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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里的陈从周 | 纪念“现代中国园林之父”陈从周先生诞辰105周年

2023-11-28 17: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我对陈从周先生的了解，最早始于《园林清议》。

2003年，我策划了一套“大家散文文存”，我的朋友黄昌勇先生（时任同济大学宣传部部长）觉得这套大家散文非常好，便向我推荐陈从周先生的散文。这是我第一次拜读陈从周先生的散文，立刻被他的文字打动了，当即请昌勇先生选编了一本《园林清议》，可以说，这是陈从周先生的散文第一次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出版之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编《园林清议》时，陈从周先生已经于2000年去世。因书结缘，了解越来越多，我对陈从周先生也越来越敬佩，便萌生了出版《陈从周全集》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陈从周小女儿陈馨女士的大力支持。经过五六年努力，几经波折，我和赵阳共同策划责编的《陈从周全集》终于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套《陈从周全集》。令人欣慰的是，这套全集出版后两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作为一代园林宗师，陈从周先生也渐渐进入大众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

陈从周先生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值得后人永远缅怀。

从文史转向园林

陈从周，祖籍绍兴。原名郁文，字从周，源自《论语》中“郁郁乎文，吾从周”。1918年11月27日，他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有着浓厚书香的商人家庭。老家建在杭州城北青沙镇散花滩仓基上，位于大运河的尾段。

陈从周5岁时就向孔夫子叩头，破蒙读书。由于体弱多病，8岁才正式入私塾读书，10岁进入本地教会小学。白天在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放学回家跟秀才出身的姑父学古文，读《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练习文言文作文，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13岁小学毕业，顺利考入杭州蕙兰中学读初中，第二年转到盐务中学，从此永远离开了家。

1938年，陈从周考入之江大学文学院，师从夏承焘、王蘧常等名师，从此一辈子与文史结缘。在大学时代，陈从周就很喜欢李清照的词，由于喜欢李清照的词，进而迷上李清照父亲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从此对园林和古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久又自学了《木经》《营造法式》《清式营造则例》等，这些古代建筑方面的典籍对一个学文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太专业了，于是他便自学《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遇到不懂的问题经常写信求教。这个刊物是由著名古建专家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创办的，刊中的大量注释为他题解古建筑名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他日后从事古建筑园林的研究做了初步的准备。

之江大学给陈从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位名师给他在文史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他师从词学大家夏承焘写诗作词，向王蘧常学文史，跟随胡山源学昆曲，师从徐昂学古文。晚年他曾得意地说：“论起世系，我也算是桐城派的弟子……别的不敢说，在国学上我是个正宗……”

1942年，陈从周之大毕业，受聘于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和杭州市师范学校，当国文和历史老师。陈从周虽然对文史一直情有独钟，但他对古建筑园林也特别有兴趣，业余时间一直在自学古建筑园林。当时陈从周与之大建筑系主任陈植教授住得很近，巧合的是，陈植儿子恰好又是陈从周的学生，因为这层关系，陈从周经常拜访陈植教授，在交谈中，陈从周在古建筑园林方面的素养令他刮目，认为陈从周更适合从事古建筑教学工作，于是聘请他到之大建筑系，教授中国建筑史，从此陈从周便从文史转向中国古建筑研究。

陈从周与陈植

1944年，陈从周正式跨入大学殿堂，所以他把陈植视为自己古建筑园林的向导、知音和引路人。

1946年，经著名金石家方介堪引荐，陈从周拜著名画家张大千为师，成为大风堂入室弟子。1947年，他受聘圣约翰大学教国文、美术和历史，不久转聘建筑系副教授，教授中国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

陈从周与张大千

1948年，陈从周正好三十岁。古人所谓三十而立，这一年，陈从周首次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诗情画意和独特风格轰动画坛。张大千亲自为陈从周站台，特地题写“门人陈从周画展”。次年，陈从周出版了第一本画集《陈从周画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在陈植的大力推荐下，陈从周正式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君子之风

受家庭熏陶，陈从周从小就崇尚文化，尊师重道。

20世纪30年代考入之江大学后，陈从周在学习文史之余，对古建筑园林产生了浓厚兴趣，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写信求教。可以说，这是他与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三位大师间接交往问学的开始。

中国营造学社由朱启钤先生创办，这是一家纯民间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学会，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国务总理，后弃政从学，专攻古建筑研究，在三四十年代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陈从周对朱启钤非常钦敬，一直想拜在朱启钤门下，直到50年代初，陈从周才有缘拜师。为示虔诚，陈从周专门登门行大礼，这时朱启钤已经八十高龄。陈从周深情地说：“我从他为师时，他已上高龄了，但这位仁慈的长者，他总像对小学生般亲切地看着我、教我。我每次到北京去问学，真是娓娓不能竟言。最后一封来信说：精神一天差一天，我不能如以往谆谆教你。”

