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之心：重返世界的第一站｜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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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丁海笑

编辑 | 吴筱慧

阿拉木图色彩缤纷的绿巴扎（摄影/丁海笑；海报设计/郁斐）

题案：

“如果以君士坦丁堡和北京为起始点画一条直线，再连接科摩林角与北冰洋画另一条直线，两条直线的交会点就是中亚的中心，同时也是欧亚大陆的中心。”贝亚德·泰勒在《中亚纪行》里如是写道。过去的中亚给人以封闭自固的印象，如今仍未完全对外开放，2018年，作为中亚领头羊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待的中国游客仅有五千多人，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每个去过中亚的人带回来的经验可能有云壤之别。但今年（2023）却有所不同，我从旧长安城一路坐车到撒马尔罕，踏着金色道路，感受斑驳的遗迹与焕新的气象……

当我跨过国境，瞄了一眼灰色的水泥掩体，面无血色的稚嫩士兵从空旷的停车场蹚过，警觉如哈萨克人的猎鹰。异域带给我的不再是餍足之感，而是些许漠然。资讯越来越冗余，那种牧羊人万花筒般的万千世界已然消失，一切皆可数字化，探索的乐趣被信息检索取代，旅行者皆被手机驱牧。

哈萨克斯坦是我重返世界第一站，每一次的丝路之旅都是洗心革面，当干燥的空气再次窜进肺部，窗外逐次出现连绵不绝的沙化草原，然后是真的草原——仲秋的草场，已有些枯败，牛羊，骑马的牧民，矮房子，灌木丛，胡杨林，小河，以及远处的雪山，云如丝绸般缠绕其上，仿若蒸腾一般。

越往阿拉木图走，植被越茂盛，一路上草原、峡谷、沙漠、雅丹地貌交替，像是浓缩版的天山景象。公路旁的休憩站很简陋，只有一所小房子，那是解忧所或者快餐馆。一些荒僻的村落开始出现，又回到东欧那种统一的版式。人们乐于营造，工地到处都是，空地上铺满了建筑材料，公路边随时有泊车维修的人。

车迎着落日开去，手机自动调至阿拉木图时间。

从伊犁到阿拉木图的途中

跳往“前苏联”

我在傍晚抵达阿拉木图的塞兰车站，这是一座晚期苏联的大型公共建筑，曾被列入国家计划委员会清单，外形像一座尚未完工的混凝土桥梁，粗犷地裸露着，代表着苏式建筑的粗野主义。俄国人曾参照莫斯科的规格，不遗余力地建设阿拉木图，让它成为统治中亚的桥头堡，那些具有象征作用的地标建筑、巴扎、公园、车站、体育场到现在都在沿用。

“比什凯克，比什凯克！”出租车司机摸着黑一拥而上，我方才嗅到中亚的气味，来自一个更为“中亚”的地名——两百多公里外的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在塞兰车站对面的快餐厅匆匆吃了一碗碎肉拌面，餐厅是中国人开的。阿哈木图的菜单上通常会有三种菜系——俄罗斯与哈萨克的融合菜、乌兹别克菜和以新疆风味为主的中餐。女服务员的中文已有些生涩了，她的头上绑着一块美国西海岸的腰果花头巾，圆圆的脸蛋，白里泛红、略显皲裂的皮肤下，藏着害羞的天性，是我记忆中的哈萨克人。

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奇姆肯特女子

作为中亚的大都会，阿拉木图的构成多元。我用俄罗斯软件Yandex Go打车到旅舍，网约车司机是个塔吉克人。旅舍的员工、一半的住客来自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用俄语或英语交流。这里甚至比我去过的很多欧洲城市还要全球化，至少是一种古老的全球化，在旧苏联的疆域里，只要懂俄语就能通行“世界”。一个图瓦人好奇我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就连我做梦时，都开始努力地想拼读那些陌生的西里尔字母。

哈萨克斯坦先后被沙俄与苏联统治了上百年，俄罗斯裔超过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俄语是多数人的第一语言。阿拉木图比其他城市还要俄化一些，俄乌冲突之后，这里又涌入了大量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新移民。除俄罗斯裔外，哈萨克斯坦内部还有一百多个民族，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哈萨克族也是个族源复杂的民族，长相上还会受一些蒙古人的影响。

