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球变暖研究之父”：地球变暖在加速，1.5℃升温将比预计更早突破

1988年6月23日，美国当天的室外室温达到36.7℃，47岁的美国宇航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向世人警告了世界即将遭遇的危险：NASA有99%的信心认为，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导致全球变暖，并正在改变我们的气候，极端天气出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35年前这场重要的听证会将“全球变暖”这一概念首次带到了公众面前，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一些人曾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人们看到了这一警告的先见之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层出不穷。35年后的今天，2023年或将成为地球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科学家认为，地球上一次出现这种高温情况，可能要追溯到约12万年前的间冰期。

汉森的预言正在一点点实现。然而他说，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11月2日，他的最新研究《Global warming in the pipeline》（全球变暖正在酝酿之中）正式在Oxford Open Climate Change发表，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指出，与工业化前时期的平均气温相比，未来十年地球变暖可能超过1.5摄氏度，并且到205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2摄氏度。快速的升温意味着各国在2015年达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设定的目标将无法守住。

这项新研究由汉森和十几位其他科学家的同行评议成果组成。他们通过研究一系列古气候数据，包括极地冰芯和树木年轮的数据、气候模型和观测数据，总结出地球对于气候变化比科学家原本以为的更加敏感。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对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究竟会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多少一直存在分歧。这一指标被称为“气候敏感度”。2021年发布的最新一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计算认为，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地球可能会升温3摄氏度。但汉森和他的同事在最新研究中认为会上升4.8摄氏度，大大超出IPCC的预估。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在过去短短200多年中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约50%，科学家认为这种爆炸性的增长速率至少是地球百万年来史无前例的。

汉森认为，气候变暖正在加速。他在研究中指出，“我们正处于气候危机的早期阶段”，并警告“已经在酝酿之中”的全球变暖将继续高涨，把全球气温推至比先前预测更高的水平。

汉森的研究认为，变暖加速的原因与太阳输入能量和地球输出能量的不平衡，地球对气候更大的敏感性以及航运污染减少，从而减少空气中可以反射阳光的硫颗粒的数量等因素有关。

不过该项研究并非得到所有科学同仁的一致认可，不少科学家对于汉森的分析原因和结论持有保留和反对的意见。

在回应对他的新论文的批评时，汉森认为这是“科学上的沉默”——新的结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科学界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有点让人想起了当年的那场听证会——当他发出全球变暖的警告时，当时大多数科学家们仍在讨论是否能够确认人为活动真的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因。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汉森与人合著了数十篇关于气候变化的论文，其中许多论文得到了科学界的高度评价。他也成为了气候变化领域的先锋学者，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学家之一，被尊为“全球变暖研究之父”。

尽管汉森1988年的证词震动了美国乃至世界，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全球气候行动仍然进展缓慢。

当年和他一起在国会作证的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迈克尔·奥本海默（Michael Oppenheimer）表示，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在国会作证时，他们预计到2000年左右，世界各国政府将开始实施有意义的减排计划。

他表示：“我们没有提前应对，可能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人们不愿意支持强有力的政府行动……直到他们遭受不寻常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事件的打击。”

但汉森本人没有停止行动。2011年和2013年，他两度因为和其他活动人士参加反对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地区建设输油管的示威活动被捕。

1988年，汉森提出“气候骰子”（climate dice，由于气候变化，出现极端天气事件几率越来越高）概念，强调人为因素在气候变化中的角色。近年来，他继续科学研究并通过写书的方式将他想要表达的故事传达给公众，教育下一代。

上述论文发表前，82岁的汉森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对于他的研究做出了解释，并对自己30多年的气候老兵生涯做了回顾。他表示，希望这篇论文传递的信息能够在今年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引起各国的重视。

以下为专访全文：

拉响气候警报的科学家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走上气候科学道路，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

汉森：我最初专注于行星科学，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时候，我们的仪器搭载上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我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研究的是金星，当时的我渴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宇航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申请并成功获得了NASA的博士后职位。我在行星科学领域工作了超过10年，并提出了前往金星的实验设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关于温室气体的数据，不仅包括二氧化碳，我们也意识到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氯氟烃同样是温室气体，它们也会导致地球变暖。这让我对地球的气候变化更感兴趣，因为我们居住在这颗星球上。因此，我辞去了金星实验的首席研究员职务，开始致力于建立气候模型，数值解大气和海洋的基本方程。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成为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全职工作。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科学家，是什么让您积极参与公众交流呢？

汉森：我其实不擅长与公众交流。然而，经过与同事们长达十年的合作，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可以尝试也需要向公众传达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们使用世界各地的气象站数据，将其整合以尝试构建全球温度数据库。这些记录显示，在过去的100年里，地球的气温一直在上升。

