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野与本土实践中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中国视野与本土实践：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海燕，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小凌，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燕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黄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沐涛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主编裔昭印教授主持。

会议开幕式

女性主义与性别理论的本土化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怀抱强烈的现实关怀，探寻如何从中国视野出发、开展本土实践，来推动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发展。《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编审畅引婷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她指出，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是建立在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贺璋瑢剖析了《老子》一书中关于雌性和“水”的比喻中所反映出的性别意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少鹏以陕甘宁边区妇运史研究为例，考察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分析范畴引入后在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中带来的范式转型和局限性。她认为，不能用一种分析范式来统合延安复数的妇女生活和妇女运动，进入历史本身，从经验出发寻找合适的分析框架才是有效的研究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瑞璞考察了民国时期德国学者倍倍尔的妇女解放理论在华转译与接受的过程。他指出，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反映。裔昭印教授探讨了近代以来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差异及其社会文化原因。她指出，近代中西方妇女运动尽管都有着在父权制社会下争取实现性别平等这一共同的目标和诉求，但在历史背景、斗争方法和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国观念息息相关。

女性与国家政治和史学

在中外历史上，女性以不同的方式与角色参与到政治中，在国家构建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乔玉红关注明代前中期女官采选地域的演变，认为其演变受到国家政治、地理位置、宫廷教育、皇室态度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和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吕晓彤以不同女性群体为例，考察近代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和平民主与妇女解放的斗争。前者聚焦于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党员女教师群体，后者聚焦于近代上海的烟厂女工群体。复旦大学教授陈雁剖析了1949年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以及会议前后各参会方的行动。她认为，这样一场国际会议对于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同时她也指出，会议的召开或许标志着“全球南方”的开端从万隆会议召开的1955年提前到1949年12月。安徽大学讲师石烁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陶赋雯聚焦日本战后与驻日美军相关的慰安妇制度及所谓“潘潘女郎”的形象，讨论这一群体在日本战后历史书写和国家荣誉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海利从性别史视角考察了“埃及”国家一词，指出以阴性形式为代表的“法老埃及”国家，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女性在其中享有的权利、地位和尊严举世无双。泰山学院副教授张凯探讨了关于古典时代雅典女性地位问题的争论对当代古希腊史研究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悦考察拜占庭帝国马其顿王朝时期皇室女性头衔的发展与演变。她指出，马其顿王朝皇室女性在皇权继承和政局稳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性为其参与政治提供多种可能性，并促使其权力地位发生新的变化。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家莉聚焦于英国的玛丽一世女王，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血腥玛丽”这一负面形象在数百年间的演变过程。她提出，“血腥玛丽”的形象最初由新教史家塑造，此后得到启蒙史家和辉格史家的巩固，最终遭到修正史家的解构；历史书写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摆脱时代的烙印。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汪丽红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了当代中世纪圣妇传记研究的特征。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杨力阐述了二战后日本国民历史学运动如何推动妇女史书写的兴起。战争与政治息息相关，因此与会学者也关注战争给女性带来的灾难与机遇。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施妍聚焦唐代安史之乱中女性角色的变化和女性书写，探讨战乱年代女性能动值的变化。她认为，女性既在男性书写家国忠孝观念中发挥作用，也呈现出多元的生命样态。五邑大学副教授冉琰杰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粤中地区动员侨乡妇女展开抗日救亡的斗争。太原理工大学讲师薛梅回顾20世纪初日本妇女对华的民间外交活动，指出当时不乏像女权运动活动家福田英子与中国女权先驱者薛锦琴之间基于中日平等的友好交流的范例。但是，创立“东洋妇人会”的某些日本上层妇女在开展对华妇女活动时却把“妇女解放”寄托在错误的国家主义上，沦为了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帮凶。

玛丽一世

女性与家庭、婚姻和生育

家庭一直以来被视为女性的领域。与会学者非常关注古今中外女性与家庭、婚姻、生育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焦杰以汉唐时期医书为例，关注书中提及的胎孕知识所反映的父权社会意志。她指出，医书中的胎孕知识明显具有逐渐发展的男性中心色彩，是妇女在男性权力社会中扮演服从角色的表现，本质上反映出权力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胡博文以正史《列女传》中出现的长辈、平辈和晚辈等三类女配角为例，揭示三类女配角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形象及其作用。他指出，这些配角与主角一样，也是围绕着孝节慈三种观念来塑造的，体现出家庭的温情。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尚阳聚焦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奠基人王汝琪，探讨其在法律层面和民族救亡运动中推动妇女权利扩张的斗争。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谢芝芹考察了古代雅典妇女隐居与通奸的现象，探讨雅典的性别关系，认为当时男女两性关系并不完全对立，公民妇女受到尊敬并发挥一定作用。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孙仁朋分析了古典时期雅典嫁妆的功能与意义，提出嫁妆既保障家庭的繁衍与传承，也维护城邦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邰鑫玉关注罗马埃及行省较为完备的保护妇女生育的体系。她认为，这些保护措施为人口和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是行省成为罗马帝国商贸大省的重要原因。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助理研究员卢雅怀分析了罗马帝国时期拉丁四大教父之一杰罗姆写给女性友人的书信，揭示作品中表现的另一种女性声音，并以此分析当时一些贵族女性放弃婚姻家庭转而投身修道生活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倪滕达通过分析文本和考古资料说明奥古斯都的人口普查对象扩展到了妇女和儿童。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文琨从美国社会对婚姻的理解以及实践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初美国白人非难和抵制日裔“照片婚姻”的原因。他提出，在美国人看来，“照片婚姻”和“照片新娘”代表着胁迫、屈从、与金钱挂钩的关系，会破坏美国的社会安定、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胡文柳考察了英国学者玛丽·斯托普斯的生育控制思想及其实践运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思蓓关注柯伦泰的婚恋观念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两国的接受情况，揭示其婚恋观念在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社会状况中的接受境遇。她指出，这种差异反映了政府在革命理论与国家现实需求之间的取舍。