梁思成在三四十年代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调查唐宋古建筑，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令陈从周十分敬佩。陈从周对梁思成的文章十分推崇，甚至能背下来，他说：“梁先生的文章才气极足，我很爱读。他有许多文章我至今犹能背出。”梁思成对陈从周也很赏识，曾对叶恭绰说：“我很佩服陈从周，有许多文章，我写的人都不记得了，但他却能一字不漏背下来。”（刘天华《陈从周谈学问之道》）

50年代，陈从周正式转攻古建筑园林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与梁思成有了直接的交往与合作。1963年，为筹建鉴真纪念馆，梁思成与陈从周来到扬州，同上平山堂考察大明寺建造鉴真和尚纪念馆的基地。梁思成主持工作，陈从周协助，二人配合默契。梁思成对陈从周也十分信任，曾对朋友说：我反对拆北京城墙，他反对拆苏州城墙。正是这种对传统文物保护的价值观与使命感，使二人感情日益深厚。

陈从周与梁思成

1972年，陈从周正在皖南山区，惊悉梁思成不幸病逝，忍着胃病，翻山越岭硬是步行到歙县县城发出唁电，最后因胃出血休克被送回上海。对此他一点也不后悔，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梁思成的敬意与怀念。

刘敦桢，中国古建筑历史学家，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陈从周与刘敦桢的联系始于中国营造学社时期，陈从周作为年轻的大学生，对刘敦桢更多的是仰慕，并没有实际的接触，真正的交往始于50年代。

1952年，陈从周从圣约翰大学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后，曾写信求教刘敦桢。刘先生欣然接受，“鱼雁”函授十余年，一共给陈从周写了二百多封信，用陈从周的话来说：封封是教材。随着联系的增多，陈从周与刘敦桢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1953年，陈从周随刘敦桢赴山东曲阜勘测孔庙，并造访嵩山调查古建筑，回程途经南京时，曾与童寯和刘敦桢儿子等人相聚。夏天又随刘敦桢去山西永祚寺双塔调查。同年，还随刘敦桢同赴北京，与梁思成商量古建筑的保护。

50年代上海龙华塔修缮，原本打算请刘敦桢指导。因为身在南京，经常来上海交通不便，于是刘敦桢便请陈从周代劳。这是二人合作的开始，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刘敦桢对陈从周的信任。

陈植和王蘧常是陈从周特别敬重的两位恩师，他对二人一直执礼甚恭。

陈植先生九十华诞时，陈从周也已是古稀老人，从同济到陈植家相隔甚远，为了赶去贺寿，他冒着风雨一大早就出发。祝贺之后，他坚持双膝跪地向陈植认认真真磕了三个响头。陈植感动得热泪盈眶，周围宾朋无不为之动容。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陈从周还当场挥毫画了一幅兰花祝寿图，成为陈植先生九十华诞上最令人感动的一幕。

陈从周与王蘧常的师生情谊也十分令人称道。据冯其庸回忆：“有一年，我们的老师王瑗仲先生八十大寿，我到了上海，立刻就去拜见老师。老师见我去，非常高兴，正在聊天，从周兄却上楼来了，我与王老师当然都很高兴，还没来得及招呼，想不到从周兄已走到老师面前，立即就双膝跪下向老师三拜，老师连忙把他扶起来。”（冯其庸《怀念陈从周兄》）

文人风骨

陈从周把自己称为“梓人”，即木工，把自己的书房称“梓室”，叶圣陶先生曾为他用篆字题额。

陈从周先生于梓室（同济大学姜锡祥摄于1979年）

作为张大千的得意弟子，陈从周的书法和绘画很受人喜爱，索要的人很多。陈从周为人作画写字，从不取酬，为此专门刻了两方闲章，一方为“免费供应”，一方为“丹青只为结缘看”。

他说自己是杂家。他一生耿直，碰到看不惯的人与事，就要说、就要骂，朋友说他怪，他便刻了“我与阿Q同乡”“梓室九怪”的闲章自嘲。

虽然名气很大，陈从周却从不讲究，十分名士派。“有一次我在校园遇见他，可能他有些累了，就拉着我在北楼东端的阶梯上坐了下来，一位老师见此很惊讶，说你这堂堂的大教授，竟然席地而坐……”（蔡达峰《怀念陈从周教授》）

虽然对个人名利毫不计较，陈从周对单位和集体的事却十分热心，甚至操心。有一次，同济大学校门口发生车祸，他到处反映，要求在校门口安装交通信号灯。为了同济师生的安全，他不知画了多少画，写了多少字，交通指示灯终于安上了，同济师生一致选他为人大代表。