1988年，我在国会作证引起了轰动，因为那一年美国遭受了严重干旱和极端高温。这更加使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公众关注。

15年后，我意识到当时的乔治·W·布什政府的行动完全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那是一个与化石燃料产业有深刻联系的政府，布什总统和副总统切尼都与石油行业有紧密联系。他们明显不打算支持解决气候问题的政策，因此我决定再次站出来。

我以为我仍然能通过发表演讲带来积极的影响。然而，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化石燃料产业非常强大，他们有能力淹没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信息。如果你试图传递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就很容易受到阻挠。我们仍在与他们强大的影响力进行抗争。

1989年5月9日，汉森在国会作证。

IPCC低估气候问题严重性

澎湃新闻：在您国会作证后，联合国成立的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IPCC）在1990年发布了其第一份报告，并在此后连续发布了5份报告，科学家们已经不断在敲响警钟，您如何看待这30多年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变化？

汉森：全球变暖的实际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因为我认为，IPCC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首先，IPCC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编者注：用来计算“当一定量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到大气中时，地球会变暖多少度”）。他们的最佳估计是，如果二氧化碳浓度翻倍，气候敏感性约为3摄氏度。然而，根据地球历史的数据，我们发现，当二氧化碳浓度翻倍时，气候敏感性更接近5摄氏度。这差距意味着气温上升可能比IPCC最初估计的更快和更严重。

另一个被IPCC低估的因素是冰盖的稳定性，这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之一。其中最明显的是海平面上升，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虽然冰盖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融化，但南极洲的一个重要部分直接与海洋接触，这部分可能会相对较快地融化。西南极冰盖储存着足够的冰，可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3到4米。这种情况可能会非常迅速地发生，对人类社会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最近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到了新的气候前沿。您为什么提出了这个观点？

汉森：这是一项不断发展的研究。在2016年，我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和超级风暴” (Ice melt, sea level rise and superstorms) 的论文。我们强调，如果我们继续沿用化石燃料的道路，即使是IPCC考虑的中等情景，也将导致格陵兰和南极洲的融化不断增加。根据我们的模型，这将导致增加的淡水关闭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AMOC，被认为是地球气候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从而促使融化加快。

然而，IPCC并没有接受我的这个研究，并提出各种批评意见。我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并通过增加对整个新生代气候变化的分析来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论点。在我的最新研究中，这个新生代时期包括过去6600万年的时间，其中包括最近的8万年。然而，我们目前的温度已经升至1.2摄氏度，将很快达到1.5摄氏度。因此，我们正在进入冰芯历史记录无法覆盖的未知领域。

研究还提到另一个方面，即温室气体并不是人类对大气产生的唯一影响。它们不是气候变化的唯一原因。我们还在大气中排放气溶胶，即对人类健康有威胁的微小的悬浮颗粒物。气溶胶的主要影响实际上不是它们对太阳光的直接反射，而是它们作为云粒子的凝结核——水蒸气会在气溶胶上凝结并形成云滴。因此，更多的污染物会带来更多的小颗粒，使云稍微变亮，反射更多的阳光。而污染减少则会导致温室效应增加。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全球范围内近年来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它们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汉森：气候极端事件的增加是我在1988年和1989年的证词中的主题。1988年的重点是干旱和热浪，因为那时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然后我意识到这会被误解，因为公众会认为全球变暖只会导致更多的热浪和干旱。但我们已经知道它也会导致更多更剧烈的降雨事件和更强烈的洪水，因为地表的升温会导致更多的水汽蒸发，而温暖的大气能容纳更多水蒸气，带来更极端的降雨。

我们在1989年写了一篇论文，将其附加到我的证词中。在那篇论文中，我们表明全球变暖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包括出现更强烈的热浪、干旱和火灾。但另一方面你则会看到更强烈的风暴，因为水蒸气是雷暴、龙卷风和热带风暴的燃料，它们从水蒸气中获取能量。如果大气温度升高，将会有更多的水蒸气和更温暖的海洋表面，增强了更强烈风暴的潜力。这并不意味着每场风暴都会更强大，但增加的潜力可能会带来更多灾难性的事件。

澎湃新闻：我们如何来理解您提出的“气候骰子”的概念？

汉森：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在1988年的证词之后，我提出了气候骰子的概念，用来区别长期的气候变迁和短期的天气自然变异，有何不同，以表明并非每个夏天都会变热，也不是每个季节都会比正常更热，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骰子的权重正在改变。

