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生活的决心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的家族史要从一头毛驴说起。我的太太爷爷，在方言里叫太祖祖，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夫。民国时期的四川仪陇受军阀混战的影响，捐多税重，民不聊生，我的太祖祖骑在毛驴上四处行医，攒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并把一身高明的医术传给了他的儿子，我的祖祖。

祖祖与爷爷

祖祖，即我爷爷的父亲，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就是四爷爷堂屋里供着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位陌生的干瘦老头儿。关于他的人生我了解也不多，只有婆婆（方言里奶奶的意思）曾提过他去世时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很多他的弟子为他哀悼，是个很厉害的大夫。而我另一位祖祖，即我爷爷的母亲，我还对她有印象。她是个身体不太好的老太太，总是在低矮阴暗的老房子里烤火或者在阳台上晒太阳，屋里有一架老式的脚踩缝纫机。等我稍大一点，她就成为被供着的另一张黑白照片，躺进了山脚早已修好的合葬墓，碑上刻着她八位子女和十几位孙辈的名字。

我对父母和爷爷婆婆进行访问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父亲和爷爷都非常抗拒对我讲述自己的过往，尤其是知道了我希望将他们的人生写成文章，我的父亲顾左右而言他，让我去问母亲，爷爷更是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一样，连忙把电话给了我婆婆拒绝回答，关于他们的经历全是母亲和婆婆口述给我的。或许是作为农民和工人，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里习惯了沉默与忍耐，这样赤裸地展示自己的人生与心境似乎是一种羞耻。

我的祖祖一共养育了8位子女，爷爷是长子。1950年，建国的第一年，他出生了，当时政局安定、百废待兴。祖祖家境殷实，年纪轻轻就学得一手医术，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意气风发，对他的长子也寄予厚望，给他取下了“凤鸣”的名字，但其实我爷爷一生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爷爷出生不久，1950年6月，一家被划为“富农”。1956年，正式建立起了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度。第二年，爷爷上小学，在那个讲究多子多福的年代，他已经又有了两个弟弟，这时候他的家庭却已经是彻底贫穷。当时的爷爷，虽然父亲是个大夫，但主要收入还是依靠土地。弟弟年幼，母亲却再度怀孕，为了挣到足够一家人活下去的工分，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担负起养家的责任，虽然他也才七岁。在仅仅上完小学一年级之后，他就辍学了，而他的几个弟弟连走进学堂的机会都没有，直到他的五弟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的光景才好一点，但这早与他无关了。去年爷爷生病住院，在医院里护士让他签名，他还会面露腼腆地小声说：“我认不来字。”

不爱拍照的爷爷唯一的照片

我的婆婆出生于1951年，同样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作为家里的幺妹，其实她的父母和几个哥哥都很支持她上学，希望能把她供出去，直到现在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会很骄傲地回忆起七岁的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人，也记得当时她的老师的名字。她的失学，是因为严重的风湿。

1973年，在媒人的撮合下，爷爷婆婆结婚了。他们的婚姻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两个到了年纪的年轻人觉得条件合适就成家了，没什么感情基础。两个人的感情也实在算不上好，时常吵架。婆婆回忆起这段记忆也没额外提到什么，甚至结婚的年份都是从我父亲出生的时间倒推出来的。让她印象更深刻的，是因为爷爷的成分不好，他们总是被针对。婆婆还记得一些事，她只能偷偷哭了几场。诸如此类的刁难数不胜数，生活难捱极了。

