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隔离：一个犹太女孩眼中的30年代上海法租界

编者按：1927年，丽莲·威伦斯出生在一个从俄国逃离战乱来到上海的犹太家庭。她在上海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5年，尤其在当时的法租界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她生动地描述了在战争袭来前的童年生活，尤其是和老阿妈、厨师小王等人的交往。在那些闲逛和对话中，她似乎与身边的这些中国人成为了好朋友，但她亲历或目睹的巨大社会差异，仍然反映出了她所身处的环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与阶层划分。

1927年8月5日，苔丝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不过，分娩并不是在圣玛利亚医院——在4月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后，这家医院一直处于人手匮乏的状态，而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家的公寓里。我出生几周后，母亲又雇了一个阿妈。我父母称她“老阿妈”，因为她有三十几岁，比一般用人的年龄略大些。她来自农村，长得又高又瘦，神情有点儿严肃，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总是穿着整洁的阿妈“制服”：侧面开衩的白上衣，黑色的长布裤，脚上一双黑色的布鞋。上海的阿妈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房间——当然，她们的房间不会位于房子的主体部分，而是在附属的仆人区域，通常都没有窗户。她们拿工资，并将其中一部分寄回老家。被雇为阿妈的好处，不仅是不用再在人行道上烧菜做饭、坐在矮凳子上扇煤炉，而且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使用肥皂和热水，这样她们就无须每天清晨提着大大的热水壶在拥挤的店外排队等着买开水了。如果一家只有一个阿妈，那她就得像骡马一样任劳任怨——她不仅要照看小孩，还要洗碗、洗衣服，有时还得帮着做饭。虽然阿妈薪水低廉，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个休息天，但她们总是庆幸自己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而为外国人干活，工资也会高一些，并且通常不会像在中国富人家那样被男主人或女主人打耳光。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和老阿妈已经变得形影不离了。她负责照料我们姐妹俩的一切（她叫我“丽丽”，叫我姐姐“丽娃”）。她喂我们吃饭，给我们洗澡，为我们穿上母亲买来的衣服——这时母亲已经不再自己缝衣服了。1927年年底，父亲被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太阳人寿保险公司雇为销售代表，收入随之增加了许多。很快，我们家就搬到了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一所大点儿的公寓里——那里有一小片地方都是供出租的房子。公寓里附带有用人住的地方，老阿妈因此也得到一间她自己的房间。我们家的社会地位正在上升，而老阿妈在她朋友眼中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了。

老阿妈坚持给我们穿柔软的布鞋。她向母亲解释说，皮鞋对我们的脚“非常不好”，因为鞋带总是缠到一起，会让我们摔倒受伤。结果，因为穿了柔软的布鞋，我很轻松地就能跑过老阿妈——她的脚相对身高来说显得很窄，因此走起路来有点儿一颠一颠的。

我的姐姐瑞娃很乖，但只有5岁的我却经常让跟我一起在花园里玩的小伙伴们害怕，而且我还跟住在附近的小男孩打架，向大街上的中国小孩吐舌头。当我被父母呵斥或打屁股时，老阿妈

总是出来维护我。为了劝母亲冷静下来，她会说：“当丽丽小姐大了，她会像丽娃一样好的。”虽然我已经能说一点儿上海方言，老阿妈却总是对我说洋泾浜英语，因为她凭直觉知道，就像其他欧洲的家长一样，我父母并不愿意他们的小孩学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学中文没什么用，因此中国的用人都必须学一点他们主人的语言，不管是洋泾浜英语、法语、俄语还是德语。

当我快6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允许我陪老阿妈上街买东西。我这才发现，在我生活的上海之外，还有另一个“中国人的上海”。那时，我又有了一个烦人的妹妹杰奎琳——这个爱哭闹的讨厌鬼是一年前进入我的生活的，能躲开她真是让我高兴。大家都叫这个小妹妹小杰，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给予她非常多的关照。他们不能确定这个小女孩像她母亲还是像她父亲，但都同意她不像她的两个姐姐。瑞娃长得像我父亲，性情也同他一样安静，我则生得像母亲，脾气也像，所以说我是个非常活泼的小孩。