当苏联人控制丝绸之路后，如当年罗马人控制地中海一样，让这条通路短暂地融为一体，随后却是巨大的衰落与分裂。哈萨克斯坦位于丝路的中央，一个中国商人将它比作“跳板”，货物与人口由此可通达其他的十四个前苏联国家。

苏联虽然解体，但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犹在，大到国防军事，小到电信运营商、电子地图、打车软件，因为语言相通，可能连运营系统都是照搬的，在铁路和景点的购票平台上俄罗斯护照、邻国（专指前苏联国家）的护照被单列出来，以示跟其他的“外国”区别对待。

在这间旅舍里，前苏联国家的人明显是一伙的，而其他国家的住客，才会被统称为“外国人”——来自西欧国家、中国、印度和伊朗，后三者或和去年的签证新政有关。欧洲人钟爱山地运动，去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更多，甚至认为那里比乌兹别克斯坦更安全。

而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人有条件免签，塔什干遂成为前往中东的中转站，再从阿拉伯半岛、高加索、土耳其、巴尔干、埃及环绕一圈，这条路线被今天的旅行者称作“亚欧非大环线”，十年前我行走上述地区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旅行者完全敞开，而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这是）阿拉木图唯一有‘青旅氛围’的旅舍，其他的都像是‘难民营’。”朋友向我推荐这间旅舍时提到。的确，许多俄罗斯人就一直待在旅舍，很少出门，除了喝酒之外，他们过得很悭吝，三餐几乎都是罗宋汤、土豆和馕，从未见过他们去餐厅，只是偶尔去趟公共浴场。

旅舍前台名叫亚历克斯，是一位长着老欧洲面孔的俄罗斯男人，此人体形修长，走路时像把腿拖在地板上，面容枯白，从不苟言笑，举手投足颇像沙俄时期的行政官僚。亚历克斯出生于苏联治下的哈萨克，苏联解体后随父母迁回俄罗斯，本以为可以借着读大学的机会移居加拿大，而毕业后他只找到一份普通的技术工作，无法获得工作签证，没干几个月就不得不返回俄罗斯，从此流落在各前苏联国家。

俄乌冲突以来，双方都有大批的青年为了避战，一直在海外漂着，他们甚至相互声援。当他们前往任何国家都变得异常困难时，阿拉木图的旅舍成了临时庇护所，待满三个月后再入境到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允许俄罗斯人永居，如此往复。亚历克斯三个月前才找到这份前台的工作——“他们给我工作签证，让我合法地留在阿拉木图。”

阿拉木图色彩缤纷的绿巴扎

阿拉木图色彩缤纷的绿巴扎

亚历克斯平时几乎闭户不出——“我不喜欢自然，如果非要旅行，我更想去一些现代化的地方，比如这附近的商业街，扑面而来的都是摩登的气息。不明白为何会有人喜欢‘绿巴扎’，它没什么好逛的，只会让人联想到那个‘苏联’罢了。”官方的旅行介绍上提到“绿巴扎代表了东方市场的某种现代模式”，但其实这座建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粗野主义代表作，呈现的是一种早已过时的未来生活。

旅舍的客厅像是一间办公室，有着俗气的木地板、白皮沙发、褪色地毯、塑料窗帘，四处透着怀旧味道；侧面靠墙的柜子上摆着旅舍历年所获的奖状，窗边有一架钢琴，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阿拉木图地图，前方是一张办公桌，放着一台十几年工龄的神舟笔记本，前后两把乌尔班椅，亚历克斯就坐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总在处理着什么，像一名面无表情的签证官，以折磨访客为乐。

“你等十分钟后再过来。”他对一位住客命令道，半个钟头后，那位可怜的住客才获准得到一张床，过程犹如审讯一般。亚历克斯享受着这种效率低下的乐趣，他从一张张繁缛的表格中获得快感，电脑故障向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他会趁机消磨掉你的一切意志，像对待等候获取居留许可的难民。

