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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向历史交白卷”:谢晋筹拍《鸦片战争》始末
原创 石川 档案春秋
谨以此文纪念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
1994年初夏,谢晋刚刚忙完由他亲手创办的“谢晋-恒通明星学校”首届学生的开学典礼,又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地一头扎进了18集电视连续剧《大上海屋檐下》的开机筹备中。一天傍晚,工作人员交给谢晋一封信。写信人是他的老伙计,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编剧、广州军区的老作家梁信。信中有一段话这样说道:“香港的九七回归指日可待。老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电影可不能沉默而无所作为!”这句话,就像是往一杯白开水里投入了一颗泡腾片,让谢晋原本平静的晚年生活,顷刻之间又一次沸腾起来。从那一刻起,筹拍历史巨片《鸦片战争》,便在谢晋心里破土萌芽了。
谢晋在拍摄电影《鸦片战争》期间(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电影改革的路子,踩不出来就趟过去
《鸦片战争》原本并不在谢晋的拍片计划当中。
1992年,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谢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办理了退休手续。对他来说,退休不等于回家赋闲,而是要重新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旅程。为了今后能继续拍片,在上海市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谢晋创办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于1992年8月8日在岳阳路1号上海教育会堂举行了开业典礼。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以导演个人命名的民营影视公司,于开业当年,就作为承制单位,拍摄了由天津电影制片厂与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故事片《启明星》,谢晋亲自担任了该片的导演。
谢晋和老朋友梁信在一起
在此后的三四年中,相继被列入“谢晋-恒通”拍摄计划的影片包括:《炊烟》(即后来的《老人与狗》)、《女儿谷》《熊猫吉米》《白鹿原》《红色公主》《牧马人续集》《拉贝日记》《石头说话》,以及18集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由董竹君自传改编的31集电视剧《世纪人生》等。不过,就在谢晋下定决心,要赶在香港回归之前拍摄《鸦片战争》之后,公司原本的拍摄计划就被彻底打乱了。只有《老人与狗》《女儿谷》和《大上海屋檐下》赶在《鸦片战争》启动前完成了拍摄。《世纪人生》则推迟到1999年才投拍,其余项目,大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搁浅了。对此,有人觉得谢晋有点“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样下去,公司搞不好,就去对谢晋咬耳朵说,《鸦片战争》要慎重!现在不同以往,过去有上影厂作靠山,现在的公司是自己的,是要自负盈亏的,《鸦片战争》有没有能力拍,怎么拍,先要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再说。
这话说得没毛病,可谢晋偏不爱听。他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比方说,有没有能力拍的问题,是个人都明白,肯定没这个能力!不要说“谢晋-恒通”没这个能力,就连当时实力最强的几家国营大厂,北影、长影、上影、八一厂……也没一家有这个能力。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产电影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谢晋部分代表作品
1993年1月5日,为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广电部颁布了《关于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俗称“3号文件”。里面规定,将国产片原有的统购统销,改为由制片厂直接面向全国32个省级发行公司自主发行。
制片生产上,以前是主管部门按照各制片厂的年度计划拨款组织生产,从3号文件开始,没人给钱了。过去电影制片厂那种等、靠、要的好日子,也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得学会自定计划、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生存。当然,3号文件还是给制片厂开了一些口子,留了一条生路,允许他们用合拍片的方式,吸纳民营资本、港台资本进入制片生产。所以3号文件出台后,引发了港台合拍片的大行其道。仅1993年一年,北影厂的4座摄影棚就有3座在拍李连杰主演的香港动作片。相比之下,此前并无市场生存经验的国营制片厂,却几乎要断炊了。据“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1991年的统计,该基金1992年计划投资2000万元拍摄19部故事影片,平均每部影片的制作成本只有100万元多一点,还不到港台合拍片的一个零头。到了1995年,北影厂计划年度出品国产片14部,总投资2800万元,平均每部影片的制作成本仅200万元。这种情况,谢晋心里比谁都清楚,想要在原有体制框架和制片模式下,用一两百万的小成本来拍《鸦片战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1995年1月21日,为了广泛征集各界对《鸦片战争》的创作意见,谢晋邀请了王元化、唐振常、徐俊西、余秋雨、许鞍华、朱苏进、宗福先、麦天枢等专家、学者、电影导演和编剧,齐聚上海科学会堂,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谢晋在发言时说得很明白,“要不是‘九七’香港回归,我谢晋绝没这个胆子去拍《鸦片战争》”,“万一拍砸了,赔了钱,公司破产了,没法向股东交代!”但是,“作为电影工作者,在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关头,绝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向历史交白卷。我们要有所行动,必须要拍摄出过硬的电影作品,奉献给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谢晋和余秋雨讨论《鸦片战争》
