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不了张幼仪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伏案写作的鲁迅。（图/《觉醒年代》剧照）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展现了“五四婚姻”的一个切面——丈夫有多么先锋，旧婚约那头的妻子就有多么受轻视。

✎作者 | 许峥

✎编辑 | 谭山山

旧式妻子们谈起“五四婚姻”，大概率不会像徐志摩这么斥一句“烦恼的绳结”就算完了的。

学者孔慧怡找到了1922年的妇女刊物，当时的报道称，河南省有七成被抛弃的旧式妻子最终选择自杀。不识字，哪里够得着“自由恋爱”的旗帜？读了书的丈夫铁了心要逃婚，她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此时，她们要应对的，除了吃饭问题，还有“怎么抬起头来”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弃妇是身心俱疲的。

《伤逝》剧照。

鲁迅倒没有给朱安下休书，从绍兴到北京，始终有一间房划给“妻子”，但是划得很彻底，从不进房间，也不搭话。这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让朱安觉得自己活得像蜗牛：她以为“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然而，“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展现了“五四婚姻”的一个切面——丈夫有多么先锋，旧婚约那头的妻子就有多么受轻视。这样两个人被放到传记里，话语权更加不可能对称。朱安自称“鲁迅遗物”：“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胡适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风头人物，白话情诗大篇大篇地印出来，对象是谁不要紧，总之是“五四时髦”遗产，他的爱欲连同文存占尽了上风。相对地，妻子江冬秀自然被扁平地看成一个小脚村姑。

如孔慧怡所说，再有干才，江冬秀也只是作为胡适的一个附注被提起。

胡适手迹。

只有张幼仪算出了口气。她和侄孙女讲起当年到伦敦去找丈夫，徐志摩“直直地望到我背后，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一本《小脚与西服》的口述史，给对方的浪漫传记泼了一盆冷水。

她孤独地产子，向留洋的弟弟求助，徐家每月寄200美元过来。学德语又干银行，旧女性破天荒做了新青年——从叙事上看很强悍，从条件上看又这样奢侈，旧女性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那么，新女性呢？“（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烦琐上”，许广平做惯了进击的女学生，没想到还要“为人妻”。

许广平、鲁迅与海婴。（图/视觉中国）

失掉了妇女的视角，“五四婚姻”就只是男性的，而不是两性的。历史该有妻子们的传记了，这就是孔慧怡写作《五四婚姻》一书的出发点。

为此，我们以女子为主线，跟孔慧怡聊了聊20世纪初的中国婚姻。

《五四婚姻》

孔慧怡 著

浦睿文化∣岳麓书社 2023-9

活在传记之外的妇女

硬核读书会 ：旧式妻子在面对新式丈夫的时候，往往被迫做出集体性的牺牲，被遗弃、被贬低、被视为空气。她们的苦楚在历史研究中从未被正视过吗？

孔慧怡：过去三四十年，妇女研究在学界立稳了脚，也有不少研究。可是因为很难得到关于个体的生平资料，一般都是从大局和取向入手，作为学术研究是成功的，我写《五四婚姻》，也依仗这样的研究。

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大局和取向可能比不上深入了解一位女性的人生，因为前者主要诉诸理性，后者融合理性和感性。

硬核读书会 ：在以男性为主线的中国传记传统里，为过去的女性乃至不知名女性作传，取材有多困难？

孔慧怡：上面说到，个别旧女性的完整资料非常罕有，所以困难很多。这也是我选朱安和江冬秀的原因。

我写朱安，花了几年时间看鲁迅日记和关于鲁迅生平的著述，淘金似的找基本资料。幸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有很多关于鲁迅的书出版，也有一些谈及他的婚姻关系。

我要做的，就是以朱安为主体看所有材料，挖掘埋藏在字里行间的真相。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封面。

硬核读书会 ：遭遇逃婚的很多旧式女性选择向内攻击——要么自杀，要么忍受多年的心理崩溃，即便对“五四”先驱的妻子来说，打击也是巨大而长久的。男性知识分子对此一般持什么态度？他们没有察觉吗？还是视而不见？抑或是认为受打击是理所应当的？

