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世界遗产发展趋势是什么？世遗学术论坛北京举行

在当下，随着世人对于遗产的认知和理解不断发展，气候变化、冲突问题等问题是当前世界遗产的高关注议题，人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逐渐认识到“自然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近日，“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以“人与自然的当代关系：共存、互鉴与可持续”为主题，来自国内外从事遗产研究与实践的专家学者就“世界遗产发展趋势”“考古遗址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关系”“村落与文化景观类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与利用”以及“自然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等专题开展交流。

人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逐渐认识到“自然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性。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有关“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讨论，意味着我们或有必要在面对过去及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思考新形势下自然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方式和方向。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决议通过，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形成人与自然新型关系，为了全人类的未来保护和管理全人类共同的遗产迫在眉睫。

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分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于近日举办了第二届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学术论坛，论坛以“人与自然的当代关系：共存、互鉴与可持续”为主题。

论坛现场

国内外从事遗产研究与实践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的管理者代表共五十余人出席论坛，在为期两天的会程中，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基斯坦、比利时、赞比亚、哥伦比亚，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以及教科文组织各相关二类中心与教席的与会学者就“世界遗产发展趋势”“考古遗址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关系”“村落与文化景观类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历史建成环境的保护与利用”以及“自然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等专题开展交流。

同时，论坛也召开了青年论坛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邀请从事遗产研究的青年学者、博士生以及来自故宫博物院、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九寨沟等十处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者，发布、讨论最新研究成果，分享遗产保护与管理经验。

世界遗产发展趋势

第一场论坛名为“世界遗产发展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区域办事处文化项目官员杨碧幸在《亚太地区的世界遗产保护——第三轮定期报告的相关分析》报告中介绍了亚洲各遗产地的保护及利用的情况；鲁汶大学建筑系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托马斯·高曼士在《世界遗产提名前的新上游指导：目标、方法和挑战》报告中介绍了一个新的方法论——世界遗产提名前的新上游指导，这有助于对世界遗产的价值更好地进行评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宋峰就世界自然遗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报告，宋峰的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当前中国的自然遗产分布更集中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主要以文化遗产为主，这与中华文明演化过程，自然气候条件等存在着关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遗产地位于较为贫困落后的地区，这也给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可西里白象山布喀达坂和红水河河谷

“在遗产申报核心环节也就是在价值阐释上，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开始愈加重视并认识到中国自然遗产的特殊性。作为中国山水文化典型代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独特一类，中国的自然遗产可以说都是以自然景观为基础，融人文景观为一体的地域空间综合体，这与西方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如何将世界遗产价值标准定义与遗产本体内涵连接起来是一项深度而又重要的工作。”宋峰谈道。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世界遗产的认知更为深入，世界遗产关注重点从提名申报转向保护管理，并且更重视其世界价值。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为例，这一地域对澳大利西亚迁徙路上许多候鸟物种的聚集具有国际级别的重要性，该遗产地的申报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东亚、澳大利亚、尼西亚候鸟迁飞突出重要的地理贡献，也是在世界舞台凸显了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在遗产地申报的背后，高规格国际合作和协作，国际论坛与科研合作的陆续展开也是全球协同突出的表现。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每年大量濒危种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 图源：国家林草局

考古遗址类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做了题为从气候变化角度来看塔里木盆地佛寺遗址的保护问题的报告，并表示，风和降水都对佛寺遗址造成较大破坏，并呼吁启动新疆佛寺遗址考古研究、价值挖掘的工作并做好“顶层设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张剑葳以《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中的大遗址》为题进行了分享，张剑葳介绍，大遗址是中国考古事业里面比较有特色的概念，我们从“十一五”时期提出100处大遗址，到“十四五”专项规划确立了150处大遗址，这150处大遗址作为整体框架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把这个作为核心的文物资源，用这个来串起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张剑葳表示，“历史文化空间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管理层面的区划术语，更像是康德所论之主观的、心智性的空间概念。大遗址作为中国提出的一类具体历史文化空间，具有在人地关系语境，在心智性本质的思辨意义。”

良渚古城复原图

张剑葳谈及中国历史文化空间传统中的“胜”和“迹”：屈原在《远游》中描写的一系列人间山川洞府、名胜景致，都是神仙之地，远人而近神。古迹与此相对，在屈原的系统里面也提的很清楚，“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丘、墟这样的遗址是人化自然的遗址，人的烙印非常明显，巫鸿称为“景中痕”；中国历史上名胜、古迹至迟在宋元时期合在一起使用，《长安图志》里谈到“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等等，宋元以后的名胜经常是和山川、形胜在一起谈，古迹可能是具体的城址、陵墓、寺观、园亭等等。