父亲与母亲

1977年，我的父亲出生了。根据“永乐万代昌”的字辈顺序，我的父亲，被取名为“永强”。在婆婆的回忆里，那一年不知道哪一地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多乞丐流民流落到我们县上，山上某一户人家只用一碗米就在采石场领走了一个人的孙女做媳妇（那户人家现在过得还不错）。1978年我母亲出生，母亲关于她的童年也没说什么，我让她随便讲讲小时候的事，她总是说：“没什么好说的呀，就是那样呀。”她只提到一件，就是大人告诉她，她两岁的时候我父亲去她家里做客，曾经哄过在摇篮里哇哇大哭的她，她谈起这个的时候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一点羞涩的语气。我的外婆在母亲两岁半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度过了一个没有母亲的童年，直到后来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她家，成为她的后妈，2000年她又经历了丧父的打击。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的新一轮春风席卷全国。这一年父亲上初二，同时，祖祖病重，希望在临终前把医术传下去，父亲作为长孙，再三考虑后决定辍学从医，可仅仅半年以后祖祖就去世，父亲转而跟随五爷爷学医。然而两年后迫于生活压力，五爷爷决定南下打工，那里才能挣到钱，父亲也因此放弃医学，至此，我家再也没人从事学医这一条路。改革的春风同样吹到了我母亲的耳中，还在上中学的她从表姐打来的电话里听到了广州的繁华与光鲜，听得她羡慕不已、心痒难耐，对大城市和广阔天地的向往促使她同样做出了辍学的决定，南下广州投奔表姐。我的幺爸和幺幺也相继在初中辍学，理由也都类似，听外面打工的人说能挣到钱便冲动之下不去学校了，即使有校长老师同学亲自上门劝说也毅然外出打工。1994年爷爷也曾尝试外出去福建打工，但紧接着父亲放弃学医决定打工了，爷爷就回到了四川，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外出的尝试，他再也没离开过仪陇县。

父亲和幺爸两个半大的瘦弱少年一直在各个城市的工地上辗转，困顿的时候甚至一顿饭只喝得起一碗汤，年纪大点了才逐渐摸到门路，母亲则是在广州的纺织厂安定下来。1996年，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父亲在上海，母亲在广州，通过书信方式联系，信里也无非就是些嘘寒问暖的话，但慢慢培养起了感情，这样过了四年，2000年新世纪初，父亲和母亲回老家结婚。

年轻的父亲在上海

在广州的母亲

婆婆常念叨以前住的茅房漏风漏雨，甚至盖房子的树都是偷偷砍的，那个时候山上的树木是国有的不能随意砍伐，等父亲长大些家里稍微有了点钱把茅草房顶换成了瓦顶，等到父亲出去打工挣到钱了，家里又把平房推倒盖起了小楼。本来故事到这里，还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家庭的故事，虽然遭受了很多苦难，但总体生活还是在向上的，但是我的家庭真正的痛楚才刚刚开始。在谈到下文的内容时我母亲重复了三次“这个可以不用写”，我知道这是她最不想被提及的人生。

哥哥与弟弟

上文我提到过父亲在走亲戚时见过母亲，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父亲和母亲是近亲，但是那个年代他们周围并没有人知道近亲不能结婚这个知识。于是，在2002年这对年轻的小夫妻生下他们第一个儿子后发现，这个孩子似乎有点问题，反应迟钝，口齿不清，并且不会走路。带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这个孩子是重度脑瘫并且全身瘫痪。2004年我出生了，父亲从上海回来，考了驾照做起了大货车司机。母亲常常回忆，怀着我的时候她陪着我爸一起跑货车拉沙石，爸爸去装货，她就在附近闲逛，有庙就进去拜拜，颠簸的车厢里这个小小的家庭仍然是温馨的，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万幸我是个健全的孩子，父母松了一口气，也想再生一个孩子，两年后的2006年，我的弟弟出生，然而毁灭性的打击再一次击中了这个家庭，我的弟弟下肢瘫痪，只不过他的智力正常。父亲卖掉了他的大货车再度去了工地，这次他慢慢组织起了自己的团队，成了大家口中的“强哥”。

如果说记忆就像溪水，那我就像溪底的一道沟壑，只能容下很少一汪水，关于童年的事我几乎都忘得差不多了，我是真忘了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是不愿想起来。大概记得，我小时候鲜少见到父母，他们长年在外面打工，基本一年只能见他们一回，而爷爷婆婆白天要外出干活，我就在家里守着哥哥弟弟，我没什么玩伴，因为我没空和她们玩儿，就整天整天地看电视。