在去菜场的路上，老阿妈和我要穿过几个非常贫穷的街区，在那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男人缓缓地推着一架很宽的木头车。他在大街小巷里进进出出，那里的廉价出租屋和破房子里住着中国人，他们没有冲水马桶，而这个男人就是负责收集这些人搁了一夜的马桶。一听到这个浦东人的声音，妇女们就争相把马桶拎出来，他则动作娴熟地将桶里的东西倒进几个固定在车上的大木头容器里。当容器都盛满后，他就盖上木头盖子，然后缓缓地推着超载的车子向附近的农村走去，在那里他会将早晨的收集物卖给农民作肥料。在非常闷湿的七八月里，气温逼近华氏一百度，这些车子散发出来的恶臭整个上午都不会散去。

在陪同老阿妈的这些小小旅行中，我总是看到她无休止地和卖米、面条、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们讨价还价。她听到对方报价时的反应就像演戏一样，一边作势走开一边大声嚷嚷，说小贩简直是在抢钱，但很快她又会返回来继续还价。最终，叹了无数气之后，她才不情愿地同意买下事先已经挑好的东西，而当小贩称重时（秤上有一个铁盘，缀在一根杆子上，杆子上有一个可以移动的秤砣），她又会特别仔细地盯着。有一次去菜场的“短途旅行”中，老阿妈对我很来火。当时，我来不及告诉她我急着想“便便”，于是，就在她和菜场里的一个朋友聊天时，我蹲在路边拉了一裤子。其实，我的行为跟其他所有想“便便”的中国小孩没什么两样，但问题是我的裤子后面不像中国小孩穿的开裆裤那样有条裂开的缝。老阿妈看到后便开始哀叹，“太太会非常、非常生气”，还说“丽丽给我找麻烦啊，哎呀，哎呀”。每当看到有男人把墙当作露天厕所时，我那正经严肃的老阿妈总要使劲把我拽开，而我总是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回家用自己的卫生间呢。在我看来，只有小孩子才有在公共场所大小便的权利！

我总是很期待跟老阿妈一起外出，因为我知道，每次她买了熟食（不管是肉还是鱼）或者油炸的面食，总会咬下一小块给我吃。露天小吃摊旁总是围着成群嗡嗡叫的苍蝇，看到那些小贩试图用扇炉子的草扇子拍苍蝇，我总是很佩服他们。有时候，要是老阿妈多带了几个铜板，她就会买一块在滋滋响的热油里炸过的豆腐，然后用嘴吹一吹递给我吃。她也会让我分享她的早餐，一块小小的大饼加油条，这两种油腻而且很烫的食物通常被包在撕下来的脏兮兮的报纸里。有时候，老阿妈会更大方地买来金字塔状的粽子给我吃，里面塞满黏黏的米，包在粽叶里，我总是嚼得津津有味。我有时也会缠着她给我买甜点，她拗不过我时，便会给我买麻团。我还特别喜欢中国的中秋节，因为老阿妈总要给我买一只豆沙包。她知道，跟我们家喝下午茶时吃的蛋糕和糖果比起来，我其实更喜欢豆沙包。

老阿妈在我身上花的这些铜板是无法报账的，因为父亲不会允许她给我吃这些不卫生的食物。我当然不会告诉妈妈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违禁的美食，要不然我就会失去跟老阿妈外出“旅行”的机会了。我在菜场里吃的东西比在家里吃的猪肉、鸡肉、土豆、蔬菜和汤要美味得多，而且在家里吃饭总有很多规矩，像细嚼慢咽、用餐巾擦嘴什么的。正因为我和老阿妈一直对我父母保守了这个秘密，我的中餐品位可能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每次我站在街上吃东西，总有一群要饭的小孩围着我看，这时老阿妈就会上前把他们撵走。我冲他们喊“走开，走开”，却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饥饿。我认为他们盯着看我吃东西很愚蠢，而且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妈妈不给他们买吃的。他们的围观让我很恼火，有时他们还会用上海话骂我，我就用同样的话骂回去。其实那些中国小孩骂我的话——“洋鬼子”“大鼻头”——并不让我反感，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身为白种人，我比他们要高一等。从非常小的时候开始，我和我的朋友们就瞧不起中国人。在我们眼里，他们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我们和其他外国人服务。那时我还不知道，我的行为跟种族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径其实并无区别。

