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研究之辩

在中国，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围绕着体制内科研机构展开，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逻辑使然，即从创新链的上游重点部署科技资源，然后沿着成果转化的路径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是体制内科研机构申请政府科技项目的主要内容，这种科技计划题材持续了数十年，是政府科技投入的主流模式。但成果转化战略过去40多年实践效率高低还有待商榷。

近两年，各级政府科技计划的题材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成为科技计划新的主题。这个新的题材乍看起来，比起成果转化更加具有逻辑说服力，且贴近现实的国家需求和产业痛点。于是，更多的科研经费正在以此为由进入到各类科研机构中，而且看起来会成为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安排，并持续下去。

“通过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这个命题看起来既有道德的制高点又有现实需求的逻辑性，但我觉得依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清楚，否则，中国的基础研究战略还会重蹈成果转化战略的覆辙。

35项中国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2018年，《科技日报》持续三个月推出系列文章，报道梳理了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一、如何认识基础研究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现在科学界比较多的论述，是把基础研究设定为产业核心技术的必经之途，既是解决现实卡脖子问题的灵药，也是解决未来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这里面存在夸大基础研究在产业核心技术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倾向：首先，成果转化路径只是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路径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路径。2018年，《科技日报》曾经列出过一个中国卡脖子技术的清单（图一），我们就拿这个清单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核心技术绝大部分是市场化主体在问题导向的路径下，通过渐进式的技术创新实现，并非我们想象的，基于基础研究活动显著拉动。

其次，现实的卡脖子问题并不能靠基础研究提供解决方案，里面更多的是工程技术问题，更关键的地方是我们企业的技术能力距世界顶尖尚有差距，供应链上有缺项，是在市场化创新方面要补课，不可能让体制内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基础研究当然要做前瞻性的布局，但如果基础研究与产业的技术能级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对产业支撑的效能也会出现问题。 

二、如何评价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正确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应该建立在对自身能力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基础研究最有价值的是两类工作，一是基于科学家兴趣的自由创新，这类工作的实施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另一类是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这类工作需要对现实世界具有炽烈热情和广泛知识的科学家。对应的这两类人才有可能产生“顶天立地”的成果（重大知识突破和技术突破）。而中国的基础教育缺乏生产这两类人才的机制，中国教育模式盛产的是中间层人才——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具备生产各类科技论文的技术诀窍。继而导致中国基础科研更多产出的是中间层成果，这些成果往往既不回答重大科学问题，也不回答现实的技术问题。这类中间层人才规模巨大，产出的科研成果数量也非常可观，有点像啤酒肚，肉多但不太管用。

近年来，总是有人把基础研究落后的首要问题归咎为投入不够，这是在误导政府。中国基础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才能培养出适应国家基础研究战略需要的人才队伍，改善基础研究的效能。

基础研究一是要解决“顶天立地”人才的培养问题，二是发掘和合理使用“顶天立地”的人才，并不是只有院士和大牌教授才能搞基础研究，真正具有创造能力的是年轻人。现实的科技资源配置只认头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三、中国应该复制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吗？

中国基础研究战略的另一个误区是，拿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说中国的事，希望有同等规模的机构设置、同等规模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是，我们不能复制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除了上文提及人才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基础研究规模与其全球霸权相适应，因而具有收放自如的能力。美国战后基础研究的成果并非总是在本国完成产业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其盟国的创新协同完成产业化，但这些产业化成果一旦形成对美国本土产业的威胁，它总能够通过霸权将其收归囊中。

19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借助美国基础研究的成果，迅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动态存储芯片占领全球大半市场，将美国甩在后面。美国人通过其半导体协会散布“日本芯片企业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言论，游说美国政府启动了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制裁，对日本征收100%的反倾销税并逼迫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短短三十余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份额从最高80%（1988年）急剧下滑， 2019年已下滑到个位数。

新近的例子是，法国明星公司阿尔斯通被肢解的著名案例。阿尔斯通在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竞争中占据上风，美国人干脆动用司法手段，在2013年4月逮捕了阿尔斯通的全球副总裁皮耶鲁齐，最后通用电气用170亿美元收购了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

所以，美国基础研究战略布局是基于其全球霸权的逻辑，我们的基础研究只能是与国家的实际需求和能力匹配，如果照搬美国战略，不是明智的选择。

[作者周路明系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