一年四季中，有些夏季比较炎热，有些比较凉爽；有些冬季比较寒冷，有些比较温和。这就是自然变异。

但随着气候暖化，自然变异也有了改变。我们拿掷骰子做比喻，在没有暖化的正常气候下，一个骰子会有两面代表“比正常更冷”的天气，两面代表“正常”天气，两面代表“比正常更热”的天气。随便你怎么掷，天气的变异性都是均等的。

可是，像灌铅一样，一旦把气候暖化因素加进骰子里，机率就改变了。这个骰子会变成只有一面是“比正常更冷”，一面“正常”，而四面是“比正常更热”。偶尔，你还是会掷出“比正常更冷”的夏季，但可别被它糊弄，以为没事。

因为，我们的研究证明，暖化不只让全球的平均温度逐渐上升，更导致全球各地的极端气候（尤其是极端炎热的夏季），变得更频繁、更严重。

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

国际合作是可能且必须的

澎湃新闻：你曾提到美国和中国需要合作来解决气候问题，但国际上的合作似乎面临很多挑战。你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协同应对气候变化？

汉森：国际社会确实面临很多挑战，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首先，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制定全球性的政策和协议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作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双方可以共同承担责任，采取措施减少排放，并分享清洁能源技术。这需要建立信任，增加透明度，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

事实上，我有学生现在在中国，还有中国的同事。我认为科学家们保持合作非常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政府理解所需的故事。

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我们就像坐在一艘船上，而这艘船的两个主要乘客是美国和中国。这艘船上有一个漏洞，开始渗水了。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同时修复船，修补那个漏洞，即获取清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从船里往外舀水，也就是反射阳光。我们必须同时做这两件事。我们必须更好地定义科学，并达成共识。我很失望拜登总统没有在他的任期开始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友好的讨论，因为如果这两个国家争斗不休，解决气候问题将非常困难。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还有足够的机会吗？美国和中国会有足够的意愿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吗？

汉森：我们有机会，但我们必须有理解这一点的领导人。目前，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可能想要减少战争的风险之类的事情，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考虑年轻人的未来。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直能够看到长远。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核能，但核能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关于核废料的处理和核安全等方面。你认为现代核能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吗？

汉森：很多人认为，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降到足够低，就可以使其具有竞争力。这是一个被错误宣传的观点。你必须看整个能源系统，它们也许可以更便宜，但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我认为现代核能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是电力和能源产业。目前，很多国家都依赖于燃煤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来满足电力需求。这些燃料的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现代核能是一种清洁的、低碳的能源来源，它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当然，核能也有挑战，如核废料的处理和核安全。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关于核废料，有一些现代核反应堆设计可以减少废料的产生，并且我们可以研究更好的废料处理方法。至于核安全，我们可以采取更严格的安全措施和监管来确保核能的安全运行。

总的来说，现代核能可以为我们提供可靠的、低碳的电力，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但核能可以在转型期提供一个重要的能源来源。我认为它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您现在主要在做哪些和气候有关的事情？

汉森：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尤其是NASA对我的言论不满。他们多次试图制止我，甚至指派了一个监护人来监管我的活动，要求我提供日程表，并告知如果报纸或电视要求采访，我必须事先告知，然后他们可以派其他人代替我。因此，在我即将离开NASA的几周前，我决定向《纽约时报》透露这些情况，最后这成为了头版新闻。这一举动让我免受NASA的干扰，但花费如此多时间与政府机构打交道仍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为了更清晰地去传达我的观点，我选择了退休，尽管这并非易事。

筹集资金以支持与其他科学家的合作是必要的，尽管我们在2016年成功发表了“冰融化、海平面上升和超级风暴”那篇论文，IPCC选择忽略，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目前，我正在努力证明我的观点，并已在提交给牛津开放气候变化期刊的论文中取得相当有说服力的成果。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够被接受和发表（本文刊发时已发表），以便在迪拜的气候大会（COP28）之前，让联合国更全面地理解当前的气候问题。

对于联合国秘书长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的言论，我坚信这是不切实际的。为时已晚，除非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来影响地球的能量平衡，尽快减少排放。但我们不得不允许世界上仍然贫困的地方发展经济。他们很可能继续依赖化石燃料，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清洁能源并提供给他们。然而，这还不足够。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海平面上升，我们可能还需要采取一些行动，除了尽快减缓排放外。我们可能需要实施一些反射阳光的方案。

此外，我正在着手准备我的下一本书，名为《苏菲的地球》。苏菲是我最大的一个孙女，我认为我必须让这个故事更加清晰，包括其中的政治因素，因为年轻人将不得不影响未来。他们在美国有这个能力。这是他们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