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做生活，走四方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爷爷说：“哪里有钱赚，他就去哪里。”近则家乡，远至新疆，他为生活，走向四方。

一

爷爷名叫陈新法，195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上虞道墟镇联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五十年代，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中国，但农村仍普遍处于贫困状态。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爷爷一家也加入了公社当中。

那时候，生产队就是下田种地，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八九分钱，而当时的一斤米便要一角三分。太爷和太太生养了三个孩子，他们分来的钱要养活三个孩子不容易。爷爷是家中最大的孩子，早早就担负起自己作为大哥的责任，在生产队中干活来补贴家用。也是在生产队中，爷爷认识了奶奶汪茶花。

爷爷忙于干活，读书的时间自然是少之又少。唯有下雨天，爷爷才能放下手中的锄头，坐在教室中听课，一旦天空放晴，就又得匆匆跑去田里干活。

爷爷没什么文化，也明白待在生产队里赚不了多少钱，便合计着学一门手艺去做副业。在他十八岁那年，他开始跟着道墟镇上的赵阿狗学着做木工。怎样劈木头利落，什么角度割木头快速，如何用推刨使木头表面变得光滑，这些技巧在爷爷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下，从生疏变得娴熟。一件件家具，一幢幢房屋在他手下诞生，爷爷甚至还开始带起了徒弟。

小有所成，爷爷就迫不及待地想出去闯荡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听一起做木工的人说新疆好，赚的钱多，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生产队交了钱（去新疆做工属于搞副业，生产队务农的劳动力就减少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保障粮食生产是第一位的，交给生产队的钱相当于补偿生产队里的其他人），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徒弟，跟着同样从家乡出发的一伙同行坐着火车前往新疆。

身处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其实爷爷对于去新疆没有一个确实的概念，仅凭着年少的一腔热血，便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遥远的路途。

二

火车头“哼哧哼哧”地拖着十几节车厢，日夜兼程，慢慢驶向中国的另一端。

愈是靠近新疆，火车愈是往高处爬升，也越像是年迈的老人，移动更加缓慢。爷爷说他记得火车外面是大片大片的荒芜，从窗户望出去，望不见绿色，也望不见烟火气。

一个礼拜后，火车停在了乌鲁木齐。但爷爷一行人要去的并不是新疆的首府，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到新疆，一切既陌生又缺乏经验，下错了车站。于是，他们又坐火车从乌鲁木齐到了吐鲁番，从吐鲁番排除万难抵达了和静县。

和静县，位于新疆中部，隶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下了火车，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没有植物，一望无际的沙漠。黄色，黄色，满眼都是单调又灼热的黄色，时间好像凝滞了，一切都静止不动。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脉，高山积雪终年不化，白茫茫的。爷爷来之前或许也没有想到，他接下来工作生活的，是这样的环境。

漫天黄沙，方圆之间杳无人烟。所幸，他们来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了各自“老乡（帮忙寻找生意的当地人都称为老乡）”，不至于在茫茫大漠无处可去。乘坐长途火车已是让人满脸疲惫，而后长时间地行走，再加上枯燥的沙漠景象，到达新疆的第一天已经让爷爷筋疲力尽了。

简单休整过后，爷爷给老乡送了些礼作为报酬，老乡就带着爷爷师徒三人去早已联系好的当地人家里做木工。那儿的房屋与浙江的民居完全不同。房屋由泥巴夯土堆建起来，屋顶完全平整，好似一个平台。窗户和门都比较小，爷爷说那是因为新疆沙尘暴频发，小的门窗易用被子遮挡，不会让沙子吹进屋内。那会儿去哪户人家做木工，那户人家就要管木匠的吃住。由老乡带着，做了简单介绍后，爷爷便在这户人家住了下来。

那户人家需要什么，爷爷他们便做什么。当时都是按件收费，例如一个板凳两元，一个桌子十元，一个柜子二十元……三人分配好各自需要做的物件，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干。做家具时，爷爷先用尺子进行测量，再用锯子分割出相应大小的木块，然后用推刨使其表面变得光滑，再打凿出各个榫头和榫口，使其咬合在一起，确保家具的稳定性，再涂上牛皮胶使家具整体变得牢固，最后涂上油漆，提升家具的舒适性和耐用性。做木工，得细致，这样家具才能做得好。家具做得好，爷爷在当地才会有口碑，老乡寻生意也会容易些，自然而然，爷爷的钱也会赚得多些。