“建议你们使用客房管理系统。”我说。

“你似乎提供了一项建设性的意见，但系统有系统的弊端。”亚历克斯冰冷地说道，字正腔圆。我回忆起形式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年代，就是自动化系统毁掉了那群人的黄金时代，在过去，亚历克斯可能会成为一位卢德分子——一名叫卢德的织布工挑起的反工业化运动。

亚历克斯时而陷入沉思，特别是在逐项审核住客的请求后，说出一串冗琐的行政术语——“现在，我们要首先确认的是，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此项提议……”若你稍显不耐烦，他便会离开宣布一项惩罚措施——“十分钟。”

无事可做的时候，亚历克斯时常皱着眉头踱来踱去，好似在思考什么重大的事情。我发觉他其实是在暗中观察每个人的举动，从阁楼到地下室，像长官在巡视他的军营。亚历克斯从没对我笑过，我跟他打招呼，他只象征性地点头以示收到。他不仅一次训导过住客，还用食指警告过我。我觉得最适合他的工作可能不是前台，而是狱管。

旅舍的保洁员是个有些神经质的俄罗斯女人，她似乎很讨厌自己的工作，有次她很生气地冲过来对我咆哮一通，好似我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对这里每一位住客都咆哮过，她的目的是把我们所有人赶走，让这间旅舍完全成为她的王国，只要她愿意，晚上九点这里就宣布宵禁，唯有她可以嘶吼式地歌唱——只是一种单纯的发泄，或彻夜大声饮酒。新来的比利时义工告诉我，他一进门那女人就怒视着她，感觉要泄愤一样。

“这里的派对比不上莫斯科”

我到阿拉木图的第一晚是周六，街上全是摇摇晃晃的人，感觉整座城市都醉醺醺的。阿拉木图的路灯很少，冷不丁从树丛里蹿出来的酒鬼有些瘆人。路边停驻的车上永远有人，车灯也永远亮着，仿佛黑暗中的航灯。

旅舍附近是老旧的住宅区，苏式风格的单元楼，旧时代残留的痕迹仍在，但通道不再有人维护，绿化带杂草丛生，建筑表面的墙皮任由它剥落，不少公寓的入口已经破败不堪，生锈的铁门似乎再没人打开过了，暗沉沉的，里面竟然还住着人。

傍晚的奇姆肯特中央清真寺

一到街上，司机们的肾上腺素便极速飙升，这里根本没有车距可言，转弯灯不如把手伸出窗外有效——唯有肉身能挡车，但他们遇到行人会立马冷静下来，停车礼让，这也许是中亚的个性所致，如昼夜温差。

公路边经常驻立着正在处理事故的交警，人口数不到两千万的哈萨克斯坦，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高达1.3万多起，导致2000多人死亡，就在我离开哈萨克斯坦时，当地还发生了一起造成游客死亡的特大交通事故。

秋天的落叶铺满了行人道，到处都金灿灿的，一种蹦蹦跶跶的鸟会跑过来跟路人打招呼。深秋的阿拉木图，天气不至于太冷，同屋的伊朗作家法尔德说：“这大概是哈萨克斯坦最好的季节。”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写过：“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阿拉木图的纬度比北京还高一些，深秋也来得更浓郁一些，若是郁达夫来了这座城市，不知道值得换取寿命的几分之几。

我第一次见到法尔德时，以为他是个印度人——“千万不能这么说。”法尔德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提醒我，唯一一次，我瞥见亚历克斯在旁露出了一瞬浅笑。法尔德皮肤棕黑，有几分北印度或阿拉伯半岛常见的长相，眉心上方纹着一个红色十字架，模仿某位说唱歌手。他的身世说起来太迷离了，当知道他的故事后，我似乎理解了他身上模糊性的由来。

“我是伊朗人，但我即将成为一名布达佩斯人了。”法尔德出生在伊朗的巴姆，他谈及伊朗的时候总是含含糊糊，仿佛那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了。他有着波斯式的喋喋不休，说的话带有几丝夸张的成分，却不至于令人反感。

法尔德自称是二战时波兰人的后裔，自1942年起，有116000名波兰难民被苏联转移到了伊朗，他们通过里海港口安扎里登陆，一些人再没有离开过。法尔德童年便遭遇不幸，2003年，巴姆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他在地震中失去双亲，成了一名孤儿。

