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外婆的工作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热死了，我被你采访得汗都出来了。”对外婆的最后一次采访，在一句玩笑的抱怨中结束。外婆总说她没有什么好故事，但尽管只是一路走来辛劳的回忆，在我看来，其中却是闪闪发光炽烈的颜色。

像时间的旅人，坐在我面前的外婆，仿佛越来越年轻，变得充满活力、意气风发。68年的人生，在我们之间飞速流转，从少女到老年，从陌生到熟悉。同时流转的，还有她在农田、水利工地、社队工厂、养鸭事业中不懈的劳动，仿佛只有劳动证明着她的存在，她的自尊，而一切又都牢牢攀援在时代起伏的曲线上……

少女时光：人生与时代的生命力

我的外婆名叫兰飞，出生于1955年11月。

兰飞出生在浙东的一个小镇上，家里有五口人，她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最小的妹妹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被父亲遗弃在了粮管所门口。“因为那时候吃饭不容易，生下来养不起，子女太多了，只能扔掉了。”兰飞解释道。如果是儿子可能就不会被扔掉，但这没有答案。粮管所门口的小婴儿幸运地辗转到了县保育堂，被抱去了山东做养女，四十年后被兰飞和全家人寻亲找到。

贫穷，是兰飞对童年的唯一记忆。所幸父亲还有运输公司的工作，全家没有窘迫到吃树根的地步。兰飞的父亲还参加了1949年11月的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5年9月，全县发展初级生产合作社一千四百余个。随着农业集体化如火如荼地展开，父亲响应着“工人工人，不如农民一道田”的号召，辞去了运输公司拉车的工作，回乡当了农民，被生产队分配去了梅溪湾守山。父亲一人的工资对拥有四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彼时，兰飞和弟弟都已经小学毕业，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她决定让弟弟去读初中。因为弟弟是独养儿子，让他去读初中就是理所应当的。

“读书还是我好，我每次考试都是九十九、一百，班委也当了六年。”即使在很多年后，兰飞还是会忍不住向小辈分享她以前的成绩，语气中蕴藏着恒久的骄傲，和一点点隐秘的不甘。但我们一直以为她是在吹牛，只是为了在小孩面前塑造榜样，从未考虑过它的真实性。

1960年代末那最火红的岁月到来时，兰飞还在读小学。小县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运动的影响。它们给兰飞留下的印象是：热闹。

兰飞家住镇中街道，刚好是临街的屋子，与众多店铺毗邻——旁边是生产资料部和红旗饭店，对面是布店，往上走一点就是新华书店——非常热闹。用她的话来说，刚好是在“热闹”的时代住在了热闹的地段。游行会从家门口经过。学校也组织游行，兰飞就在小学生组成的队伍里，当领队、当领唱。中央有会议召开，只要广播一传达，小学生们就上街了。如果广播半夜开始传达，大家就半夜上街，齐声喊口号，庆祝政策、事件或成就……镇上还有红卫兵要去北京，他们出发时，街道两边全是围观驶向北京汽车的群众。兰飞年纪小，挤在围观的群众里，看着年轻人们使劲往汽车上爬，她也想着只要爬上车就能见到毛主席。

1960年代初的小学教育没有教给兰飞太多知识。但这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它为兰飞注入了一种奇妙的生命力。年幼的她走在游行方队中，方阵里只有昂扬的激情，没有低落的情绪。即使最愁苦的人，行走在方阵中也会被饱和的热情感染。人们昂首挺胸，精神饱满，表达着喜悦和认同。接受如此气氛感染的兰飞，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精神的昂扬状态——不畏惧，不气馁，不认输。这就是时代与人生碰撞的奇妙之处，历史似乎是书写不尽的，因为它在每个人那里产生的效果，充满了因缘、天赋与运气。