在这次座谈会上,谢晋还谈了他对未来影片“怎么拍”的初步设想,他说:“当今世界,电影已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大产业,面对电视的普及,再搞低成本、小制作的作坊式创作,已经走不通了。”“我们要与国际接轨,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一个亿的投资,走出一条大投资、大制作、高回收的产业化道路。”
对于风险问题,谢晋的态度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悲壮感。他说:“我们这一代,要探索电影改革的路子,踩不出来就趟过去,实在不行也要给后人留下点教训,让后人踩着我们的脊梁,走出一条电影体制改革的道路。”
后来,有人借用女排的术语,将谢晋“大投资、大制作、高回收”的构想,比喻为一种“高举高打”的新战术。这一构想,尽管争议不少、观望者众,却也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到电影界前辈、同仁的广泛理解和支持。1994年12月底,谢晋赴京拜会电影界老前辈、老领导夏衍,专程为《鸦片战争》征求他的意见。夏衍在病榻上鼓励谢晋:“这件事很好!香港回归应当搞得热热闹闹……”这是谢晋最后一次见到他尊敬的夏公。两个月后,夏衍以95岁高龄溘然长逝。
1995年3月10日,谢晋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争取到一个大会发言机会。他一身西装革履地站到大会讲台上,以《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为题作了大会发言,首度向外界公布了《鸦片战争》的拍摄计划。他在发言中说:“香港回归祖国,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整个世界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所以,我们要用最普及、最现代的艺术形式——电影,来艺术性地再现150年前的那段历史。”“为此,我决定由我们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牵头,汇集海内外、业内外有志于此的朋友的力量,拍摄一部历史巨片《鸦片战争》,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在大陆、香港以及全世界各地同时上映。”
1995年3月10日,谢晋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作题为《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的大会发言
发言中,谢晋还向全体政协委员描述了他对未来影片的一些具体构想,比如,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是150年前“封闭僵硬而又自傲自大的中华文明,突然与来势汹汹而又纯然陌生的欧洲文明的狭路相逢”。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只有这样,这部影片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
谢晋这个发言,标志着《鸦片战争》计划正式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由此为他本人开启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高光时刻。后来成为《鸦片战争》第一署名编剧的著名剧作家朱苏进,对谢晋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表达了由衷的感佩。他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带领一班人,去攻打一个世界性题材,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行为,本身就具有美学价值,是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壮举。”
古稀之年,再当一次先锋
谢晋在这次政协大会上放出豪言:“我愿在古稀之年,再来当一回先锋,尝试给中国电影闯出一条改革的道路。”可是,话虽这么说,但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民间集资究竟怎么操作?市场运作究竟如何落地?谢晋和他团队却并没有现成答案。他借用邓小平的名言,把这次《鸦片战争》的改革尝试,也称为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机会总是会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正当谢晋不知改革如何推进的时候,谁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大好机会,正在悄悄向他走来。1995年3月13日,谢晋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由著名演员潘虹牵线引介,谢晋前往四川省驻京办事处拜会了四川省省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肖秧。会谈中,谢晋向肖秧省长详细介绍了《鸦片战争》的种种设想,表示要学着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去完成影片的拍摄和制作。谢晋的想法,得到了肖秧的肯定和支持。他告诉谢晋,让你们文化人出面去找钱,去筹资,恐怕不太容易。我可以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名义,联络京、沪、浙、粤各地的企业家,组建一个“项目股份制公司”,帮助你们一起筹集资金,共同参与《鸦片战争》的拍摄制作。根据肖秧的意见,谢晋和制片人成志谷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后,便立即开始着手起草《历史巨片〈鸦片战争〉运作计划大纲(草案)》,里面包含“剧本”“集资”“发行”“制片”“宣传”及“整体策划”6大板块60多条内容,将《鸦片战争》的筹备设想,全面而详尽地罗列出来。
不过写在纸上的东西,想要变成实际的商务运作,总归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开始也走了不少弯路。按照谢晋最初的设想,原打算在恒通集团总部成立一个《鸦片战争》领导小组来负责影片的筹备,后来试了一下,此路不通,集团的行政部门,完全无法承担电影制片的职能。他又设想让项目与恒通集团脱钩,成立一家独立运作的子公司;还曾想与浙江一家民营公司共同组建一家合资企业。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统统难以兑现。关健在于,尽管不少民营企业愿意自带资金加盟投资,但用一种什么样的运作机制,才能把这些来源不同的资金有效组合起来呢?