法尔德自我介绍是作家，通过亚马逊自出版平台自助出版了两本小书，他随身带着这两本书，书是英文的，印刷质量很粗糙，一本名叫《危险的超级巨星》，封面上印着一副白人的脸，额头也有一枚十字架，全书共28页——刚好超过平台要求的起印页数，目前在亚马逊上仅有一条评价；另一本名叫《法尔德的迷宫》，共29页，也只有一条评价。

法尔德说他感谢亚马逊的自助出版，让他成了作家，绕开了伊朗的审查机制。法尔德十分崇尚美国，他到阿拉木图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喝星巴克，并向我们所有人推荐星巴克，称那是他此生喝过的最好喝的咖啡。他还给我看了他美国“未婚妻”的照片，他们在社交平台上认识，每天通话，但素未谋面。

“我抛弃了我的一切，在伊朗我什么都有，车子、房子——在巴姆它不值钱，货币贬值太快了。”法尔德卖掉了汽车和房产，只保留了一块地。他先去迪拜“走线”，又到格鲁吉亚待了一阵，虽然名曰“旅行”，但和我十年前遇到的伊朗人差不多，想通过移民翻身，一代又一代，永不停息。

阿拉木图也是法尔德的中转站，2022年7月，哈萨克斯坦宣布同时对中国、印度和伊朗公民免签，在此之前，想要获得哈萨克斯坦的入场券并非易事。无论是出书，还是旅行——刷更多的出境记录，法尔德都是在为去美国做准备。

法尔德没想到我也是同行，他感觉我像是布考斯基那一类作家，但我却太平和了，这一点不太布考斯基，他认为我应该随时随地保持愤怒、忠于反抗。我与法尔德性格迥异，唯有在喝酒一事上，迅速达成一致。

我们一块窜过两个酒吧，第一家是法尔德在格鲁吉亚认识的哈萨克朋友推荐的，风格跟我想象中的阿拉木图酒吧不太一样，准确地说那是个大型夜总会。进去的安保很严，保安煞有介事地将我们上下搜了一遍，我不知道哪些东西算是违禁品，但我们的外套和一些物品被留在了场外。

里面的空间很宽阔，有好几个调酒的吧台，但在周日夜晚这里显得格外冷清，中间的卡座区只坐着三三两两的中年男性，可能来自印度或周边国家，穿着老派的商务休闲装，脸的沧桑程度各异。我们只进去逛了一圈，正打算离开的时候，一些浓妆艳抹的陪酒女才登场，法尔德半恳求地对我说：“能不能给它个机会？”

我们一边朝真正的酒吧街走，一边问路人哪里热闹，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间酒馆传来现场演奏的音乐，法尔德说就它了。酒吧叫做毕加索，一支乐队正在台上演奏柳拜乐队的歌——柳拜被喻为“俄罗斯的披头士”，他们又唱了几首自己改编的英文歌，都唱出了阿拉木图的味道。

哈萨克人的音乐天赋很高，我曾在不同地方不止一次听过他们的弹奏，我们的旅舍有一台钢琴，有天来了一位包车司机，穿得很朴素，像牧民出身，闲坐的工夫他弹起了钢琴，仅用三个指头就敲出了爵士乐的旋律，但他声称自己从未学过钢琴，完全是无师自通。

毕加索酒吧里无论男女长幼，俄罗斯人或哈萨克人，都在一起合唱，他们虽然长相各异，但音乐神经却是相通的，主唱略带哭腔的吟唱，真假声的转换，呼麦、传统与现代乐器的交融，都是那么自然和谐，像从古老的丝绸之路遗传下来的。

坐没多久，法尔德就找借口溜掉了，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来自一个没有酒吧的国度，他需要找到一个更能释放多巴胺的地方。法尔德来之前曾问我是否想当世界第一的作家，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比愚蠢的问题，如果写作真有一个排行榜，我们就会永远对它的评选标准保持怀疑，甚至警惕所有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赌徒。法尔德对我的否定答案感到诧异，他说那是他毕生追寻的目标，否则他将会自杀。

演出快要结束时，法尔德打来一通电话，意思是他和新认识的朋友准备转下一场，说到了再跟我联系，然后他就失联了。我换到了隔壁的KUMÄNO酒吧，这是一家锐舞俱乐部，放电子乐，舞台上有一整面的显像管电视墙。