镇江一国家级大型热电厂选址镇江南山，这是历史上著名的风景胜地，城市建设部门认为不妥，电力部门坚持要建。陈从周出席选址论证会，与相关领导针锋相对，分析利弊，最后硬是把电厂“赶走”了。现在，南山已经成了镇江著名风景区。

而最著名的，莫过于他为保护浙江海盐南北湖所做的努力。

“海盐南北湖开山炸石头，他去找县长，要保护风景资源，县长说：老百姓要吃饭，不好办。陈先生很恼火地说，你们在糟蹋老祖宗留下的财富，等于挖祖坟，在卖祖宗，你不听，我就写文章上报纸，白纸黑字你逃不了。不几天新民晚报上登出了陈从周骂海盐乱开山破坏风景的文章。这下触动了海盐县的领导，停止了开山炸石，陈先生也与海盐有了交情……”（阮仪三《忆恩师陈从周先生》）

陈从周先生于南北湖西涧草堂，身后对联即他所书

陈从周并没有批评了事，还为南北湖建设提出具体设想，认为南北湖风景区建设“宜小不宜大，宜藏不宜显，宜曲不宜直，宜旧不宜新”。在他的努力下，1985年，南北湖被评为省级风景区。

1991年，他在报上读到读者来信，反映南北湖风景区仍在炸石捕鸟的现状，再也忍不住，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救救南北湖”。由此，南北湖的情况才得到根本好转。海盐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为民请命的园林大师，陈从周去世后，陈从周艺术馆便修建在南北湖青山绿水之间，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992年，陈从周参加上海城市规划会议，为保存徐家汇一座清代藏书楼，与有关领导发生激烈争吵，由于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脑中风住院。

著名学者刘梦溪说，虽然不能说陈从园为园林而生，但他确实为园林而死。陈从周的学生蔡达峰感慨道：“他是孤独卫士，坚守着一种道行，不断地进行着。”（蔡达峰《怀念陈从周教授》）

多才多艺的一代宗师

陈从周先生是公认的多面手，一生多才多艺，诗、文、书、画、印、刻、曲、琴、棋、摄影、制砚、手工样样精通，在当代园林界可谓绝无仅有。对他的多才多艺，冯其庸深有体会——陈从周“治建筑园林，治诗词，治书画，治昆曲，治考古文物，治种种杂学，谐能融合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

1949年，陈从周完成国内第一部《徐志摩年谱》，填补了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研究的一项空白，在港台地区乃至海外产生巨大反响，至今仍是研究徐志摩生平的重要参考著作。

1956年，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苏州园林》，首次提出“苏州园林甲天下”的观点。

陈从周《苏州园林》1956年初版

其代表作《说园》的出版，可以说是继《园冶》之后对中国园林理论的最大贡献，第一次系统地把中国园林放在中国历史、文化、昆曲、音乐、建筑、自然等诸多因素中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创见。先后有英、日、法、意大利、西班牙等多种译本，日本甚至出现六家出版社同时翻译的盛况。

陈从周的诗文也得到众多名家推崇，著名作家俞平伯先生就认为他的散文“其间山川奇伟，人物彬雅，楼阁参差，园林清宴，恍若卧游，如闻馨咳”。冯其庸说陈从周的散文“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又如听柳麻子说书，时作醒人醒世语，时作发噱语，然皆伤心人，或深心人语也”。邓云乡认为“他的散文，记游踪、说名胜、谈园林、言昆曲，甚至思念大饼油条，情之所钟，无一不围绕着神州传统文化。其实这是综合的，是一种熏陶，是一种气氛，是一种与生命俱存的禀赋”。

陈从周从来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

1954年，参与指导上海龙华寺塔修理工程。1959年，参与主持上海建筑“三史”工作，对于搜集、保存上海近代建筑史料做出了积极的贡献。60年代初，参与指导上海豫园、嘉定孔庙、松江余山秀道者塔的修复、设计工作，并对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工作。80年代，设计修复了上海龙华塔、宁波天一阁、如皋水绘园，并主持设计建造了昆明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陈从周还是把中国园林推向海外第一人，“明轩”可谓创中国园林输出海外之先河。1977年冬，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别事务顾问、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美术系主任方闻教授在上海锦江饭店与陈从周见面，希望为大都会博物馆馆藏的一批中国明代书画和家具找到一种最合适的呈现方式。陈从周脱口而出：这好办，造园林！这个提议得到方闻认同，双方决定以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簃为设计蓝本，殿春虽簃小，但有山、有水、有屋、有廊、有亭台，几乎将中国园林各要素集于一身。陈从周担任技术顾问，认为“编新不如述古”。1980年5月，“明轩”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落成。“明轩”二字，也是集文徵明的字组成的，用冯其庸话说真是“明”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