1995年5月4日,上海市领导在兴国宾馆约见了谢晋,听取关于《鸦片战争》筹备情况的汇报。有关领导表示,《鸦片战争》是上海自己的事,一定要办好。从这年5月到《鸦片战争》开拍前的一年时间,由相关部门牵头,一共召开了5次《鸦片战争》协调会,将本片的筹备和拍摄,列入上海市的重大文化艺术工程给于资金扶持。这样的操作,在上海电影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1995年11月6日,谢晋与成志谷应约赴成都再次拜会肖秧。肖秧开门见山地说:“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支持你拍好《鸦片战争》,迎接香港回归。你们文化人不懂得市场经济。怎么办呢?我打算找一位经济专家,找一家金融机构来帮助你运作。”
1996年5月,谢晋在广东虎门宣布电影《鸦片战争》正式开机
肖秧所说的这家金融机构和经济专家,是指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及其总经理张炜。张炜组建了一个《鸦片战争》资金运用方案的策划小组,请来几位熟悉市场与融资运作的年轻人,熬了几个通宵,拟定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融资方案。其核心,是在成都组建一家名为“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股份制项目公司。他们根据谢晋的设想,将《鸦片战争》一片的规划投资总额框定为人民币8000万元;公司的股东单位有四家,分别是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每家股东各自出资600万,总计2400万作为股本金,其余部分由负责公司财务运作和资金监管的成都汇通银行负责筹措。公司的名誉董事长由肖秧亲自担任;谢晋任董事长、法人代表;《鸦片战争》总制片人,原北影厂厂长成志谷任公司总经理;出品单位确定为位于成都的峨眉电影制片厂。
1996年4月23日,“四川《鸦片战争》影视制作有限责任公司”在成都银河王朝大酒店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完全按照市场运作方式组建的单片股份制项目公司。这家公司的成立,不仅意味谢晋对于《鸦片战争》制片模式改革的种种设想最终得以实锤和落地,同时,它在当时被视为是一项电影体制改革的突破性创举。
电影《鸦片战争》再现了当年虎门销烟的场面
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单片股份制项目公司模式,也为国家广电总局稍后推出的“单片许可证”提供了一种试水方案。两年后的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正式颁布《〈故事影片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正式推出国产电影故事影片的“单片许可证”制度,彻底打破了国营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制片生产中的垄断地位,为市场主体的全面放开,让社会资本进入电影制片行业提供了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某种程度上,这项措施推出本身,也可视为政府主管部门对《鸦片战争》改革方案的一种正式认可与肯定。
这之后,为了保障《鸦片战争》项目公司融资贷款的顺利开展,谢晋更是拿出了“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将自己在上海市区、浙江上虞以及南汇芦潮港的三处房产作为抵押,亲手将三份房契交给了《鸦片战争》公司董事会保管。当人们对他的壮举啧啧称奇的时候,谢晋却敞开他的大嗓门跟人说笑道:“房产证都锁到董事会的保险箱里去了,片子要是拍砸了,我就彻底无家可归了!到时候,实在没办法,我就到静安寺门口要饭去!”
