为未来的中国撒下一些理想的种子。我也想问您一下，作为教师，您希望播撒什么样的种子？

杜骏飞：

你这个问题特别高级。从我来讲，如果说把这件事当成一个事务性的项目，这个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从我来讲，我觉得支持我做这件事的核心动机，是我对自己的人生，包括自己的这种职业，有一个更高的期许，这个期许你可以理解为“百年树人”。

我前面说，一个老师，他在大学里任教，不完全是上几堂课，也不只是写几篇论文评个职称，那样的话，这种人生就太无聊了。

从我来讲，我还是很希望自己竭尽全力地去做一些贡献，能够对这个社会风气起到一些积极影响。我也希望社会教育的作用是在历史的深处和远处，我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昨天在武汉开《常识课》读者见面会，我告诉现场的青年读者，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不奢望自己的工作在什么地方立竿见影，但我希望它能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涵化意义。我觉得，最好的社会教育应该像春天的定义，其实是温暖的空气涵化坚硬的土地。并且，我在见面会上说，我很有把握地期待，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努力会在各位同学成为父母之后会产生某种效力。所以，我相信的是，常识教育有别于知识教育的地方，是等待，耐心的等待，从这一年的冬天等待下一年的春天，从这一代期待下一代。

高明勇：是这样的，教师的概念本就不应该只是狭义的课堂教学。

杜骏飞：

大部分人的本职工作是非常有限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够让你把那些基础的工作向社会延伸，或许会让你微不足道的工作变得高贵起来，对于老师来说，那得有一个重要的支撑：信念——你对教育要有信念。

你培养人，你造福这个社会，然后你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种人生叙事非常重要，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流叙事才对，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一个学者评职称、拿课题、拿项目，然后弄一点高薪。这真不幸。

高明勇：是，以前不少师范学校有这样一句标语，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年，这句话说得相对少了。但是您刚才那句话，我认为现实确实也比较普遍，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人类工厂的工程师”。确实这说起来是一个挺痛心的事情。

杜骏飞：

如果说在老师，在大学这个层面上，都强调“工匠”精神，那就无异于把脑力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把灵魂性的劳动，下降为物质劳动。然后，这也把你的远大的人生志向转化为蝇营狗苟，这真不幸——是说这样的教育文化真不幸，这样的职业没什么意思，这样的教师生涯没什么意义。

这样“卷”下去的话，哪怕培养更多的学生和学位出来，都属于不幸。我们要培养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格光明、思想健康，有自己独特个性追求，富有才华、发扬天赋，能够享受自己的职业和人生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当中，概率性的会涌现出一些天才，大多数人会表现出自己的天赋，他们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你不是天才，即使天赋很少，但因为常识健全，人生也能够比较自足，能顺利甚至愉悦地过完自己的人生，这难道不是教育的真谛吗？对“教育”的阐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