主表演刚散场，午夜的DJ是个哈萨克人，用一箱黑胶唱片演奏当地的民族音乐，很对我胃口。台下只剩了两个听众，他们自称是一个来自莫斯科的DJ组合，其中一位叫做阿列克谢的DJ邀请我去他们周四的Techno现场，阿列克谢的英文很差劲，想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里的派对比不上莫斯科。”

清晨的奇姆肯特中央清真寺

次日清晨我才见到法尔德，他感到十分歉疚，称他昨晚喝醉了，而且彻夜未眠，当他清醒一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他意识到自己坐在一张公园的长椅上，和一个当地姑娘聊了一晚上的文学——“她也是个作家。”

法尔德原本约我白天一起出门，可中午他却不见了踪影——“对不起，我得去趟美国大使馆。”

“为什么去？”

“为了我的心，我的美国未婚妻。”

国际友人俱乐部

如阿列克谢所说，阿拉木图的平日的确很冷清，许多酒吧周一歇业，阿拉木图只能够“像莫斯科”，但它终究不是莫斯科。

法尔德忙着约会，我和大巴上认识的林绪一起拼车去了奇姆布拉克雪山，那里也是法尔德朋友强烈推荐的地方，一处公交可达的国家森林公园。奇姆布拉克是著名的高山滑雪胜地，现在还没到滑雪季，游客依然非常多，他们在山顶广场上一边享受快餐，一边瑟瑟发抖，或者爬个矮坡与雪山的背景合影——角度并不如山下，五颜六色的峡谷里爬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让我联想到了北疆。人们坐缆车来此，拼命地抓住秋天的尾巴。

我好奇为何有这么多的当地人周一不上班，下山时我问了同缆车的一对母女，母亲说女儿的眼睛有问题，刚做完手术，赶在复学之前来带她度个假。我想起在霍尔果斯口岸碰到的一个哈萨克斯坦人，她也因为治疗眼疾经常往返伊犁。

下山之后我带林绪来到昨天的酒吧街，这条街完全成了一条黯淡的普通街道，昨夜欢腾的场面如今无影无踪，就像剧场谢幕一样。在街边的长椅上，我们碰到了二十五岁的努尔，正在用手机玩着王者荣耀，他跟我们打了招呼，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也在找酒吧。”努尔说道。努尔是在新疆出生的哈萨克族，从小移民到了哈萨克斯坦，现在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中文说得很溜，感觉不到太多口音，却因为不会说俄语，在本地人面前总是显得露怯，难以融入他们，只能交一些更边缘的朋友。我称这样的移民为“双向脱节”，既无法融入异国的生活，又无法适应故国的变化。

我们走到一间还开着的酒吧，坐下来后，点了来自莫斯科的淡色艾尔啤酒——狼啤。这是个老派的喝酒地方，从装潢到音乐，顾客到服务员都乏善可陈。人实在太少了，坐了不一会，一男一女来找我们搭话。女人叫沙沙，是本地俄罗斯人，棕色的头发，立体的五官，身材有些微胖。她在杭州上过学，又当了几年外教，所以会说中文。男人叫鲁斯兰，看上去有些喜欢沙沙，他开始说只喝一瓶，很快就又续了一瓶——“我只要一喝上，就没有打算停下来过。”

鲁斯兰长着一副标准东亚面孔，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还是一副娃娃脸，并不显老。鲁斯兰是中亚高丽人的后代——1937年，苏联将境内的17万朝鲜人从远东迁至中亚，所以在今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商店里能看到朝鲜的泡菜和腌菜，而他们也成为韩国企业海外布局的开拓者，在汽车、家电、手机和石油等领域都能看到韩国品牌的身影。

阿拉木图色彩缤纷的绿巴扎

因为苏联的语言政策，中亚高丽人的后代几乎被当地人同化了。我的首尔语言课上就有一位同学是哈萨克斯坦的高丽人，在韩国她变成了“韩侨”，除了长相还有几分东亚特征，她的生活习惯与性格都已经中亚化了，只能靠重新学习韩语来获取身份认同。

