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因为这时你自己的选择第一次处在最突出的位置。你顶着巨大压力去做正确的选择：这个专业、这份工作、这段感情，都会影响你今后的命运。要再过十年才会明白没有什么错误是不可以补救的。”

——苏珊·奈曼

不是只有彼得·潘才对成年的前景感到焦虑不安。的确，我们显然可以说彼得·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迈克尔·杰克逊则近乎完全是彼得·潘的翻版。人们普遍认为成年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屈从于生活，尽管它远不如起初所想象的那样刺激、有价值或有意义。在自传第三卷的篇末，西蒙·德·波伏娃回想到世界上的事物她几乎都见识过了：“京剧、韦尔瓦竞技场（Huelva）、瓦德沙丘（El Oued）、普罗旺斯的拂晓、卡斯特罗面对五十万古巴民众的演说、列宁格勒的白昼夜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上空金黄的圆月。”她周游世界。在她那个年代，环球旅行绝非像我们现在这样司空见惯。不仅如此，在她身上各种爱情和友谊，各种有意义的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赞誉，都和她去过的地方一样不胜枚举，绚丽多彩。很难想象还有人能比她生活得更充实，更不虚度。然而，当她回顾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凝视着脚下的金矿：有整整一辈子可以过”的女孩，总结她那令人羡慕的旅行清单，得出的结论却是，她被欺骗了。有些作家说如今几乎没有人想要长大。但如果成年意味着在最坦诚的时刻感觉到被欺骗了，谁能指责那些不想长大的人呢？

哲学能帮我们找到一个与屈从无关的成熟模式吗？（郑重声明：我手头的《牛津同义词词典》［Oxford Thesaurus］可是把“哲学的”［philosophical］列为“屈从”［resignation］的同义词。）我相信哲学能做到。而且，最好从康德的描述开始：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理性最终达到成熟。读者如果不想理睬这个建议也是可以理解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一经出版就成为现代哲学史上最重要也是写得最糟糕的一本书。康德自己也说它过于枯燥冗长，同时不无心酸地补充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休谟那样文笔细腻雅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那样文笔深刻优美”。确实如此。伯兰特·罗素并非唯一一个承认读着读着就睡着的人。然而，坚持看完的人会发现康德的成长模式非常引人入胜。

理性在幼年期是独断论的。小孩子往往认为他们得到的是绝对真理。什么样的视角会让他们质疑这一点呢？遭受过父母或教父式权威虐待的人需要很多年才意识到虐待并非世界上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的话。在较为愉快的情形下，孩子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在确证他自己的能力和那个起初看起来非常神秘的世界的透明度。她认识到勺子（拨浪鼓和布丁）从手里脱落时总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而皮球（小卡车和小猫咪）之类的东西即使跑到窗帘背后也还在那里。她的能力与日俱增，世界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她为什么不能断定这两者都是无限的呢？每天她都在多认识一点事物，每天都在她的世界里揭开一个新的秘密。在小孩子身上似乎印证了17世纪哲学家、十足的乐天派莱布尼茨提出的独断论形而上学：只要给我们足够的世界和时间，就能够弄清一切——并且能够领悟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不然怎么说得通呢？

理性的下一个阶段是怀疑论，虽然“青春期”这个词不是在康德的时代出现的，但康德描述了青春期的所有症状：随着青少年发现世界不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他们的内心交织着复杂的失望与兴奋。父母和老师即便处于最佳状态（我们鲜能如此）也会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为人父、为人母或为人师者也经历过青春期。）他们知道的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能提供的解决方法也没有我们期望的多。即使他们没有撒谎，也不会告诉我们他们拥有的全部；他们试图用错误的方式庇护我们，因此也无法用正确的方式保护我们。他们在过去时代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和形成的信念使我们尴尬；他们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停留在过去，跟不上时代变化。为什么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任何真理和规则都会误导我们，甚至关于真理和规则的观念本身就应当消停安息？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对世界的无限信任转到无限的不信任吗？

康德说这一阶段比睁大眼睛轻信世界的理性童年时期更加成熟，因此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当然，他没有抚养过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但是，从无限的信任到持久的不信任，这一急剧转变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毫不奇怪，康德用成熟比喻自己的哲学，它使我们有智慧在盲目接受和盲目拒绝一切我们被告知的事物之间找到一条道路。成长意味着承认贯穿于我们生命始终的不确定性；甚至成长意味着，明明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却认识到我们必然会继续追寻确定性。这样的观点容易描述，却很难一贯地坚持，不过，谁说成长是件容易的事呢？