吃一只别人从没吃过的螃蟹
到了1996年春季,距离香港回归只剩下400多天了。可是,《鸦片战争》的融资计划却一波三折,举步维艰。公司收到的第一笔款项,是来自广州市珠海区的一笔捐款,数目是与香港回归日期吻合的199,771.00元;此外,还收到港澳区人大代表、香港企业家黄佩球的个人捐款人民币10万元。这些钱,尽管也寄托着捐赠人对《鸦片战争》一片的厚望和期许,但对于庞大的筹资计划来说,实在是有点杯水车薪。总制片人成志谷后来在回忆中说:“我们是万万没想到,《鸦片战争》会有这么多困难。而且越是到后面,就越是困难。我们就像是在吃一只别人从没吃过的螃蟹。”
除了筹资进度不如预期之外,还有一桩大事也让谢晋着急上火。那就是影片的外景搭建也一直没有着落。早在前一年的夏季,谢晋就邀请几位上海市领导到上海影城参观过《鸦片战争》的场景及服化道的设计图纸和模型。这些东西,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两位美术师邵瑞刚、张先春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设计制作的成果。谢晋想,未来影片拍摄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开阔的外景拍摄地,完整搭建出“广州十三行”的街景,以及两广总督府、珠江“天字码头”、维多利亚湾等12个等比例的实景景区。可是,这套规模宏大的外景搭建计划,一直到1995年底,依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推进。这个时候,谢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在年初的两会上来找过他的横店集团总裁徐文荣。
谢晋与徐文荣
徐文荣原是横店的一位村支书,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带领村民大搞乡村工业,陆续在横店办起了绝缘材料厂、汽配厂、工业模具厂等乡镇企业。到1990年代,横店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实力,吸引了不少外来资金到此投资办厂。但横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与基础设施底子薄,引进人才难度比较大。徐文荣就想,能不能搞一些文化旅游项目,改善一下当地的交通、餐饮、宾馆等基础设施。他开始四处打探,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能将一些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引进横店。也就在这个时候,谢晋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公布了《鸦片战争》拍摄计划。当时身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徐文荣,也正好在北京参加两会,自然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经人介绍,徐文荣总算是见到了谢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谢晋,邀请他抽空到横店去走一走,看一看。
不久后,谢晋果然来到横店。徐文荣带着他四处巡视。其间,谢晋似乎对山脚下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洼地情有独钟。徐文荣不解,就问谢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山多、沟多、石头多、平地少。建房子就要破土、要劈山、要填沟,施工难度太大,成本又高,我要是你,我就不选这块地。谢晋答道,这个你不懂,拍电影不是盖房子,电影场景就要有这种丰富性,高低起伏、弯弯曲曲、层层叠叠,这样才有层次感,不呆板,从各种角度都能拍到不同的效果。
1996年1月,横店影视城广州街景区建造前的荒坡地
两个人就这样兜兜转转,问答应和,不知不觉就把横店看了个遍。不过,谢晋还在犹豫。一来,这里的自然环境还不能满足全部的拍摄需要,比如珠江和维多利亚港的水景,横店就没有像样的河流湖泊可供造景;其次,确如徐文荣所说,丘陵山地施工难度大、成本高,对摄制组的资金压力也比较大;第三,那时的横店,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食宿条件都无法满足摄制组的需求。就这样,谢晋无功而返,他还想看看别处,是不是还有比横店更合适的拍摄地。
可说话间就到了1995年11月,《鸦片战争》的开机时间紧迫,而外景仍无着落。情急之下,谢晋就想起了徐文荣。徐文荣得到消息,心里一阵窃喜,他委派横店集团副总经理张锡良,专程赶往上海与摄制组商谈合作计划。这一回,徐文荣向谢晋做出了一项重大承诺,即由横店集团出资3000余万元,为《鸦片战争》搭建所需场景。这一额度几乎占到影片全部置景预算的80%,对谢晋和摄制组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
不过,关于施工进度问题,两人还是产生了分歧。谢晋要求场景必须在两个月内全部完工。徐文荣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原因很简单,时值隆冬,横店气候雨雪交加,施工进度根本提不上去。他向谢晋提出五个月完工,谢晋不肯,要四个月,还是不行?徐文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对谢晋说,我们不要这样,像两个卖菜的老农,讨价还价。我们是认真测算过的,三个月是极限,再短就真的没法完成了。谢晋听他这么说,就只好做出了让步,答应他们用三个月完成置景计划。
为拍摄《鸦片战争》,横店建起了一座广州街。图为今日横店广州街
一个多月后的1996年1月24日,谢晋再次来到横店,与徐文荣就合作置景正式签约,还在东阳著名的古建筑群卢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为了按进度完成施工,徐文荣在有“百工之乡”美誉的横店,大量招募能工巧匠,一口气组建了120支施工队。他要让景区的每一幢建筑都有一支施工队专门负责建造。可即便这样,施工进度也依然难以提升。譬如珠江、维湾这类水景,需要挖沟、筑坝、引水、绿化……土建工程量如此巨大,再怎么急,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能按照施工规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还有施工难度。譬如设计图纸对“广州十三行”“两广总督府”这类晚清建筑的砖瓦施工材料,都有严格的时代背景要求,而横店当地窑厂烧制的建材又完全不符合标准。徐文荣只好让施工队全体出动,到附近的县市乡镇去寻找符合要求的建材!所幸在一个偏远山区还有那么一座老式的砖窑,还在烧制图纸上要求的那种古老的青砖和陶瓦。不过,因为路程远,运量大,施工队的运输车辆又不够用了,徐文荣只好征集当地农家的闲置车辆参与运输。有的家庭,甚至把那种老式的三轮拖拉机都开出来帮助运输砖瓦。