每逢初春或秋季，一旦空气里有点凉意，老阿妈就会在小贩的手推车或者流动小食摊前停住脚步，买一些热乎乎的炒栗子或者豆腐脑吃。我们咕嘟咕嘟地用同一只碗和勺来喝豆腐脑——小贩们通常只用混浊的水清洗这些餐具，然后用搭在袖子上的破布抹干。老阿妈会问我：“丽丽，想吃吗？”我总是回答：“想吃更多。”慢慢地，老阿妈开始学会越来越多的洋泾浜英语单词，而我也从周围人的对话以及顽童们骂我的话里学会了更多中文词汇。每当他们瞪着我低声说“外国人瘪三”，我会立即反击道“中国人瘪三”。其实我并不知道“瘪三”什么意思，但肯定是个坏词，因为老阿妈总是不让我说这个词，可是我却很享受说这些禁用词。在家里，我只记得爸爸生气的时候骂过俄语“svinya”（猪），而且我父母禁止我们用“中国佬”（Chinks）或者“日本佬”（Japs）这样的字眼。他们肯定认为，这些侮辱亚洲人的词听起来就像他们从小在沙皇俄国听到的“Yid”（犹太佬）一样刺耳。

在等待老阿妈结束跟小贩们讨价还价的“争吵”时，我经常会观察街边的烟民，看他们将人行道上或水沟里的烟蒂捡起来做成香烟。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地面，走路时手里拿着根长长的棍子，棍子顶端有一节铁丝。他们会熟练地将铁丝插进被丢弃在地上的许多烟蒂里，然后将这些烟蒂随手塞进腰间的布口袋。袋子快装满时，他们就蹲在路边，小心翼翼地将残存的烟丝从又湿又软的烟蒂里抠出来，再用舌头舔湿一张薄纸，用它包住烟丝，卷成一根新的香烟，然后就那么蹲着等待顾客上门。虽然他们的顾客每次只买得起一根烟，但一天下来，这些颇有生意头脑的人肯定可以赚不少铜板，而且还不需要支付任何成本。

我在菜场上也学会了当地人的习惯：往地上吐瓜子壳，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打个响亮的饱嗝，以及冲着要钱的小孩大声吼叫。这些小孩对我的白皮肤、棕色头发和浅褐色的眼睛似乎很感兴趣，而且总是指着我的圆眼镜咯咯地笑——我从八岁开始就戴眼镜了。他们和菜场上那些不识字的大人们可能以为我会像成年人一样读书写字，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戴眼镜。菜场上恰好有这么一个人，他长驻街边代人写信，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在一张可以折叠的小竹桌子前面，桌上铺着薄纸、信封和一方小砚台，他优雅地将毛笔在砚台里蘸一蘸，然后开始为顾客写信。他看起来就像个学者，穿着黑长衫，光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帽顶上缀了一颗红色的玻璃珠。他还戴了一副角质眼镜，但我不确定他是因为看不清需要戴眼镜，还是仅仅为了让顾客记住他的形象。老阿妈不会读书写字，所以她有好几次去找这个代写书信的人，付给他钱，给她远在“宁波乡下”的亲戚写些短信。可是，在我那个小小的世界里，总觉得老阿妈就是孤身一人，她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各种需求，而我和父母也从未问过任何有关她个人或者家庭的问题。

菜场上总是地面肮脏，气味难闻，而且特别吵，但我自然而然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毕竟，中国人不就是这样生活在“他们的”上海吗？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穿着脏衣服，瘦削的乞丐更是破衣烂衫。但我好奇的是，为什么那些衣着较好的中国男人总是穿长衫，女人则穿长裤和短上衣？为什么中国男人不像我父亲一样穿西服打领带，而中国女人的衣服也跟我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穿的不一样呢？我还发现中国人喜欢大声说话，常常喊叫（但他们说的并不是洋泾浜英语），在大街上随地吐痰和擤鼻子。我曾试着像身边的中国人那样擤鼻子，用一根手指压住一边的鼻孔，然后使劲将鼻涕喷得很远，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喷到另一个行人的衣服上。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被喷到的人就会冒出一连串脏话，而“发射鼻涕”的那位则会回敬说“王八蛋”不该挡着他的道。虽然老阿妈不让我模仿，但我总是很爱看这样的争吵。

