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相好、千里同风：汉藏佛教艺术研究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7日上午，“菩提相好、千里同风：汉藏佛教艺术研究高端论坛”在上海金茂君悦酒店举行。此次学术论坛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汉藏佛教研究中心主办，东方瑰宝（北京）艺术品有限公司承办，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从事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参与。与会学者围绕元明清时期宫廷、江南地区以及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遗存、重要文物，结合多语种历史文献材料，充分展示了汉藏佛教艺术研究前沿成果。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作题为《飞来峰造像与杨琏真迦及元代杭州藏传佛教臆度叙事》，围绕元明以来汉文史籍杂录以及近现代学术论著中有关杭州地区的藏传佛教流传的叙事，批判式回顾了飞来峰作为萨迦派为主的藏传佛教造像说法的构建，指出以往历史叙事将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与元明以来的涉及番僧恶行的种种记述等同起来，这一臆度叙事消弭了元代大都市杭州作为文明交汇的地位，忽略了元代杭州所具有的汉、藏、西夏、蒙古等我国多民族文化交融，并作为新的中华民族文明特征形成关键地域的基本事实。谢教授详细分析了飞来峰的造像形态，明确展示了来自西夏的主要影像特征，指出了飞来峰造像布置的总体思想仍延续了江南自唐以来华严与净土信仰的主流地域传承，是藏传佛教图像于中原传播在地化的表现。同时，报告论证了杨琏真迦作为江南释教总统的主要功绩在于通过飞来峰开龛乃至《碛砂藏》《普宁藏》的刊刻，来弘传多民族、多元宗教融合的元代王朝思想与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廖旸研究员围绕精美的明清宗教艺术品，展现了中原地区对于“乌斯藏”的想象，生动呈现了汉藏佛教艺术文化交流与流传中的想象、误读、挪用与创新。报告首先回溯了历代中原对于边地西藏的描绘，通过出土唐代文物“都管七箇国”六瓣银盒、《步辇图》《摹阎立本职贡图》《万方职贡图》等系列职贡图像中的“吐蕃国”形象，指出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视觉材料体现出来的都是对于西藏的想象。其次，报告从文献与作品群出发，集中探讨了“乌斯藏比丘海仑金画”的流传与变异，呈现了作品创作及其流传过程中人群的认知、想象与误读，即对乌斯藏的遥慕，讨论作品包括台北故宫藏《日本僧海仑画善财五十三参》、弗利尔美术馆藏《五十三参妙谛》、首都博物馆藏《十八尊者卷》等。最后，报告对汉地创造的炽盛光佛进入藏传佛教佛像体系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围绕梵字咒轮的创造，展现了汉藏佛学传统的交融以及这种融合的梵字咒轮宗教艺术形式如何在明清汉地的佛教艺术作品中得以再创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文发表了《元明之际西藏十六罗汉信仰的兴起及其图像意义》的研究成果，围绕夏鲁寺罗汉殿、大昭寺的罗汉殿与白居寺措钦罗汉殿三个鲜明的案例，通过历史文献与壁画遗存，分析了其各自功能面相与旨趣。报告强调我们需要回归历史细节的宗教实践，寻找十六罗汉信仰在汉藏两地得到广泛传播、接受和重构的细节，分析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功能和面向，从而解释了元明之际十六罗汉在西藏得到蓬勃发展的原因。报告指出西藏十六罗汉的礼供（phyag mchod）与祷祝（gsol ’debs）的仪式化和文本化肇端于十三世纪初，在西藏佛教密宗化的背景下，对上师的尊崇与祈祷“长久住世”和十六罗汉受佛敕护持教法的功能联系在了一起，丰富了十六罗汉信仰的内涵。

美国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研究孙鹏浩博士从藏文祖师人物传记中发现了有关织物与新色彩的译介，勾勒了一段生动的汉藏物质文化交流史。孙博士首先从大司徒·赏竹监藏（1302-1364）回忆录出发，提及文本中藏文词汇“hor gos”（蒙古衣）、“hor lham”（蒙古靴）等的使用，探讨服饰织物的特定描绘与奢靡风尚的内涵关系。其次，文章围绕《萨迦世系史》、《帕竹灵塔志》以及《阔端致萨班书》的礼物清单等13世纪文献材料中有关织物的记载，追溯了其作为传家宝物、有价值的商品、礼物以及宗教物品的历史文化语境。最后，报告展示了该类织物藏文词汇中典型的汉语借词，确定了藏文“na phyis”与纳石矢的对应以及在文本中的应用，在元代物质文化交流背景下深化了对于西藏文献中织物的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助理研究员闫雪作题为《多罗那他的佛传叙事及其艺术实践——兼谈西藏佛传文本的流传与特点》的报告，以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十七世纪的佛传壁画遗存为切入口，探讨了觉囊派祖师多罗那他（1575-1635）所著《世尊佛陀大行简说》（Bcom ldan ’das thub pa’i dbang po’i mdzad pa mdo tsam brjod pa）的叙述特点与历史价值。