这些问题乍看起来不难，但很乏味。更糟糕的是，听起来无可奈何。就像一个心怀好意的胖大叔告诉你生活不如童年时想象得那么奇妙，也并非如青春期想象得那么糟糕，是时候你该打起精神，尽可能地过好生活了。然而，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从这样一套立场说辞中得到什么呢？它是陈腔滥调，虽然没有错，却不值得为此奋争。为什么不索性跳过康德去听滚石乐队呢？有时候，如果试一试，就会找到你所需要的。说一说心怀好意的大叔吧：康德的生活看起来可不像是你所期望的成年典范。他一生从未去过离出生地四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打了一辈子光棍，甚至唯一一则与他的爱情有关的传言也未得到证实。他成年后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讲学、钻研学术、写作。他的生活如此严格，如此规律，所以据说他的邻居会根据他每天为保养自己虚弱的身体而出门散步的时间调校时钟。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甚至夸张地说，康德的生活史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因为他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

然而，海涅也说康德是一位反叛者，他所掀起的滔天风暴让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也黯然失色。不仅海涅，比康德稍晚的同时代人大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康德关于成熟最有名的讨论，就知道为什么他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这是启蒙时代早期最著名的论文了。在《何为启蒙？》（1784年）里，康德把成熟定义为理性将自己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选择不成熟是因为我们既懒惰又害怕：让别人替你做决定要舒服得多！“如果有一本书照顾我的理解力，一位牧师照顾我的良心，一位医生规定我的饮食，我丝毫不用自己费劲。只要我能付钱，我就不需要思考，别人会帮我打理一切事务。”（没错，康德为《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相当于18世纪的《纽约书评》——撰稿时居然也采用了直白的语句。）康德这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讨论了孩子是如何学会走路的。他对此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要学会走路，孩子们必须跌跌撞撞、摸爬滚打，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他们碰伤而把他们放在婴儿车里只会使他们停留在婴儿状态。康德所批判的，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的母亲而是有意阻止公民自己独立思考的独裁国家。国家的控制欲与我们对舒适的渴望使社会避免了冲突，但这样的社会并非成年人的社会。

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无法代替你运用你自己的判断力的勇气。而判断力是可以学到的——主要通过观察他人如何很好地运用判断力而为自己积攒经验——但我们无法教会一个人如何运用判断力。判断力至关重要，因为真正触动我们的问题不可能通过遵循某一规则找到答案。我们需要勇气去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依赖国家、邻居，或者喜爱的电影明星他们的判断力。（当然，国家、邻居和喜爱的电影明星也可能是对的，好的判断力要求你识别对错。）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接纳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裂缝，因为不管生活多么美好，裂缝总是存在：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经验却告诉我们现实往往不是理想的样子。长大需要我们面对两者之间的鸿沟——两者都不放弃。

我们大多数人容易放弃这个或那个。坚持童年时想法的人一生都在否认世界与他们恪守的信念不一致。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会想到某些传道士和政治家），但时下更常见的还是深陷青春期困境的人。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样子不符合他们的理解或理想？和理想世界之间的落差更大。在一个理想无用的世界里，坚持理想成了失望甚至耻辱的根源。彻底放弃理想远比遭受希望破灭的痛苦要好得多；直面深度腐朽的现实比沉湎于幻想要勇敢得多。

这样的立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勇敢，因为它只要求得到一点点文雅体面的样子。懂得理想和经验对我们有同等的要求，则需要更大的勇气。成长意味着尊重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尽管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但不会屈从于教条，也不会绝望。只要你活的时间足够长，教条与绝望总会诱惑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周遭的世界更贴近应然，但也不忽视它的真实面目，这是成年人应该做的事。如果碰巧有个胖胖的大叔告诉你这些，你就非常幸运。

文字丨选自《为什么长大》，[德]苏珊·奈曼 著，刘建芳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04

图片丨选自《海蒂和爷爷》（2015）剧照

编辑丨Cycle

原标题：《成长更多地关乎勇气，而非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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