在离开菜场前，我常拉着老阿妈去五颜六色的花鸟区，看那些关在精美的大木头笼子里的鸟儿，还有养在小木笼里唧唧叫的蚱蜢。我会蹲在鸟跟前，伸一根手指头到笼子里，小心翼翼地摸它们的毛。当小贩坚持要老阿妈给她自己或者洋雇主买一只鸟时，老阿妈就会把我拉走。我很想带只鸟回家，可老阿妈知道，如果她向我妥协，结果只会让我父亲生气，让我母亲抓狂，因为他们不喜欢在家里养狗养鸟，甚至连一缸金鱼也不要，而且狗会让妈妈想起诺沃尼克拉夫斯克冬夜里嚎叫的狼。

很快，我就对大街上的嘈杂声充耳不闻了——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和自行车铃声，街边小贩大声的咒骂和尖锐的喊叫，他们为了吸引顾客用竹板敲击出的噼噼啪啪声，以及菜场前的商店里传出的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不仅如此，我对马路上几近饿死的大人小孩也可以做到视而不见——他们躺的地方离法租界里我们那个舒适安全的家并不远。我已经把这些乞丐视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通常都无视乞丐的呼救，但也有人不时向他们搁在人行道上的空碗或者锡制的杯子里扔几个铜板。这些乞丐大都濒于饿死的边缘，而带着孩子的妈妈们更是可怜，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仍渴望从妈妈干瘪的胸部吮吸乳汁。

跟着老阿妈在各种小摊贩间走来走去后，我终于觉得累了，这时我们就会坐黄包车回家。在选定一辆车之前，老阿妈先得跟拉车的苦力讨价还价，双方都会大声地说些气话，有些话我也能听懂。苦力对老阿妈说，既然你替“洋鬼子”干活，车费就不能少给，而且应该多付些，但老阿妈不为所动，最终，苦力因为急于拉生意只好妥协。每到下雨天，苦力就放下布篷罩着我们，而他们自己只披件薄薄的油布。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私人包车，这些车看上去非常醒目，因为车夫都穿着干净的上衣和裤子，而车厢两边各有一盏明晃晃的黄铜油灯。

在我们家住的公寓大楼入口附近的大街上，我总能看到黄包车夫蹲在路边，耐心等候外国人的出现。每当发现一个潜在的顾客，他们就会像饿虎扑食一样跑上前去。因为中文水平有限，外国人通常无法跟车夫长篇大论地讨价还价，因此他们总要比中国顾客付得多，或者要多少就付多少——这么做或许也是因为怜悯这些瘦削的车夫。总体而言，上海的中国人无论男女大都身材苗条，而外国人则比他们重得多。有时候，缺乏耐心的乘客（特别是喝醉酒的外国士兵）会把脚搁在苦力的背上，催他们跑快些。

黄包车夫的工作异常辛苦。因为整天都在跑路，他们的腿上青筋突出。夏天，他们要在烫脚的碎石路面上一直跑到深夜，冬天则要穿着薄薄的草鞋在潮湿的路上奔波。即便如此，他们仍几乎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必须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上缴车行的老板，同时还得非常小心，不能违反任何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交通警察——在法租界是矮小的安南或东京（指越南的东京）巡捕，在公共租界则是身材高大的印度锡克族巡捕——就会拿走车上的坐垫，并用警棍敲打他们。对车夫而言，失去坐垫就意味着无法做生意，除非他给那些折磨他的人一些铜板，这样才能当场取回坐垫。租界内的中国警察对黄包车夫也好不到哪儿去。

当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也成了和黄包车夫砍价的高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拒绝额外付出的那几个铜板，他们原本可以用来多买些蔬菜，或者给碗里增加几块豆腐。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很少叫计程车（例如福特车行的棕褐色的福特车，或者约翰逊车行的浅绿色的雪佛莱），因为在上海那些交通拥挤、有时还淹满水的街道上，黄包车经常跑得比汽车快。