集体化：强大的干劲

1950年代中期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导了农村生产生活的新阶段。亩产量要更好，就需要改水造田；南方多种水稻，控制好水成为提高稻米产量的关键；推进农业机械化，则需要重新塑造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浙江的农村开始大规模协调农业生产，组织修建水库、大桥、灌溉渠和道路。1951年，县电厂建成并发电。1957年，修建全县第一座中型水库和解放后新建的第一条公路。全县最大的水库——南山水库，也是这一时代的建设成果之一。它于1958年正式动工兴建，1960年蓄水受益。

与此同时，1957年底，全县已发展高级生产合作社九百余个，并于1958年9月，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区为公社，乡、镇为大队，村为生产队，实现政社合一。兰飞所在的小镇也成立人民公社，下设7个管理区。建立公社，是扩大生产单位，发展规模经济、解放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兰飞当时便是集体化农业伟大事业中的一员。

小学还没有毕业，兰飞就在家门口卖桃子。她脑袋灵活，去桃园里把桃子摘来，摆在家对面的布店卖，以此赚零花钱。

1950年代农业合作化后，山林入社，均由集体经营。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后，山林遭受严重破坏。而封山护林是恢复、保护森林资源的传统办法，各生产队就派农民驻山护林。1970年，父亲被派去梅溪湾水库守山后，生产队要求的每户一人的劳动力就落到了兰飞头上。弟弟要读初中，妹妹们还很小，母亲要照顾家里，兰飞就去了生产队干活。

被问及弟弟读书、你去干活，有没有觉得重男轻女时，兰飞也只是笑了一下。作为女人和大姐，做出牺牲似乎是理所应当的。这不叫牺牲，这是责任，也是家的情感带来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1960年代初水库群建成以后，平原的水库灌区，由于田间渠系不完善，农业灌溉、农民作业面临困难。县城遂于1964年夏起，开展渠系配套、平整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从1960年代开始，镇上生产队就组织农民去“搭田”“搭江”。“搭田”即园田化改造，生产队重新规划农田，平整土地，建成田成方、路成行、自立门户、灌排分家的园田化耕地。“搭江”是指1976年的长乐江治理工程，为使整治后江道整齐，行洪顺畅，排灌方便，防洪受益农田，把老江造成新江。还有“搭水库”，即参与1958年南山水库的兴建，和1968年至1982年的续建工作。

兰飞和其他人一样，在改造水土的工地上主要干挑土的活。搭田的时候女人的活会轻便些，量力而行；有些活是一样的，比如打稻。到搭江的时候，男女就同工了——“男人挑几担我们也就挑几担”。再后来，搭田的形式有所改变。从每家每户出定额劳动力的模式变为分每户家庭一块田，家庭内部自己分工，完成一块田，生产队发整户家庭的工钱。

集体化生产中，妇女被无差别地吸收为劳动力，这塑造了这一代人饱含对工作的热情。兰飞说，她在婚前没有试想过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跟母亲那一辈比起来，兰飞这一代妇女已在社会中承担了常规化的角色，不再和家庭硬性绑定。

搭田、搭江的日子劳动量很大，但也很高兴。七十年代初，饱和的情绪仍鼎沸着。这时的兰飞还热衷于和小姐妹一起看电影。村里祠堂放电影要票，但露天电影是免费的。她和小姐妹经常在晚饭吃过后徒步去放映露天电影的村庄，不管多远都会赶去看。她说她很喜欢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改开之后：皮鞋厂、牙齿厂、养鸭事业

1978年，兰飞结婚。像大部分七十年代的家庭的萌芽一样，他们经人介绍而恋爱，然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兰飞也从镇中街道搬到了骆村。丈夫是做篦子的，当时整个骆村都做篦子。据说这里做篦子的历史很久，远近闻名。

这年冬，全县各公社生产队逐步实现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婚后第一年，兰飞和丈夫在村里的生产队干活。他们都是好劳力，这一年分了四百斤粮食。

1979年，兰飞生下了大女儿，取名叫迎春。

1981年，兰飞去大队的厂里上班了。此时浙江农村的社办企业，正处在其辉煌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启航阶段。当时大队里有四个厂，丝织厂、皮鞋厂、胶丸厂、牙齿厂。兰飞在皮鞋厂鞋料间做女工，负责给皮革画鞋样。