孔慧怡：不能说所有男性都没有察觉，因为不同的男人也有不同的性格。例如鲁迅和胡适都明白，旧式妻子也是受害者，所以他们都说过公道话，也没有抛妻。至于他们在实际生活的表现，就是个性使然了。

像徐志摩和梁宗岱，属于年轻一代，抛妻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在热恋。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思维，只能看他们的行动。如果我由此作结论，大概会说他们尽力不去想弃妻的处境，只是聚焦于自己的感受。

《人间四月天》剧照，刘若英扮演张幼仪。

硬核读书会 ：旧式女性不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历史情境中，都很少被学者平视，她们作为一种模糊的背景、沉重的累赘存在，而不是一个个人。这与“五四”时期学界以男性为主有关吗？

孔慧怡：社会架构以男性为主，并不是限于学界，而是遍及生活种种范畴。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媒体是报刊，它们绝对是由男性主导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所写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大家着眼于名将，谁也不去看枯骨。

男性主导加上历史角度，结果就是非常偏向的叙述。

硬核读书会 ：旧式女性理解世界的方式非常朴素，但不代表她们没有思考。你怎么观察这种几乎不被记载的、隐秘的成长肌理？

孔慧怡：很欣赏“朴素”这个词。

我相信人性是共通的。我们身边都有思维比较朴素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人生的道理。有了这样的认识，再细读关于旧女性的材料，就比较能捉摸她们的心路历程。

《梅兰芳》剧照。

婚姻如何打乱“五四女性”的一生？

硬核读书会 ：张幼仪是旧女性中蜕变最成功的一位，她逃离厄运的经历非常罕有。能描述一下“五四”时期已婚女性由旧转新的困难程度吗？

孔慧怡：其实曹珮声也是成功的例子，撇开她抛不下的恋情，她也曾为中国学界写下新章。教育机会和经济支持是脱困的主要因素。可是所谓新和旧也并非黑白分明，连林徽音也说过自己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

《五四婚姻》中的每一位女性都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但不能用“五四”时期二分法的标签来概括。

硬核读书会 ：许广平说，女人“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的，有才情的女性通过进步恋爱步入婚姻，却最终被困在家庭琐事里，这种尴尬局面在“五四”时期是常见的吗？是否至今仍难以打破？

孔慧怡：这是长久以来的问题，也很普遍，不限于“五四”，也不限于某个国家。

社会架构让女性认为照顾家人是自己的责任，能干的女性又明白家中其他人能力不如自己，因此受困。相信硬核读书会的很多编辑和读者对此都有感受。

硬核读书会 ：陆小曼是受过教育的名媛，她对国画的兴趣却满足不了徐志摩对现代女神的想象，被书写成红颜祸水，陷入官太太的尴尬处境。这是否说明五四婚姻中的女性在恋爱意识上能够主动，但是在地位上始终处于被动？

孔慧怡：的确如此，因为社会架构始终没改变，“五四”时期尤其如此。

不过，以陆小曼的个案为例，个人的性格和家庭取向有相当影响。她聪明，也受过教育，要是她选择深造，或者投身工作，可以改被动为主动。可是她的个性和她父母的取向，都让她停留在上流太太的位置。

《我的1919》剧照。

硬核读书会 ：旧式女性是被丈夫抛弃、被环境禁锢、被文化不齿的群体，但她们仍“以直报怨”，这是否也是她们在权力不对等的社会中，不得已做出的道德选择？

孔慧怡：从客观现实看，这个结论是对的。在客观世界，她们没有多少选择。但“以直报怨”不光是行为，也是心态，后者就是她们的主观世界。

像朱安那样，她不光是接受现实，而且不断尝试去了解现实，达到无怨无怼的境界。相对来说，江冬秀记恨曹珮声，时隔多年还放不开，结果破坏了曹珮声的婚姻机会。她们的选择就是性格使然。

