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佛·库鲁谈大学出版社与学术出版

珍妮佛·库鲁（章静绘）

2023年10月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了“给世界送上进入中国文论宝藏的钥匙：关键术语的译介”国际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社长珍妮佛·库鲁（Jennifer Crewe）应邀出席。《上海书评》借此机会采访了库鲁女士，请她谈谈美国大学出版社与学术出版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亚洲部资深编辑克里斯汀·邓巴（Christine Dunbar）也参与了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大学的不同学科院系乃至广义的学术圈有紧密的合作，出版过许多学者的专著，但我们都知道学术书没有太多盈利潜力，那么出版社如何在专业性与商业性之间找到平衡？

库鲁：我们不会特别去关心某一本书是否能赚钱，而是会做通盘的考量。比如我们会出版教科书，在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全力支持那些不赚钱的学术书籍的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是非盈利机构（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出版社都是），出版和推广学术书是首要任务，学术书籍能推动各类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界的交流，所以我们会尽可能申请补贴来资助学术出版。大学也会给与我们相应的支持。我们不会出很多商业性书籍，因为所有的出版选题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的同行评议，是有学术门槛的。

跟其他的美国大学出版社相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

库鲁：美国的许多大学出版社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选题都是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积累起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亚洲研究方面历史悠久，本社社史上有多位老编辑对此方面很有研究，眼光独到，通过多年不断地出版优秀学术著作慢慢地奠定了在东亚领域的声誉和权威性，这些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同理，其他大学出版社也有他们各自专精的领域，这与大学的历史息息相关。本社在社工（social work）领域也颇有建树，那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其他大学对这方面还没有太多关注。因为纽约城的天时地利，哥大社还有一系列纽约研究的丛书，这是别的大学出版社所没有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2017）似乎对哥大社的汉学系列颇有贡献？

库鲁：对，狄百瑞是很重要的人物。二战后哥大开设了一系列向美国学生介绍世界的课程，亚洲因其重要性，是其中的核心课程，狄百瑞教授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学和历史，由此带动了一批汉学研究和教科书的出版。

狄百瑞

邓巴：翻译在这个传统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每门课都需要可靠的译本作为阅读材料。经典文献的译本至今都是哥大社的重点出版物和常销书，任何大学里只要教授相关的课程就会用到这些译本，而且译本往往能够突破学术的藩篱，大型连锁书店也会来进货，这样就能抵达对亚洲文学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

翻译有时候不被纳入学术成果，怎么才能说服中文好的学者去做翻译呢？

邓巴：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我们跟汉学圈的联系很紧密，认识很多对中国很有研究的学者，能够随时咨询到哪些书值得翻译出版，应该找哪些合适的人去翻译。

库鲁：我们是从翻译古代文本起步的，那当然都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翻译，比如著名的学者翻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他的译本非常优美，广受好评，应该说学界对翻译的重要性还是认可的，学者也能从翻译工作中获得相应的正向回馈和激励，形成了良性循环。后来我们的选题拓展到了近现代领域以及虚构类作品，学术书通常还是由学者翻译，但小说类就有了不少学术圈之外的优秀翻译。

华兹生

你们会收到来自中国出版社的选题建议吗？

邓巴：比较少。我们通常是从潜在的译者那里获得信息，他们如果特别想翻译某本书，会跟我们联系，比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罗鹏（Carlos Rojas）经常会有好点子。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教科书的读者和各大书店会感兴趣、会进货的书籍，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在根据目标客户的需求策划选题。如果中国出版社建议的选题与此类市场的需求吻合，我们肯定也会考虑。

那你们会向中国出版社建议翻译选题吗？

库鲁：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是很好的交流机会。在行业书展上，你能碰到全球各地的出版商，大家通常都会互相推荐重点书，然后推动版权的购买。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业院很有名，我们出版的价值投资系列参考书据说在中国销售得很不错。还有自然科学类的教科书和科普书也时常被译成中文，但是纯学术类的比较少。我做过一本讲中国辣椒历史的书（The Chile Pepper in China：A Cultural Biography by Brian R. Dott），最近刚有了中译本（编按：达白安的《吃辣：辣椒的中国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23年9月出版）。

您曾经当过很多年的策划编辑（acquisition editor），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秘诀吗？

库鲁：你得建立自己的学术关系网络，有一批学者可以随时向你提供专业的评估意见，而且他们也需要了解图书市场。我们也会关注学者的成长和学界的新动态，如果某领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出现，应该尽早建立联系。

那您跟学者们交流需要掌握一整套学术黑话吗？

库鲁：完全不用。学术黑话流行的时期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文学批评领域。那个时候你如果要跟上潮流，肯定得学一些术语黑话，但那也是个学者还会买书的时代。现在如果还有人在用这套话语体系写作，那他的读者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也会避免这一类书，毕竟现在的消费主力是学生和普通读者。

2014年您成为美国常青藤大学出版社历史上第一位女社长，能谈谈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吗？现在常青藤大学出版社的玻璃天花板还在吗？

库鲁：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在出版社兼职了，当时我想万一靠写诗付不出房租，得学点别的技能。我喜欢书，路过113街看到哥大社的门牌就走了进去，问有没有兼职可以做。在回答了几个问题以后，我当场就被雇用了。我的上司威廉·伯恩哈特（William F. Bernhardt）是人文部的策划编辑，他因《退伍军人教育法案》进了哥大读书，后来在出版社当了许多年校对编辑。他有点社恐，喜欢给作者写信而不是打电话或见面。那是个慢速度的年代，书信通过邮局往来，当中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但他打字速度挺快，一分钟可以在老式手动打字机上打一百个词。我在IBM电打字机上一分钟才能打三十个词，总觉得很惶恐。之所以没好好学打字，因为我发过誓绝不当秘书。后来我学会了打字，学会了校对，学会了改稿，学会了跟作者沟通怎么把书稿改得更好，学会了如何有策略地向作者传达同行评议的意见，学会了如何温柔地退稿。