1982年，兰飞怀上了第二个小孩。同年，历史上第一个计划生育宣传月开始了。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因为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大队要她把小孩生下来后，去做结扎手术。很多人不愿意结扎，但兰飞是主动去结扎的，还被大队广播表扬了。大队妇代会有意培养她做接班人。但是兰飞想去厂里上班。一开始，她在大队的玻璃丝厂拉玻璃丝，做玻璃布。后来上海牙齿厂和村里联营，玻璃厂就变成了牙齿厂。上海提供技术支持，大队提供劳动力。兰飞在牙齿厂贴板间工作，任务是把生产好的塑料牙排好。

兰飞在牙齿厂工作了十六年，担任组长，还带徒弟。她并不觉得工作辛苦，也没有觉得流水线枯燥。排牙齿在她看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她经常和小姐妹们聊聊天，唱唱歌——“也不见得多少苦，钱赚来么总是开心的！”赚来的钱盖新房，没向别人借一毫厘，是兰飞骄傲的事。两层楼变成三层楼，三楼翻建了三间屋。

九十年代末，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陶瓷牙替代了塑料牙，大队牙齿厂形势不好，最终倒闭。大队里的其他厂也纷纷关停。彼时，正逢花木行业兴起，村里的田地便都租给了花木商种花木，农民们每年可以拿田地补贴，村里种田的人也慢慢少了。

兰飞开始思考新的生计。她从小学就卖桃子，长着做生意的脑子。听说养鸭子赚钱，于是就在屋后租了一口田，搭了茅草鸭棚，又承包了一口池塘，开始养鸭事业。

“养鸭是很辛苦的。”兰飞坦言，“不过收入很不错，那个时候鸭蛋十块钱四斤呢！”不论风吹日晒雨淋，她每天雷打不动地赶鸭、放鸭。天不亮就去早市卖鸭蛋，卖完鸭蛋回来赶鸭，午饭吃过又去看鸭。兰飞能干，后来又雇了一个看鸭佬，两个人经营着万余只鸭子的生意。

兰飞从1999年开始养鸭子，养到2004年。变故发生在2004年的正月。

正月里这天，鸭棚着火。因为是茅草，一切燃烧得格外快。当时有传言，火是种莲藕的放的。因为兰飞承包房后的池塘，打破了种莲藕的邻居想承包两口池塘的计划。

尾声

鸭棚着火后，兰飞放弃了养鸭事业，去了女儿工作的地方带外孙。不过，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兰飞依旧坚持着她需要工作的人生宗旨：做手工散活、去领带厂剪线头、收废品、在网吧当网管……她散发着过去年代奠基的无穷精力。

采访兰飞的时候，她正在做圆规。这是她新接的活，把散装的圆规零件拼好，按个数计费。吃完晚饭，她还有村里游泳馆的工作，她负责把守女更衣室，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她总是会寻觅到各种工作中的乐趣，不论是常人看来枯燥乏味的流水线，还是辛苦劳累的收废品，她总是让自己享受在工作中。把守女更衣室在我看来也闷热无聊。但是，外婆说她带了一只小电风扇陪她上班——“有风吹来，凉丝丝的，也不觉得累了”。我问：“你看着鸭棚着火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

她说：“在心里骂放火的人。”

鸭棚着火，是外婆六十多年人生里的一个小节点。但它似乎是对兰飞与她所经历时代的最恰当的渲染：劳动、工作、风风火火，人生嵌在历史的脉搏上。还有一个个更多的节点：游行方队中，震颤的声带；园田化改造时，田间地头的汗水；流水线上，与机床声相伴的歌唱；半晌阳光下，池水中摇动的鸭蹼……这些细枝末节的回忆，是连结一个真实的人与她的时代的千万丝线。人不是正因此，才是脚踏实地，才不是虚无缥缈的吗？我的外婆是一位从集体化中走出的女性，我看到她闪烁着她的时代赋予她的光芒，忙碌、要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