由于当时普通话在新疆还不是很普及，每到饭点，主人家便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吃饭了”，永远是这三个字，也永远只会喊一遍，这也是爷爷每天与他们唯一的交流。同样的，桌子上的食物永远都是面粉制品和不知道泡了多少遍的茶水。其中，馕应该是爷爷吃过最多次的。基本上，当地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黄土垒砌的馕坑。人们将揉好的面团按压成中间薄、外围厚的面饼，撒上芝麻等作料，再将其放进去烤制。烤好的馕不仅顶饱，还方便保存，主人家用馕作为餐食，也是为了省钱省时。

一家做好，老乡便带着爷爷去提前踩好点的下一家。慢慢地，老乡带着爷爷将这个村子中需要木工的人家都去了一遍。确实没有做家具的需要了，他们就前往另一个村子。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爷爷一行人去往下一个村庄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双脚。老乡在前，拿着地图走，爷爷和徒弟们跟在后面。路上，时不时还有人骑马奔驰而过，尘土飞扬。在老乡的带领下，爷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时间流逝，夏天要过去了，冷空气逐渐向南侵袭。到十月份，和静县开始下雪，再厚的棉袄也抵不住刺骨的寒风，生意也冷淡了下来，爷爷一行人决定回家。

第二年开春，爷爷再次踏上了去往新疆的道路。比起去年第一次的懵懂，爷爷已经变得老到，顺利到达和静县与老乡会合。虽已是春天，天气却实在寒冷，也寻不到生意，爷爷师徒三人便借住在老乡家里。三人睡在炕上，下面火柴燃烧，屋子里和人心里都暖烘烘的。

天气回暖，生意渐渐好起来。爷爷就又开始为各个村子的各户人家，做家具赚钱。到了十月，朔风凛冽，爷爷才踏上回家的归途。

第三年也是如此。不过比起前两年，第三年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出现。联江村也紧随其后，取消生产队，实行分田单干。

1979年，爷爷和奶奶结婚了。次年，妈妈陈燕荷出生。再两年，阿姨陈安琴出生。

也许因为生产队取消了，“家”再一次成为赚生活的基本单位，也许因为结婚有了牵挂，也许因为新疆的生意已不那么如意，爷爷后来再也没去过新疆做工。

三

新疆不去了，但钱还是得赚。他没有留在家里种地，还是选择出门打工。想来是有了家庭的羁绊，爷爷去的地方没有那么远了。

新的“做生活，走四方”开始于道墟镇上的包工头。他们会提前联系好相应的工地，并向公社开取证明，然后带着像爷爷一样的一帮木匠去干工程。不去新疆后的几年里，爷爷便辗转于上海、江西和杭州三地。

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那时的上海是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街头有小贩在叫卖，衣着朴素的人们流连在马路上。小汽车不多见，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在路上穿行。浦西和浦东发展不平衡。浦东还有大片农田和棚户矮房，坊间也流传“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也正因如此，浦东的土地更便宜，更多工厂选择建在浦东。

爷爷一群人正是来浦东造厂房。那时候造厂房，非常倚重人力。工地上，人们先将房子的地基打好，然后做好厂房的主体框架，再进行砌墙工作。一部分人将水泥搅拌好，一部分人用推车运输，其余的人则垒砖头，大家分工合作。最后的工作，是安装窗户、刷墙等建筑装饰方面的活儿。爷爷虽是造房子的，但在工地上的住宿，却是油毡顶、四周用木头板子围起来的房子，很不结实。

包工头带着爷爷在浦东各地找活干，有造房子的活就去造房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造房子的活，便去做小工，给人家打打下手，赚点小钱。实在是没活了，爷爷就回家，找其他的包工头跟着去干活。

有一次回到家，爷爷碰巧遇上杭州的活儿，也没了解清楚，就跟着大伙儿一起去了杭州。到了杭州，才发现居然是军营的车来接，一打听才知道这次是给军部做武器库。在爷爷看来，这也是他为国家做事了。

后来，爷爷就在杭州和家之间来回，造厂房、做家具，有时候还干维修的活儿。干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湖附近，爷爷因此也经常去逛西湖。八十年代的西湖是未加修饰的，是素雅的。当时的西湖还没有设置这么多景点，也没有现在的车挨车，人挤人。湖边除了行人，以自行车、三轮车和黄包车居多。爷爷说，那时的西湖，他随随便便就能逛完一圈。