通过围绕佛传文本的类型、藏文佛传文本的译入与流传、西藏本土学者佛传叙事及其特点的讨论，闫雪博士剖析了多罗那他佛传故事的特点，指出《佛陀大行简说》是一部混合佛传与本生故事，以时间顺序编排生动再现佛陀一生的西藏佛传叙事集大成之作。同时，由多罗那他所撰写的佛传文本出发，再到彭措林寺三层集会大殿壁画的艺术实践，闫雪博士进而深化了对彭措寺集会大殿壁画设计的核心思想的解读，指出多罗那他以佛陀/觉囊祖师笃布巴成道和传法之路为主线，试图将彭措林寺打造成了佛陀所居的西藏唯一的“祈园精舍”。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侯浩然作题为《从文本到图像：如何将高僧传记绘成唐卡——以〈竹巴噶举金鬘〉为例》，厘清了现存多幅竹巴噶举祖师唐卡系列，对这一唐卡题材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方法范式。侯浩然博士首先介绍了该系列唐卡研究在图像采集与艺术史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这套描绘竹巴噶举祖师传承的唐卡画作是由第三世康珠活佛（1680-1728）在康巴噶寺设计,邀请到了藏地噶玛噶赤派著名画师曲扎西（Chos bkra shis）绘制。报告以《金鬘》中祖师降扬曲吉扎巴（1498-1523）的唐卡为例，根据其藏文传记，结合唐卡上的题记，详细剖析了唐卡画面中的描绘其生平的场景。报告指出，康巴噶寺的噶举金鬘唐卡的制作应与寺庙建立和卫藏竹巴噶举的联系以及建构康珠活佛系统的合法性和寺院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样图文互动的呈现让我们一窥康珠活佛与画师却扎西之间的互动，同时深化了传记与图像之间的双向的解读。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研究员姚霜博士作题为《西藏艺术理论的生成——重访工巧明文献的类型与叙事》的报告。姚霜博士首先从学术史出发，对历代工巧明文献进行了梳理与重新分类。其次，通过解读工珠.云丹嘉措（1813-1899）《知识总汇》（Shes bya kun khyab）卷六中《工巧明篇》的叙事，姚霜博士次第展示了工巧何为、造像的要点（包括图像分类、量度、姿态、风格等）与造像仪轨，特别强调了这些内容之间所形成的关联对于理解藏传佛教艺术作为修行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藏传佛教艺术独有的三所依（rten gsum）建立说及其密教仪轨性质，作为藏传佛教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区别于印度普通工巧与汉地佛教艺术之处。藏传佛教通过身、语、意的建立法，将物质世界转为成道的方便，而工巧的修习，即对人之根器（dbang po，英文作sense）的全面培养。作为本土的艺术理论，工巧明文献提供了一个解读藏传佛教艺术的基础解决方案，展现了物质的、艺术的密教仪轨世界内部的关联和逻辑。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针对明代重要西藏历史文物《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展示了最新研究发现。在回顾了学术研究史后，沈卫荣教授对这场在明永乐五年（1407）南京灵谷寺举行的“普度大斋”被认作明成祖为确立政治合法地位而组织的一场政治秀给予了批评，认为这是对此事件的宗教形式与性质缺乏理解造成的误读。报告重新发掘和解读了与五世噶玛巴得行协巴（1384-1415）生平事迹相关的藏文文献资料，仔细检查了三、四、五世噶玛巴文集以及与其相关的汉文密教文本，最终发现这场轰轰烈烈的“普度大斋”其实是施行了一场噶玛噶举派所传特有的“胜海观音除障仪轨”。这一场持续十四天的仪轨完全按照三世噶玛巴让琼多吉（1284-1339）所造的《胜海观音法门除障仪轨》（Spyan ras gzigs kyi sgo nas sgrib pa sbyong ba bzhugs）所设立的程序进行，其目的不只是为了超度明太祖夫妇，而是为了所有在明初战乱中丧生的有情超度荐福。这或说明这场“普度大斋”具有的明确宗教目的，以及明成祖朱棣具有明确的藏传佛教信仰。 

论坛吸引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专业高校师生现场与线上参与，共同探讨了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与发展的重大议题。这些研究表明，汉藏佛教艺术是汉、藏乃至广大西域地区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而得以实现的，展现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来源。作为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汉藏佛教艺术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闪耀结晶，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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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喜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