经过各种磕磕绊绊,到1996年5月18日上午11:00,《鸦片战争》终于在广东虎门林则徐销烟原址——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门前宣告开机。开机仪式上,谢晋兴奋地向媒体宣布,这部影片的第一场戏,就是要在虎门销烟的原址,再现出一百多年前那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仅“虎门销烟”这第一场戏,参与演出的各类演员就多达5000余人。
1996年8月8日,电影《鸦片战争》启动在横店的拍摄
广东的外景拍摄花了一个半月。8月8日至9月1日,完成了横店场景的拍摄;9月3-18日,完成了英国议会大厦和牛津大学的实景拍摄;10月1日,摄制组转场到浙江舟山桃花岛拍摄地,在事先选定的鹁鸪门村一带的海滩上开始搭建外景,拍摄“定海保卫战”,以及“琦善到英军营地劳军祈和”等几场重头戏。这几场戏,需要动用各类大小渔船、商船和中英两国的军舰50余艘。其中仅“定海保卫战”一场,用到的船只就多达16艘。这些船,虽然只是道具,却全部采用真船改造而成。体积最大的船只有4艘,包括总兵官船、水师战船、英军旗舰“威利士尼”号和英商鸦片走私船“金枪鱼”号,都是由建造于1960年代的退役海军军舰改造而成。由摄制组事先从东海舰队购得,交由舟山当地的扬帆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对船体进行仿旧改造和涂装。体量最大的当属“威利士尼”号,甲板宽达11米,吃水线宽14米,甲板上还有专为拍摄而搭建起的三支20多米高的桅杆。这艘船舰体积庞大、结构复杂,驾驶是由东海舰队指派的海军官兵负责操作。
《鸦片战争》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制作了多个版本海报
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定海保卫战”刚刚拍完之际,一场灾难就紧接着迎面而来。1996年11月10日,因黄海南部突发6.1级地震,引起海面浪涌,加上同时来袭的23号台风,让停泊在锚地的“威利士尼”号不幸脱锚漂走,于次日凌晨在鹁鸪门外附近海域触礁沉没。这场灾难迫使摄制组不得不停摆了几天,此时的谢晋,其心里的压力又是何等的巨大。他满嘴燎泡,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心情郁闷时,还会冒着大雨和海风,在海滩上去疾步徘徊。这一次,又是社会各界和东海舰队向他伸出了有力的援手,帮助剧组迅速摆脱困境,让后面的拍摄顺风顺水地不断向前推进。
1996年12月2日,历经坎坷的《鸦片战争》,终于完成了全片223场戏的拍摄,在横店片场宣告封镜。1997年4月13日,《鸦片战争》在中南海举行隆重试映。中央及各部委领导应邀前来观摩影片。谢晋在映前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交谈时说道:“今天我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1997年5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审看了《鸦片战争》;5月6日,中直机关组织干部集体观摩影片;6月9日,国务院港澳办、广电总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鸦片战争》全国首映礼;6月11日,《鸦片战争》在香港会展中心剧院举办香港首映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首映礼上动情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记住156年前的这段历史,从而知道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是非常重要的。”同日,《鸦片战争》在香港嘉禾影业旗下的16家影院全面开映。
1997年6月11日,《鸦片战争》在香港会展中心剧院举行香港首映典礼
此后,自6月中旬至10月中旬,《鸦片战争》又先后在泰国、加拿大、美、日、韩等国相继举办首映礼。在随后的一两年里,《鸦片战争》先后斩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美洲特别大奖”(1997);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1997);中国第十七届电影“金鸡奖”(1998)最佳故事片、最佳摄影(侯咏)、最佳男配角(林连昆)、最佳录音(来启箴、王学义)和最佳道具奖(邵瑞刚、张先春);第二十一届百花奖(1998)最佳故事片奖。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6年。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张当年的照片,那是1998年12月16日,在广东佛山举办的第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谢晋与《鸦片战争》获奖主创人员的一张大合照。照片中的谢晋,有着如往常一样的笑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一笑容,至少在拍摄《鸦片战争》那几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了。
1998年,《鸦片战争》荣获中国第十七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摄影、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和最佳道具奖。图为谢晋与《鸦片战争》获奖主创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宗福先、林连昆、谢晋、朱苏进、倪震;后排左起:祝士彬、邵瑞刚、侯咏、林炳坤、张先春
(本文作者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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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不能向历史交白卷”:谢晋筹拍《鸦片战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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