鲁斯兰一点也不会讲朝鲜语，他的母语已经变成哈萨克语和俄语，因为去过苏格兰和美国留学，英语也不错，作为海归的一员，他参加了沙沙组织的“英语角”。沙沙和许多中亚出生的俄罗斯裔一样，从未学习过当地的语言，这就是为何哈萨克语难以完全普及。

我们移到了允许抽烟的后院，这是一块可以举办派对的空地。随着一位格鲁吉亚男士的加入，沙沙的状态开始有些“化学变化”。那人身材高挺，一双幽蓝的眼睛明显异于当地人，肌肤也带有强日照地区的晒斑，头发自然卷，像一名古罗马浮雕上的运动员。他年龄应该不大，却透着沧桑，笑起来傻愣傻愣的，露出一排牙套。沙沙悄悄地告诉鲁斯兰：“他好帅。”

当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时，沙沙已经和那男人聊得火热，两人对望的眼神流露着暧昧。格鲁吉亚人提出转场去他的公寓，等出租车的空隙，他已和沙沙牵起了手。努尔也跟着我们来了，他不会英语，也不会俄语，只能缠着林绪，他比起任何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格鲁吉亚人的公寓叫做“爵士街区”，离塞兰车站不远，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小区，2021年才竣工，每平米的平均房价六千多元人民币。“爵士街区”像一种现代生活的样板房，它提醒我阿拉木图也有新城运动。公寓的配套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富有诗意，设计得十分仓促，入户电梯奇窄，身材高大的格鲁吉亚人得侧身进去，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格鲁吉亚人刚租到这座公寓不久，连床单都没来得及套上。

“爵士街区”公寓没有配备智能电视，我们用一台老旧的笔记本连接着三星液晶电视，分享各自的歌单。桌上摆着一瓶伏特加、若干啤酒和哈萨克马肉肠——对于是否要先剥掉肠衣，格鲁吉亚与哈萨克斯坦的习惯不一样，这种微小的文化差异又引发了一番讨论。

沙沙和格鲁吉亚人借口去阳台抽烟，迅速地吻上了。两人回来后，沙沙跟我们合唱了光良的《童话》，她看上去有些想念中国，努尔也第一次完全融入了进来。格鲁吉亚人应鲁斯兰的要求，分享了一首格鲁吉亚国民歌手凯蒂·玛露的歌曲，叫做《九百万辆自行车》，写的是北京的自行车，也是爱情。

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

鲁斯兰又叫来了他的好朋友，一位个子很高、长相秀气的当地男生，曾在南京财经大学留过学，对人彬彬有礼。那男生在中国学会了行酒令，到阿拉木图后没人一起玩，几个人于是开始玩起“十五二十”来。我逐渐地变成一个旁观者，不再融入其中。

眼前的这些“国际友人”，在任何一座国际城市都很容易碰到，他们是在当地生活的人，又和当地的个性截然不同，他们是你进入此地首先接触到的一类人，但很快你就要离开他们，独自去面对一个更加陌生而丰富的异乡。

努尔要送林绪回去，他们目送我上了出租车。后来他俩又在一间酒店门口纠缠了好久，快天亮时才回去，努尔想和林绪开房，他已经二十五岁了，称自己还是个处男，林绪虽不同意，但也容许努尔亲她脖子，结果留下了一圈红色的淤青。后来林绪主动跟我分享这件事，说她在国内有男友，而且看不上努尔，只想跟他玩玩而已。

林绪后来再没搭理过努尔，几天后，努尔在给她的短信里用娴熟的中文写道：“想你了……对不起，你不回消息很正常，是我越界了。”

开放的元年

离开阿拉木图的前一晚，旅舍里来了三位奇怪的陌生人——说中文的一男一女和一个当地的女人。中国女人样子很干练，穿着一身工作西装，说话带着一丝官腔；男人四五十岁，身材瘦削，普通的商务打扮，看上去十分警惕。男人称自己身上已经没有“坚戈”（哈萨克斯坦的货币单位）了——“我全都给她了。”中国女人帮他垫付了房费后，和当地的女人一起离开了，离开前她看着我嘱咐了男人一句：“他应该也是中国人，你可以跟他多交流交流，在外面要互相帮助。”

