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

在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结束后，曾经共同发起这一运动的导演中，只剩侯孝贤还在拍电影。

他与好友杨德昌的作品，让台湾电影在一众琼瑶风格之外，有了新的面貌。杨德昌留美归来，擅长捕捉都市感觉，而从小生长在台湾南部小镇，喜欢古典文学的侯孝贤，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自然感，合作 30 年的好友朱天文曾将侯孝贤的作品比作小说，称其讲述的“是行云流水的生活，需要心胸，也需要真性情”。

今年 10 月，侯孝贤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消息传出，这一至今也没能找到疗法的病症，悄无声息地打捞着全球范围内的老人。从 1973 年，以场记的身份进入电影界，侯孝贤从策划、监制、编剧，甚至演员，转换为导演，通过记录他眼中的时代，留下了太多供后世想象的寓言。

在导演、作家唐棣眼中，侯孝贤这样的人“几乎绝迹”：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

侯孝贤，一个人也是所有人

撰文：唐棣

台湾新电影，以 1982 年拼盘电影《光阴的故事》在台湾全省联映为序幕，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后来回台湾拍电影的杨德昌。第二年又一部拼盘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出来，拍过三部票房很好的爱情片的侯孝贤，加入其中。他改编的是文学界乡土运动代表作家黄春明的同名小说——每次文化运动，最早似乎都是从文学先开始的。

黄春明笔下的父子情，也成了侯孝贤镜头里最切中人心的东西——这种特别中国化的家庭感情（父子、祖孙、夫妻等等）也一直在侯孝贤后来的电影里延续。

电影《风柜来的人》

谈到电影风格，就要到 1983 年《风柜来的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情感状态，在侯孝贤的镜头里出现了，类似惆怅、疏离这种东西。早期，他的电影并没有不可替代的镜头感和视角，换句话说谁拍都行。

《风柜来的人》里那几个迷惘的青年人的生活，被固定机位和长镜头，远远地观察着，似乎有别以往。镜头有了态度，一代人终于不再懵着。以前的电影都在想如何带入观众，去看“打打杀杀”，侯孝贤眼中的江湖却在找打打杀杀背后的原因——这部电影有点儿推开观众，让大家冷静下来的意思。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台湾是武打片和琼瑶式言情片的天下。70 年代末冒出过很多色情或暴力影片，商业不商业，乡土不乡土。到 80 年代，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它同时面对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拉扯，一代台湾年轻人，就这样在生活中随风摇摆。

其实，台湾新电影和法国新浪潮有不少相似之处，相比商业气息重的香港，台湾电影人传统的一面，使爱电影想表达的年轻人有可能互相促进，共同在“电影江湖”上做点什么。

电影《恋恋风尘》

法国电影新浪潮出了戈达尔和特吕弗，台湾新电影有植根本土的侯孝贤，和从美国回来的程序员杨德昌。杨德昌带着西方视角，善于捕捉都市感觉，拍片子也更类型化。当时台湾的都市感属于一个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独特的味道在他的镜头里非常有标志性。

这两个人是台湾新电影的“双雄”。至今在他们的电影里，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社会面相。往大里说，如果不是杨德昌过早离世，台湾新电影会是另一种格局。

左起：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风柜来的人》同年，杨德昌处女作长片《海滩的一天》一出来，就是风格之作。拍这部电影前，杨德昌看了许多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电影。他这部电影的剧情关于失踪。当时的台湾年轻人冥冥中感觉要找什么东西，杨德昌用电影定义了那种不知名的东西。另外在结构上，他比侯孝贤的电影现代，还是多重叙事。

我记得侯孝贤在一个访谈里说：“一个导演只能拍一部电影，关注的方法可以变化，但是角度就是那一个……杨德昌离开台湾去美国那么多年又回来，他的记忆跟他对当下看法的对比。我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我看的是古典的书，自然的成长和生活这就是我的眼光……”

电影《童年往事》

现代的概念在侯孝贤那里表现为杂糅而丰富，东方形式，东方思考，核心的观点又连接西方；到了杨德昌那里，则变得十分纯粹。电影和文学不同，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很多时候是一个视野，一种价值观，一种判断。观看的当下，没有足够时间去理解（后期慢慢回味是另一回事）。不过，对于表现台湾社会种种，全都是好事。

很快发生的是，平均年产 120 部左右电影的“美好时期”一去不返的现实，导致台湾影院关闭，没人再看这些台湾新电影了。

于是就出现了 1987 年 1 月 24 日《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台湾电影宣言》。宣言分“我们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对环境的忧虑”、“我们期待的改变与我们自己的决心”三部分。我特意去看了当年这些年轻电影人的忧虑和怀疑，都是特别真诚，他们提出：我们相信电影有很多可能的作为，我们要争取商业电影以外“另一种电影”存在的空间。

宣言的签名者分港台两部分，香港有方育平、方令正、文隽、徐克、潘源良、关锦鹏这些后来一直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台湾包括侯孝贤、杨德昌、陈映真、朱天文、朱天心、杜可风、吴念真、林怀民、金士杰、蔡琴、焦雄屏、赖声川等等文学、表演、导演界的人。

