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科创“云廊”：一项基础研究如何转化为应用技术？

科技成果转化链条长，纵贯“研究→开发→实验→中试→量产→销售”等诸多环节。这也意味着，一项技术从基础研究到量产销售，面临的关卡不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打通原始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道，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

一项基础研究如何在长三角转化为应用技术？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如何展开科创协同？目前的转化通道有何特点与问题？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通过调研采访，试图呈现基础研究在长三角成果转化的路径，描摹三省一市打造科创协同生态的一种图景。

闯入知识无人区：长三角如何发力基础研究开展？

2010年，复旦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王飞的科研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他专注于锂硫电池的研究，每天都满怀希望能装上新一批电池，第二天早上就被惨不忍睹的充放电曲线泼一盆冷水。

两年中，王飞如同西西弗斯不断失败，没能得到任何有效的数据，也没有把锂硫电池成果研制出来。但在过程中，他意外收获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他十多年后发明全新的“锌电池”埋下伏笔。

2021年元旦，已是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的王飞与团队的论文《基于过氧化锌反应的可充锌空气电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主刊上，该研究开发了一种可充电锌空气电池。

以锌和氧的反应为基础的锌空电池已经使用了一个多世纪，并成功商业化，应用于医疗与通信领域，如微型助听器和无限信息传递装置，但它们是一次电池(不可充电)。

王飞团队的研究打破了碱性电解质对锌空电池的束缚，为锌空电池的可充电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未来可充电锌空电池的问世，或将标志一种更安全、更便宜的储能体系的诞生。

论文发表后，一些投资机构闻声而来，包括Wily-G60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为“Wiley-G60”）。Wiley-G60是全球三大出版集团之一Wiley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所合作的科研中介服务机构，依托于国际出版集团Wiley丰富的学术资料库，对接高校科研人才与企业、投资机构，旨在唤醒“沉睡”的科研成果，实现基础研究的产业化。

在Wiley-G60的牵线下，王飞团队与陕煤集团上海研究院达成合作意向，为锌空电池建立中试生产线。采购方认为，此技术在一年半内具有产业化的可能，预估市场价值高达500亿。

在学界，高校科研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的难度之高，被称为“死亡之谷”。

基础研究是一个探索知识无人区的过程，如王飞科研生涯前两年的颗粒无收，科研生涯注定孤独而漫长。在Wiley-G60负责这次技术对接的周健楠从业多年，他感受到：“基础研究的转换率不高，准确地说是很低。”

周健楠的感受，也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普遍体会。中国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率在国际上偏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率中，农业领域1.2%，材料领域1.9%，能源领域1.7%。但上述三个领域在美国的转化率分别为6.5%、17.8%、19.5%。

在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作为科创“源头活水”的基础研究，正被推向更为重要与急迫的位置。

“十三五”以来，政策也对基础研究加强了关注。例如，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发布，2021年《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新增“基础研究”专章等等。

长三角各省市“十四五”规划紧随国家风向，在加强基础研究与创新策源的重要性的同时，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浙江、江苏和安徽皆将基础研究在R&D经费上占比提高至8%，上海则更高，12%。

同时，高校科研人员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保证基础研究的开展，离不开人才激励政策的推动。在2023年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

2016年，教育部、科技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在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获得奖励的份额不低于总额的50%。201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先后将科研人员的激励份额提高至70%，加大激活科技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据悉，科研团队的激励机制都呈现出“三级模式”，例如王飞团队的转化合同中，激励构成为70%科研团队+15%学院+15%学校；而澎湃新闻调研的另一家科研大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以下简称“安徽省农科院”）则是70%科研团队+20%研究所+10%农科院。安徽省农科院科研处副处长黄慧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转化成绩也会写进科研人员的人才评价里，作为职称评审和人才项目类申报评议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

推动技术转化：长三角一体化下的三种实践

然而，从研究到技术的转化，仍存在诸多梗阻。

Wiley-G60曾遇见一项较为可惜的技术成果。有企业希望找到针对工业废气VOCs更高效的处理方式。Wiley在论文库中筛选关键词后，找到了苏州大学的“多元催化剂嵌入法富集去除低浓度VOCs增强技术及应用”。2020年，该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企业计划用1500万购买三年使用权。但样机送至工厂测试时，效果并不理想。“相当于实验室做的数据都非常好，但工厂实际用的情况太复杂了，不是实验室那种‘完美’状态，这项技术现在只能再收回去完善。”周健楠说。