最开始父亲母亲还尝试治好弟弟，但在辗转全国各地大医院无果后，他们把弟弟带回老家上学，自己出门打工。放学是我最难捱的时间，弟弟的腿脚不方便，他呆滞的目光和控制不住的口水也很明显地彰示着这个孩子的不同，路过的人总是从下往上扫视我们，在我扭头看他的时候迅速把脑袋转回去，再假装不经意地回头打量我们。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笑，这种蹩脚的伪装太好识破了，或许他们自以为掩饰得很好，但即便是年幼的我也能很轻易地辨识出那种眼神中掺杂的好奇、怜悯和鄙夷。别人谈论起我都是“那个女孩子很可怜她哥哥弟弟都是残疾人”。我还记得回家的路上有一段很长很陡的台阶，有一次我带着弟弟放学回家，他下两步台阶就走不动了，而那天的人似乎格外的多，路过的小孩儿惊奇地指着我们，在发出大声的喊叫前被家长大声喝止，然后快步离开。弟弟靠在路边喘气，在被无数人注视下的我涨红了脸，难堪得快要哭出来，不停地催他“快走啊你快走啊”。一个我不认识的姐姐突然走了过来，一把把我弟弟抱了起来走下去，走到平地她把弟弟放了下来，我盯着她嗫嚅了好久还是没好意思说出那句“谢谢”，沉默地带着我弟弟三步一休息地走了。

奶奶和小时候的我、哥哥、弟弟还有堂弟

后来上初中，父母靠自己多年打拼的努力在县城买了房，我也搬到县城去上学，母亲回家全职照顾我和弟弟，哥哥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父亲工作得很努力，整日暴晒着，做最辛苦的体力活儿，这样挣得比较多，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你该不会是瞒着我做什么不正规生意了吧，怎么能挣这么多，我以后毕业十年了月薪都赶不上你。很快家里就添了车，又买了第二套房。

2020年我上高三的某一天，在外地打工的父亲突然回家，母亲和弟弟也一起回了老家，留我一个人在县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由于学业繁忙也没有多问。直到好几天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哥哥去世了，后事已经全部完成，因为不想耽误我学习就没告诉我，等我毕业以后就带我去给他扫墓。

青春期也许是人的一生中最敏感的阶段。我的青春期的敏感全撞在上面的事情里了。我很厌恶自己和世界。我嫌弃自己的出身，当我对这个世界不能产生任何好感的时候转而厌恶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人。这种情绪外在表现为在学习上的自暴自弃和糟糕的人际关系，我不能处理和父母老师的关系，伤害着周围所有人，以至于老师给我下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评价。与朝夕相处的母亲也是话不到三句就开吵。他们对我隐瞒哥哥的去世更是加重了这种情绪，这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亲哥哥，虽然他智力有问题，但他跟我的关系很好，我还记得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过完年要走的时候，我说：“哥哥我过段时间再回来看你。”他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句：“要得。”这个随口而出的承诺再也不能实现了。

但是等我上了大学，独自来到一千六百公里以外的城市生活了两年后，心境却渐渐平静下来。过去我总是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觉得自己是那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但现在我很想知道，我的祖辈们是怎么去接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怎么去应对移民路上的风雪，怎么去承担时代落下的尘埃，然后又坚强地站起来。尤其是我的父母，我的痛苦他们其实也同样承受着，我的不幸在他们那里是加倍的。我每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母亲同样在隔壁流着眼泪，路过的每个人的目光也在“凌迟”着我的家人。我的爷爷婆婆是如同《活着》一般沉默地忍耐，我的父亲母亲选择用拼命地工作去克服这一切，但这也只是我的猜想，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

当写完这一切，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释然，一种将所有心中的事都吐出来的痛快。这也是我时隔很久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和我的家人好好聊天，比起那些痛苦的情绪，我更多的是想起父亲和我一起挤站票去西安，我睡在行李箱上而他蹲着守了我一夜，和随口说出想吃的东西母亲都能花很多精力给我找到。童年中高大健壮的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矮小的老头，奶奶也总是佝偻着在阳台上用她的痉挛的手指剥花生，弟弟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样的生活像一场宁静的梦。

如果记忆真的像水一样那就让它流走吧，只有空气中恋恋不散的味道偶尔还能让往事历历在目。梦里太祖祖的那头驴咿呦咿呦地晃进时代的烟尘，一路地走过荫荫的邓林，蹚过奔腾的江石，穿过荆棘的丛间。梦醒来，父亲依然沉默着听我一言一语地讲述最近的生活，母亲轻拂我的肩头，地上落满与梦中一致的时代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