有时候，母亲会让老阿妈带我们去看红极一时的秀兰·邓波儿以及劳莱和哈台主演的电影，对老阿妈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放松机会。出门前，我和姐姐总要盛装打扮一番：身穿款式一致的镶着褶边的衣服，头发上别着彩色的大蝴蝶结，脚上穿着黑色的漆皮鞋和白袜子。电影院里有钱人家的中国小孩总会盯着我们看——在他们眼里，我们长着五颜六色的头发和眼睛，看起来肯定很奇怪。如果他们盯着我的眼睛看得太久，我就会对他们瞪眼睛、吐舌头。电影开始前，瑞娃和我总是猛吃爆米花、糖果、惹人流口水的爱斯基摩馅饼和裹着巧克力的冰激凌——当然，冰激凌总是不可避免地滴到衣服上，惹得老阿妈一连声地叹气。老阿妈多少也能领会这些电影的主旨，因为她总是提醒我们要“像秀兰一样”，而不要学秀兰的对头简·维瑟。其实，我对秀兰的乖巧举止毫无兴趣，却很希望自己也有像她一样的酒窝和卷发。老阿妈很喜欢劳莱和哈台的电影，因为她能看懂故事情节，看到不停打闹的场面时，也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有好几次，我跟我们家的厨师小王去附近的菜场买蔬菜、水果和米，但从来不买鸡和猪肉，因为父亲坚持说我们必须在家里多少保留点犹太教的规矩，这意味着我的母亲——而不是小王——必须亲自去一家特定的食品店，那里有一个犹太牧师专门监管对鸡肉和猪肉的清洗。和小王去菜场，感觉要更轻松，但不怎么好玩，因为和立场坚定的老阿妈不同，小王跟街边的小贩或店主们砍价时从不争吵。有那么几次，我等小王在一个流动理发摊上理发。那个理发师把做生意所需的所有家当都挑在肩上：一张给顾客坐的高高的折叠椅，一只面盆、一只热水瓶、一条用来清洁顾客脸和脖子的毛巾、一面拿在手里的镜子，还有一块用来磨剪刀和剔刀的皮条。只要多付一点点钱，理发师就会用一根一头带棉球的长棒为顾客清洁耳朵，并骄傲地向顾客展示挖出了多少耳屎，以此证明自己技艺精湛。小王每次理完发都很满意，总是不停地对理发师表示感谢，连声说“好啊，好啊”，并按理发师一开始索要的价格付钱，从来都不还价。

从菜场回到家后，小王会用热水清洗苹果、杏子、梨子和葡萄，并在水里混入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以保证将它们彻底洗干净。他用同样的方法清洗蔬菜，因为所有蔬菜都在乡下被施以粪便等肥料。自来水也不能直接饮用，因为氯气味道很重，需要烧开后放在冰箱里凉下来才能喝。

小王家在中国人管辖的南市区，他和妻子住在一起。我父母办晚宴请客时，他妻子有时也会来给他打下手。她的一只眼睛竟然是奶白色的，这一点让我感觉特别有意思——我注意到不少中国的成年人眼睛都有这种现象。我去小王家参观过，那次是他们夫妻俩邀请我和瑞娃去他们家吃午饭。老阿妈警告我们说，南市是一个“非常非常脏”的地方，“我不喜欢”——她长期住在法租界我们家的用人房里，等级观念也因此变得很严重。在小王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夫妻俩住的小房子在一条窄窄的弄堂里，没有窗户，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用具，用一只可以搬动的小炉子来做饭。我这才意识到，在我们家小王可以使用他自己家里没有的所有便利设施：瓦斯炉、冰箱、冲水厕所，还能享受周围整洁安静的环境。他们夫妻俩可能有小孩，但我们从没打听过。在我母亲看来，老阿妈和小王似乎亲戚众多（其中至少有一些是妈妈想象出来的）。虽然不大情愿，但母亲还是经常允许他们请一两天假，回宁波乡下探望突然生病或者结婚的亲友。我父母对他们都挺好。小王的责任是为我们准备一日三餐，其他时间都可以休息；老阿妈则负责照料三个女孩（我敢肯定她最喜欢的是我），等我们去学校后，她就可以出门走访她附近的朋友了。

本文摘选自《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丽莲·威伦斯 著，刘握宇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