女性的教育与社会活动

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均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与会学者相当重视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的历史。宁波大学讲师奚丽芳从明末家庭女教读物《女范捷录》中有关食事的叙述出发，审视“食物”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探讨当时女性的自我认识。她指出，该书作者将“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媒介，突出“饮食”在蒙养教育中的功能与意义，从而赋予食物与食事更多的价值与意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姜玉杰探究了内战后美国大学男女同校的争论。她指出，作为美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变革，男女同校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涉及女性的身体、道德和智力的迷思等方面。这场争论影响了美国大学管理的政策与大学课程的设置，改变了受教育女性的生命轨迹。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郝欣欣以美国黑人女性教育家范妮·杰克逊·柯平为例，探讨了美国内战前后黑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苑莉莉从社会性别视角阐述了中外历史上女性慈善的历史演进与变迁。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赵莉莉关注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斐尔德介绍广东地区风土人情的相关著作，分析其书写中的女性关怀、女性主体意识。鲁东大学教授张淑清探究了20世纪初英国犹太妇女联盟的活动与历史意义，指出它对新移民适应主流社会以及英国犹太妇女走向公共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徐家玲考察了当代活跃在欧美拜占庭学界的精英女性的学术贡献。四川文理学院教授杨新磊探究了活跃在全球影坛的杰出女性。

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发展与变化

总体而言，本次学术研讨会清晰地呈现了我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史料和研究视角上的发展与可喜变化，充分地展现出与会学者对话语与身体、非文本材料、底层与边缘群体、跨国视野的密切关注。

首先，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与会学者除了探讨女性与政治、经济、教育、家庭等有关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外，也表现出对老年妇女、女性身体、女神、活动空间、男性气质、女性文学、女性称谓等更多相关问题的关注。会议丰富的研究议题体现出当下妇女与性别史领域受到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的深远影响。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刘咏聪将年龄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范畴，从性别视角阐述了清代女性老年史的相关议题。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以近代《大公报》上中西医关于月经的医论为例，探讨双方如何建构了“月经使女性虚弱”的身体感话语，从而参与了现代中国早期女性观念的建构。安庆师范大学本科生汪雪倩围绕近代中国女性的放足与剪发运动，阐述女性身体自主权与女性解放话语权的斗争。南开大学教授王以欣以中国古代民间海神信仰——妈祖信仰为类比，探讨琉克提亚女海神信仰在西方古典世界及随后的发展演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玉洁从空间话语概念出发，分析作为建筑空间的“楼”对于古代女性身份的塑造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杨凡考察了城邦时代的雅典和斯巴达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男性阳刚气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丹考察了作为中国女性传记里程碑的《李超传》对现代传记理论的构建。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林存秀关注悲剧观念下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讲师陈晨和杭州师范大学讲师邹韵分别关注现代日语女性称谓语与“同性爱”概念的话语变迁的历史。这些议题不仅丰富了我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内容，也推动了该领域的学者运用文学、医学、神话学、建筑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跨学科地进行妇女与性别史研究。

第二，研究史料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文本材料以外，与会学者还广泛使用口述材料、生活物品、考古铭文、墓志铭等非文本材料。江西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万水标等探讨了汉代科学技术发展与汉代汉服样式发展之间的关联。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郭海文等以清代女子类书《奁史》为基础，从物质文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古代女子的私密用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菁聚焦江苏宜兴地方的明清牌坊。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董静滢借助考古发现的王室铭文，探讨古代两河流域王室女祭司自我形象的塑造。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如意提出，口述是“慰安妇”问题研究的重要材料，可与档案文献、场所遗迹互证。

歙县棠樾牌坊群

第三，研究视角逐渐下沉与拓宽。除了精英女性的历史外，与会学者还特别关注到底层女性的境遇和经历。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孙聪玲聚焦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地区底层性工作者，揭示她们与原属家庭之间未曾断裂的紧密关系。兰州大学教授姬庆红阐释了古罗马精英对乳母既鄙视又美化的矛盾心理，认为这反映出乳母模棱两可的社会角色与依附形象。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婷考察了阿富汗自近代独立以来不同时段妇女地位演变所反映出来的妇女权利变化，指出其与宗教、文化、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跨国视野、全球视野也日益受到重视，与传统民族国家视野相得益彰。广西师范大学讲师林漫探讨了多元文化主义在妇女与性别史的全球转向中所发挥的作用。西南大学讲师何芳以“金莲”这一象征中国古代妇女缠足习俗的词汇在美国的接受作为出发点，探究以缠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信息与知识如何在跨国、跨种族、跨文化语境中得到生产与实践。

本次研讨会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为不同年龄阶层与发展阶段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有力地促进国内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裔昭印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中国视野探究世界妇女与性别关系发展的历程和研究状况，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吸收优秀人类文化成果，努力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力量；进一步加强妇女与性别史资料建设，努力扩大史料的来源，并关注历史上不同阶层的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的状况；进一步开展跨学科研究，丰富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内容，对两性身体、日常生活、话语建构和性别关系等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妇女与性别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学术研究应当融入现实生活，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两性和谐的性别关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