男人总是举着一个保温杯，走路时斜耸着肩膀。他一开始表现得很谨慎，先用眼神斜瞟着观察了我一阵，才主动跟我说话。他是一个过来考察市场的温州商人，回国时因为逾期滞留被送回了阿拉木图，大使馆帮他指派了律师——穿工作西装的那个女人，建议他留在阿拉木图等待处理结果。

这个新兴国家正在逐步地对华开放，去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游客单方面实行了免签14天，今年又与中国签署了互免30天的协议。“哈萨克是十五个前苏联国家的枢纽，中国往西的陆路几乎都得经过这里，我想来看看这里的前景究竟如何。”

“允许民营企业进来会是个指标性的信号。”今年的开放让温州商人嗅到了商机，他想来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问他如果等到的结果是五年禁止入境怎么办，“如果这样就不让我进来了，那也说明其实还是存有很大的问题。”

“她把14天弄成了30天。”温州商人试图把逾期的原因推到女翻译身上。据哈萨克斯坦的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批准了与中国双向免签30天的协议，但双方尚未正式签署，而执行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女翻译是经朋友介绍的当地人，温州商人住在她家，一个月付给她三千块人民币的房租，外出翻译按每天一百美元计算，这在当地不算是一笔小数目，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她没有如实告知他的签证问题，最终造成了他的逾期滞留。

不管怎样，最后温州商人和翻译闹得不欢而散，他联系上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又委派了一位律师来处理，律师给出的建议是要么缴纳罚款回国，从此五年无法入境，要么继续留在阿拉木图，补办一个商务签证，也可以多考察一段时间。

温州商人在哈萨克斯坦从南到北考察了整整一个月，主要去了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和奇姆肯特三大城市，访问工厂和企业，感受投资环境。他提到了当地对外资的诸多限制，常常是问这个，对方说“列亚”（意思是“不行”），问那个，对方也说：“列亚”——他虽然完全不会俄语，但模仿这个词汇的感觉比他的普通话还要标准。

就在今年，阿拉木图的许多公交车被换成了中国制造，随着交流的增多，当地人对中国的偏见也在日益减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比中国那头要富裕，现在完全倒过来了。”温州商人说道。

“因为中亚高丽人的关系，韩国制造在中亚的很多地方已经抢占了先机，现在进来会不会太晚？”

“根本不用担心，中国有人口优势。”

温州商人谈起他早年在各地闯荡的经历，从缅甸的玉米到南疆的小麦，仿佛整个亚洲都在他的弹指一挥间，他才是真正掌握亚洲的人。

“既然限制重重，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哈萨克斯坦？”

“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少啊。”

从阿拉木图市内眼望伊犁阿拉套雪山（属于北天山山脉）

回伊犁的路上，我看到一辆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公交车正在相向而行，驶向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汽车市场过去长期被日韩系二手车占据，随着对二手车制定高额的关税，以及对电动车的零关税政策，中国品牌在哈国开始有了一席之地。

哈萨克斯坦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看好它的未来，这里的年轻人很多，他们懂礼貌、受教育程度高、更富有朝气，随着第三国移民的增多，也着实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多元的文化。

当我走出了它的国门，哈中友谊长存的照片与雪山草甸的风景并排在一起，对岸的霍尔果斯高楼耸立。这个离海遥远的内陆国，正待前所未有的开放。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编后】

此刻，我们即将站在新的起点上。回望2023年，自我在生活的缝隙中流动，我们慢慢张开自己，与这个世界握手拥抱。

这是重申联系的一年。我们展出羽翼，再度感知远方的风景；我们重启对话，找回彼此信赖的温度；我们探索内心，校准人生航向的坐标；我们也拥抱变化，在时代洪流中蓄积破土的力量。“世界”是我们的限度，也代表着我们的可能，而重要的永远是联系，是我们主动或被动与万事万物的缠绕。

2023年末，澎湃新闻·湃客创作者平台策划推出《重申与世界的联系》系列文章，联合知名学者及优质创作者，从文学、艺术、科技、财经、旅行、城事等领域出发，从个体到趋势，以文字、数据、漫画、视频等形式，留下这一年里我们向世界出发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