1920年中国考古学纳入了“迹”的概念，遗迹这个概念是西方考古学的术语，作为与遗物相对应的考古研究对象，纳入到中国考古学的范畴中，“胜”的概念，也在具体语境中得到不断地实践，1937年《西京都市计划大纲》提出了“古迹文化区”和“风景区”并置，前者包含太液池等遗迹，后者就是名胜的基本概念的延续，这当然为后来中国古迹和风景名胜区分头治理埋下了伏笔。但是，名胜和古迹又常常是叠加在一起的，尤其是区域分布大尺度中。比如扬州城遗址，周口店。

周口店

而大遗址的概念，也综合了胜与迹，它不仅具有考古学意义，更是文化遗产的语汇，赋予了考古工作更现实的意义，“人迹所到的自然是胜，人化自然是迹，人体自然是心，我们以心认识胜和迹，这是一种认知的途径。在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大遗址成为当代人追忆往昔、触碰历史，和自然对话的归途。它既在考古学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又在历史遗产保护中承续中国的历史文化空间传播。”

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关系

此次论坛也探讨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关系。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海岸线联接项目负责人亚力士·肯德做了《海岸线联接：国际共享最佳实践》的报告，介绍了这个项目提出的背景——一场飓风导致赫斯特城堡部分倒塌并引发对于英国位于海岸边的城堡的保护的思考，为此，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共同合作每两年发布报告，评估世界沿海岸线遗产受到的侵蚀。

“项目本身是有方法论的，我们采取以研究为主导和数据驱动的方法来识别面临风险的一些遗产点，然后与遗产、遗址的经理交谈，以确定关键问题和最适合他们的一些资源去保护这些世界遗产。下一步，我们希望找到世界各地的海上遗产点，从而建立一个意愿的网络，这样我们能够有效识别问题，找到解决方法，比如通过数字3D的重建，通过对遗产地的搬迁等等，还有社区的参与和代际管理，还有用土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讲故事，这些对很多地方都很重要。”

梅诺卡岛塔雷奥帝克史前遗址（西班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空间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心源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文化与自然遗产一体化保护的认知》的报告中介绍了文化遗产中记录的气候变化，并提出，希望搭建自然与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的平台，做好世界遗产的监测、保护、共享、支持可持续发展。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肖时珍教授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及周边建设项目对世界遗产的影响评价和中国实践》详细介绍了对自然遗产地周边项目的评估与保护工作。

雪豹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做了题为《熊猫与雪豹：旗舰物种的作用》的报告，介绍了这两个物种的生存与保护情况，以熊猫为例，第一个熊猫保护区是在1963年—1965年之间成立，在80年代又成立一批，到今天共有66个熊猫保护区，大部分熊猫种群和栖息地都是在保护区，足见中国政府对熊猫保护的重视。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园，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就覆盖70%以上的种群以及栖息地。“我们每过五到十年要做一次全国性调查，国家拿出千万级资金在全国熊猫分布区做调查，甚至我们可以知道每个县有多少只熊猫，每个山谷里有多少只熊猫。”

“但是不管是熊猫还是雪豹，他们还是面临着很多生存挑战，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保护工作做的非常好，种群可能在增加，栖息地反而在破碎化。”

景迈山古茶林入口

景迈山传统村寨

景迈山今年是新晋的世界遗产，13年的努力，让它终于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全球第一例茶文化遗产。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陈耀华做了《基于价值认知的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的报告，介绍了景迈山古茶林的普遍价值和基于这种价值认知的景迈山古茶林的保护。

“景迈山是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的见证，它是世界上大规模的庄园茶种植模式出现之前，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模式的典型例证。景迈山茶林使用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两个关键的技术也非常有生态智慧，此外，保留下来的古茶林有四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它是悠久的、智慧的、生态的、充满活力的。这个充满活力一方面生态系统很健康，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效益好，景迈山的年轻人没有外流，人口没有空心化，大量的年轻人反而回来，包括大学毕业以后都回到景迈山参与景迈山的建设。所以很多遗产地出现的空心化、老龄化，在景迈山没有出现，这是非常好的。”陈耀华介绍。

位于塔吉克斯坦的考古遗址TJ-09古彭吉肯特镇

论坛期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围绕即将启动的“共同愿景”——亚洲遗产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推介项目和标识（logo）征集举行专门会议。王莹副秘书长主持会议并介绍项目情况，UNESCO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剑葳、南方海洋实验室海洋考古团队首席科学家詹长法、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东南大学教授董卫、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UNESCO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心源以及来自巴基斯坦、比利时、赞比亚等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项目给予赞许同时提出宝贵意见，表示会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并面向国际广泛传播。该项目主要围绕包括但不限于亚洲地区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遗产，遴选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优秀案例，讲好交流互鉴的遗产故事，传播人类多元文化的世界声音。

论坛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