后来的几年，爷爷有时去上海继续造厂房，有时去江西南昌做家具，杭州如果有活儿，就去杭州。爷爷想得很简单，就是赚钱。奶奶在家种地赚不了几个钱，两个女儿要养大，生活的担子很沉，压在爷爷的肩上，爷爷得努力把腰板挺直。

四

1984年，人民公社取消，村里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外出打工或者做些生意。

到了九十年代，爷爷已年近四十，也不再外出，就在家附近做木工，空闲时去田里种种玉米、花生以及麻。爷爷奶奶会种麻。麻是一种草本植物，长得很高，翠绿翠绿。杭嘉湖平原在20世纪下半叶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全国最重要的麻产地。麻生长到秋天，便能收获了。爷爷会将它们拔出来，扎成捆，在水中浸泡一个礼拜左右。拿出来时，麻茎的一层绿色外皮便可脱去，再将中间的麻秆抽出来，剩下的部分便是可以拿来做衣服的原料。村子里会统一收麻，根据麻的白净程度区分购买的价格。这对爷爷奶奶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经过几年地区经济的发展，联江村以及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们都赚了钱，家家户户开始要把原来的平房造成别墅。爷爷的木匠生意，开始红火。

自己家当然也要升级。曾经茅草搭起来的平房已不堪重负，于是将它拆了重造。房子一层变三层，建筑材料也由茅草变成钢筋水泥。屋里的板凳、圆桌，都是爷爷打造出来的。家门口设计了一块开阔的平地，天气好时，便铺满干菜晾晒。

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经济增长显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民的幸福指数也在持续上升，这从联江村每家每户都造了别墅可以明显感受到。但爷爷赚的终究是辛苦钱，真正存下来的钱也不多，在造房子上又花了不少钱，除去家庭的日常开支，每年还要交两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妈妈和阿姨也早早去打工了。

进入21世纪，妈妈也进入谈婚论嫁的年纪。在同学的介绍下，妈妈和爸爸相识相知相恋。在谈了一年多的恋爱后，双方想要结婚。爷爷对此是万万不同意的，因为爸爸实在是太穷了，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为什么这么穷？这便要追溯到爸爸的爷爷那一代了。

太公曾是“富农”，日子过得蛮滋润。后来，太公被打倒了，直至1980年代，太公才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一变故，让原本富裕的家庭跌落谷底。爸爸虽穷，妈妈却坚决要嫁。爷爷拗不过，只好想个折中的办法，让爸爸来做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在江浙地区，比北方常见。2002年，爸爸和妈妈订婚。当时，爸爸已经开始跑生意，经济条件略好了一些。2003年，爸爸和妈妈正式结婚。次年，我出生了。

我出生后的几年，与爷爷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记忆中，早晨起床，我会跟着奶奶去市场买菜，回来便会看见爷爷在空地上做家具。天气晴朗之时，爷爷奶奶会带我去田里，有时候是播种，有时候是收割，我也会在旁边帮点忙，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忙着抓田里的癞蛤蟆。2008年，妈妈又怀孕了，我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爸爸便在城里买了套房。家里的装修虽不是爷爷做的，但爷爷凭借多年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新房的不少家具也是爷爷打造的，他做出的柜子完美契合各个角落。

妹妹刚出生的那几年，妈妈一个人带不过来，爷爷奶奶也会住在城里，接送我上下学。随着妹妹年岁增长，爷爷奶奶嫌城里无聊回了乡下。他们还是喜欢村子里忙忙碌碌的生活。直到现在，爷爷奶奶也不肯闲下来。奶奶经常去红白喜事上帮忙，爷爷也选择了去厂里做小工。我问爷爷在厂里做什么，爷爷苦笑说：“做牛。”做牛也没关系，但每天一定抽上几支香烟，喝上二两老酒，这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这钱也一定得赚。

爷爷成年后的前半辈子都在走四方，后半辈子留在了联江村。他的人生没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经历，他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每天只想着能否吃饱穿暖。爷爷是在历史的洪流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群中的一个。他不关心历史、经济、国际时事，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他只能向前走。但也就是在这向前走的一辈子里，他表现出劳动者的道德，也反映了时代落在人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