电影《悲情城市》

时代有时代的无常。无奈之后，大家的创作，不得不跟着市场和个人命运纷纷转向，用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事，比如很多电影人不着眼于台湾本土的现实，也不从本土寻找资金，大部分钱来自国际电影节上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法国、日本方面的投资。（侯孝贤至今也是这样）这么做好处是可以不受台湾某些政策的影响，坏处是有远离现实、沉寂回忆之嫌。

在关于“台湾新电影”的资料里常见一种说法：“这场经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以及电影导演激发起的电影改革运动，在八十年代短短几年之间经历了兴衰成败，也成为台湾电影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为台湾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占得一席之地。”

电影《冬冬的假期》

高峰过后，很多人离开电影圈，只剩下侯孝贤一个人拍电影。并不是每件事，都要画上句号，有时我觉得，“法国电影新浪潮”为什么要划定结束呢？戈达尔活着，法国新浪潮就不能说结束；台湾新电影后出现了不少名词，比如新新电影（其实也可以谈论，但似乎没人再有这个谈性）。可以说在影迷心中，只要侯孝贤活着，台湾新电影，甚至某一种“新浪潮”电影的大幕就没有落下。

侯孝贤喜欢对拍电影的年轻人说一句话：“你什么样的人拍什么东西，这是逃不掉的！”想拍，上去就拍。当年，法国新浪潮那帮人就是这么干的。

电影《戏梦人生》

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访谈里，有人问他街头戏的拍法。他笑着说，我们不可能像好莱坞那样有专业的群演，还要封街什么的，你直接去拍，没人看你的！反正现在机器很小。多年以后，这些生动的场景还能重温，多亏了电影。

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海上花》那次，侯孝贤致词：《海上花》是二十一年前的片子，当时要求演员们讲上海话，是为了绝大多数观众不会听上海话，因此能造成一种距离感，甚至于距离的美感，当时哪里想得到有一天这部片子竟然会在上海放映……

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创造距离，穿越时间。而杨德昌电影《一一》里小男孩洋洋总是在问爸爸：“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呢？”很多事看不到后面，新浪潮也是。

电影《海上花》

这里还要说，侯孝贤不是我的电影启蒙，我没那个好运，除了小时候一点点看露天电影的经验，就是各种黑市上的碟片，决定了我电影审美的不健全。那时候基本上有什么看什么。我是通过看他的电影和关于他的文章，渐渐对他感兴趣的。

第一次在国内大银幕看侯孝贤的电影，已经到了 2015 年。在北方小县城的一家电影院，我和我妈花五十块钱就包场看了《刺客聂隐娘》。

电影《刺客聂隐娘》

我看过电影后写下一段话：

“《刺客聂隐娘》不讲聂隐娘如何成为刺客，而讲她如何没有成为刺客。首先，镜头定氛围。很多导演对着一群说话的人拍照时，侯孝贤关注着站在角落里的人，他在镜头之后，没牵着我们看什么，而是随着镜头的移动，一同去感觉里面藏着的东西，在说话人的附近始终徘徊着一双眼睛。”

我妈在看过电影后，以一个北方妇女朴素的审美判定，自己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电影。这是她眼中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电影里的美对一个北方农妇起了作用。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电影《千禧曼波》

后来，我没机会亲见过侯孝贤，却意外地认识他身边几个人，还有住在朱天文家附近的朋友，也经常跟我描述侯导坐公车去附近咖啡馆聊剧本的情形。其实，侯导演患失智症的事在圈子里传好几年了。我认为，媒体说一个导演退休相当无趣。

这几年间，侯孝贤新片《寻找河神》不时传来消息，但我总隐隐地觉得，可能看不到了。事实上，他完全可以让这些年培养的后辈去完成他的电影志愿，自己挂个名……一切只因他是侯孝贤，走过台湾新电影那段历史的，最有影响的，也是最真实的人。也许对有的人来说，电影是一份工作，而侯孝贤可能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最后一部电影命名为《寻找河神》相当意味深长——这个河神，可能就是他自己的隐喻，所以他必须亲手去找。

电影《最好的时光》

像他过去那些电影一样，站得不够远，经历不够长，都很难看清什么：从 1983 年《风柜来的人》后，侯孝贤的形象越来越像“江湖大侠”，越走越孤绝，直到 2015 年《刺客聂隐娘》在戛纳电影节拿奖一刻，我心中忽然生出无限感慨。

在我看来，这条路上一开始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后来这样的人几乎绝迹。这样的人明明可以融入更大的“集体”（如调配流量明星和大投资），可他没有。他的存在，比电影圈制造出的各种假象都重要，年轻电影人迟早会回过神来。他给的是希望，够实在。侯孝贤有句话常被人引用：一个人，没有同类。哪怕他的朋友杨德昌在世，他也完全有可能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是艺术家，所有真正的艺术走到最后，身边就不该还有任何人——艺术家也可以用此自证。这是逃不掉的！

那时，你将成为一个人。平时不觉得“所有人”这个概念虚无，一写到侯孝贤，它就显得有点大而无当！面对一个如此具体的人，那种实实在在，可亲可敬是最珍贵的。也许，在某种微弱的希望中，一个人又是所有人——这句话看着别扭，其实意思不复杂。烟消云散在所难免，有种东西会在人群流传下去。

（节选自“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专栏之七《美好时代，新浪潮的注解》，

原载《天涯》 2023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