毕业后我开始了全职工作，当审读编辑，读了很多我自己绝不会想到去读的精彩书稿。几年后我想更进一步，当策划编辑，去孕育一本书而不是仅仅为它接生。于是我跳去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4年麦克米伦收购了斯克里布纳，我就成了麦克米伦出版社大学部的策划编辑。两年后我接到哥大社社长约翰·摩尔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当人文部主任。1986年我回哥大社时，已经大变样了，有了很棒的设计部，还有书得了设计奖。出版社也开始了电子革命，我们是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电子书”——CD-ROM版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我们也是最早尝试在电脑上编稿的出版社。在大学出版社工作是幸运的，我有机会参与知识的传播。大学出版社帮助学者交流思想，推动他们参与全球对话，这对理解我们的社会至关重要。

2014年至今美国大学出版社又有了许多位女社长，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后者不是常青藤，但他们的出版也很强。顺便提一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校长也是女性。

《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第六版

最近经常在媒体上读到政治正确大潮对出版的影响，比如英国出版界在争论要不要把罗尔德·达尔以前写的小说里的一些在当下看起来政治不太正确的语句改掉。你们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或有类似的顾虑吗？

邓巴：我觉得这取决于你出版的是哪一种书以及出书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童书的情况就比较特别，需要考虑题材和目标读者的情境。除此之外，我个人的看法是无需过度担忧。

库鲁：再说就算我们想做，也没有人力物力去把所有出过的书全都改一遍。如果一定要举个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它首次问世是1930年代，所有第三人称的指代全部用的是阳性代词“他”。我们在1990年代重印以及出售电子版的时候修订了不少与时代脱节的条目，尤其是这些人称代词。当然这跟罗尔德·达尔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说到图书的电子化，您觉得纸质书终有一天会消亡吗？

库鲁：人们说纸书会消亡已经说了二十五年了，纸书还活得好好的。现在我们出书的时候会尽量同步推出电子版，作为书的一种形式。通俗类读物的销售中，电子版的销售能占到大约四分之一，但在小众领域比如文学批评，电子版只占百分之八。我们不出版浪漫小说、侦探小说这些门类，听说这些书的电子版销售比重会更大，因为读完就扔的书没有必要购买纸版占地方。

传统出版业如何应对社交媒体的崛起？听说很多出版社都在跟很火的“#BookTok”（编按：TikTok短视频网站的子类目，类似于个人博主用短视频推荐书）网红合作推书？你们怎么看这类现象？

邓巴：我觉得“#BookTok”短视频的好处在于它很难装出来，博主本人必须对某本书有真情实感，才能感染他们的观众。的确有很多书是通过这种新媒体形式热销的。视频都极短，我想它的逻辑不在于内容质量的高低，而是观众对博主的信任度，只要自己喜爱并信任的博主推荐了，他们就会去买。

那你们也会跟短视频博主合作吗？

邓巴：我们把自媒体博主当作书评人看待。如果他们想要，我们可以寄样书，但不会主动邀约。

现在的纸媒书评还像以前一样重要吗？我经常听到英国书评人抱怨批评已死，现在纸媒缩水，书评版面被砍，毒舌评论越来越少，礼节性吹捧居多……

库鲁：书评还是重要的，我们跟重要的书评媒体会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如果有重点书，我或者我们的营销编辑就会给《纽约书评》打电话。传统媒体的书评版面的确是越来越少了，但书评还是会以各种各样别的形式出现。我们倒不是很介意负面评论，出版界有句老话：只要有评论就是好的。负面评论跟正面评论一样，说明你出的书有人关注，无人问津才可怕。

您与蔡宗齐教授合作推出了“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能说说其中的过程吗？

“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

库鲁：我有过近三十年的策划亚洲人文图书的经验，之前我和王德威有很多合作，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待过，现在在哈佛大学。他研究的是近现代中国文学，主持编辑过一系列现代小说的翻译和文选，还有文学史。大概是二十年前，我在芝加哥的亚洲研究学会的午餐会上结识了蔡宗齐教授，讨论了《如何阅读中国诗》的出版可能性，它既是文学读本也是语言教学文本。2007年这本书问世了，有读者向我们建议做成系列，把其他文学体裁也包括进来，于是我们慢慢地深化了合作。目前这套丛书已经出了《如何阅读中国散文》（How to Read Chinese Prose）及其配套的中文学习读本《如何用中文读中国散文》，《如何阅读中国诗的语境》（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in Context），还有《如何阅读中国戏剧》（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目标是出版十种。我认为这个系列跟市场上的其他丛书都不一样，我们的目标是为汉语非母语的学生和学者搭建学习和教授汉语言和文学的桥梁。蔡教授还为“如何阅读中国诗”的播客节目倾注了很多心血，每一集都用中英文讨论一首中国诗。我们还将与蔡教授和岭南大学合作一套新丛书“中国文论的关键词”，也是十本，从讲座开始。所以你看，我们从一本书开始，然后发展到包含各大文类的系列丛书，整个过程令人兴奋。这个项目也拓展了我们的内容呈现方式，从纸质书到英文播客，五十五集播客节目在一年中收获了来自九十一个国家的听众，接下来就要做视频了。蔡教授已经制作了一些视频的样本，预计能吸引十倍于播客听众的观众，希望新媒体项目能够为纸质书带来新的读者，并帮助到那些在自学中文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