高校科研的“中试空白”并非新问题，且对高校和“大院大所”等创新主体来说，尤为突出。“中试生产”指在实验室完成研究后，采用与生产基本相符合的条件进行放大研究的过程，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重要环节。2023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就曾建议，建立政府主导的、具有完整功能的中试平台，以促进科研成果更快地从科研人员的“抽屉”进入工厂的生产线。

“中试空白”之外，供需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另一个阻碍科研成果转化的典型问题。周健楠表示：“高校老师不对接企业的话，他们也不知道企业的诉求是什么。”而黄慧则发现，科研人员埋头于论文与实验室或科研一线，他们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对接市场。

但在需求侧，周健楠感到，企业对技术的诉求强烈。这源于企业更加市场化，也更具忧患意识。以陕煤集团为例，在节能减排的大势下，他们也希望在能源技术上转型。据悉，陕煤集团计划五年内面向高校院所投入30亿创新协同资金。

对接科研技术与应用企业的方式有哪些？澎湃研究所研究员采访调研发现，至少存在三种模式：

首先，以Wiley-G60为代表的转化中介服务机构。论文《科技成果转化的三要素》指出，此类机构可减低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成本，包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等。不过，周健楠表示，虽然Wiley-G60在高校方面资源丰富，但企业与投资机构方面的拓展有限，目前未能实现科技成果的供需资源平衡。

第二，以安徽农科院为代表的“院企合作”模式。企业提出所需目标，院所根据需求做科研。黄慧表示，农科院与省里农业龙头企业已经形成非常密切的合作，“他们知道市场的导向和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的研究团队根据企业的需求选定研究方向跟他们开展合作研究。”但在此模式中，科研机构在定价上的话语权仍有待提高。

第三，政府机构牵线搭桥建平台，以协同科创资源流动。在长三角地区，联动三省一市的科创共同体对此发挥着作用。

2023年7月18日上午10点，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时正逢一家企业参观完G60科创走廊展厅，同时，另一家企业正由讲解员带领进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科创组组长、松江区科创办副主任宋苏伟表示，这里每天来访的企业很多，一开始平均每天有7、8家企业约访，随着G60科创走廊知名度的打响，吸引了更多企业参观学习，最多的时候团队来访间隙排到15分钟一个班次。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大厅标识。 邵媛媛 摄

依托G60高速公路、商合杭高铁、沪苏湖高铁这几条交通干线，沿线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杭州、金华、湖州,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等九城协同打造“科创+产业+金融+人才”一体化发展的G60科创走廊由此诞生。每年，来自九城的青年干部会汇聚上海松江，开始一到两年的挂职工作。

在推进技术成果转化、落地方面，G60科技成果拍卖会（以下简称“G60科拍会”）已渐成影响力。2019年开始，G60科拍会以“1+365”的形式，即一年中有1天举办线下拍卖，同时全年都可以在线上平台进行技术成果的交易，以释放机制的长效性。

宋苏伟对G60科拍会上的一宗拍卖印象深刻：一项自动驾驶技术竞争激烈，经过13轮竞价，最终以高于原始价格近三千万的价格，被一家知名自动驾驶汽车公司收入囊中。而拍卖会当天，现场交易额达23亿元。2023年是G60科拍会的第五年，累计交易额高达109.68亿元。而在2019年举办的第一年，这个数字是1.04亿元，即五年内实现100多倍的增长。

宋苏伟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科技成果拍卖会的举办不仅为上下游企业和机构提供了交易机会，还一边为企业方提供了技术选择，另一边也给技术方提供了市场反馈，以及政府协调的应用场景。而对于技术的出售方而言，黄慧表示，“通过拍卖会，可以知道技术成果的市场价值，并通过一定程度的溢价推动科技研发的动力。”目前仅G60科创走廊策源地松江，R&D指标就已经达到了6.79%，而其中90%又是由企业主导推动。

除了G60科创走廊之外，各省市亦有举办科技成果拍卖会。同时，从每年攀升的交易额可见，技术方与企业方对此的需求巨大，但如何更顺畅地对接上供需双方，仍值得思考。

一项基础研究如何实现成果转化？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下，打造科创协同生态，与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上的各环节，是一种答案。

设计 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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