硬核读书会 ：你在《五四婚姻》的最后提到“新女性发挥旧传统的优点”，新、旧在一个妇女身上不是界限分明的，也不能靠“读了几年学堂”这么简单的标准来划分。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孔慧怡：那一段说的是我的母亲，她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40年代才入学，所以她走的人生路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形成的。受过专业教育，有专职和不俗的收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在当时当然算是新女性。

此外，我认为有独立的想法和做事方式是个关键。我的母亲对于旧传统的态度是“择善而行”，那就是独立的看法和做法。

硬核读书会 ：你以梁思成给林徽音选择恋情的自由空间为例，解释了“娜拉怎么才能不走”的问题。然而，对于没有出走意识的旧式女性而言，她们应该如何被对待？

孔慧怡：尊重地平视她们，设身处地问一句：如果我处于那样的境况，会怎么想？能怎么办？尝试去理解她们，是走向公平的第一步。

少女时期的林徽音。（图/视觉中国）

不应隐身的“五四丈夫”们

硬核读书会 ：许广平对朱安的体谅，是新女性对旧女性表示理解，这种情感视角，是不是新式丈夫很难拥有的？

孔慧怡：也不能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毕竟“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男人也一样。不过像许广平说，女人“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的，这也包括旧女性的困境。男性面对旧女性的体验，即使抱有善意，总是隔了一层。

硬核读书会 ：逃婚很少由女性主导，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宣告“逃婚”，是否可以说，逃婚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它其实是一项特权——尤其是旧式女性难以企及的特权？

孔慧怡：说得好！正是特权。要有钱或者能赚钱，也要有能力离开原来的社群，建立新的生活方式，要是有社会网络，当然就更好了。曹珮声是做到了，可是她主要依赖兄长的支持。

《鲁迅》剧照。

硬核读书会 ：“五四婚姻”的一大悲剧性是双方有学识上的差距，文化程度低的女性不被丈夫接纳，也不被历史接纳，所有坏的结果都归咎于女方，而文化程度高的男性就该对这一悲剧免责吗？

孔慧怡：我们现在应该向他们问责了。可是我们同时也了解到，个别男性的表现也会有分别，起码有程度上的分别。

硬核读书会 ：林徽音说了一句“五四女性”很少能说的话，“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以此瓦解男性知识分子的追捧。但对于当时的新女性而言，恋爱是不是常常跟智识绑定？

孔慧怡：林徽音终生被追捧，说出这句话真是大快人心。“五四”时期年轻男子着迷于“新女性”标签，而这标签的头一项条件就是新式教育，所以他们当时追求的自由恋爱的确和知识不可分割。

至于当时的新女性，教育是她们被肯定为“新”的条件，也是她们进入新世界——包括恋爱——的基础。

《人间四月天》剧照，周迅扮演林徽音。

硬核读书会 ：对具体的婚恋而言，摒弃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对于历史思潮而言，逃婚、自由恋爱却是代表进步的，这种矛盾贯穿“五四婚姻”。天平的两端，有更伟大、谁更必要、谁更具备正当性的说法吗？

孔慧怡：我不相信极端，“五四”带出一个大问题，就是把事情两极化。

事实上，自由恋爱不一定有好结果，从古至今都有例证。司马相如不是要抛弃卓文君吗？看看徐志摩和陆小曼、郁达夫和王映霞、梁宗岱和沉樱，谁能“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呢？见异思迁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太普遍了。

“五四”青年没有经历过自由恋爱的结合，看到这面新旗帜就追梦似的投身旗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对恋爱和婚姻的认识应该强多了。多年前我一位年轻朋友结婚，我给他的贺卡上写了这句话：“幸福是需要很多时间和心力去经营的。”

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很多改变让我们受益，这是肯定的，但它的极端化也让我们很多先辈受害，我们对此应该开始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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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许峥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丨赖晓妮

今 日 话 题

你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婚姻有何看法？

原标题：《那些成不了张幼仪的女人，后来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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