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朱民：读《范式变更：碳中和的长潮与大浪》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

原标题：「好书推荐」朱民：读《范式变更：碳中和的长潮与大浪》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宣告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碳中和共识及其所引发的行动，标志着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范式开始落幕，新的绿色发展范式由此兴起。这一新的发展范式将为人类提供新的现代化模式，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可持续的绿色繁荣。有史以来，还从未有过像碳中和这样规模巨大、覆盖一切、穿透一切、如此完美的自我革命和自我颠覆。碳中和不只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问题，更表现为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全面和深刻的人类发展“范式转变”。

中国的“双碳”承诺，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以碳中和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将“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为中国今后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学习和追赶西方现代化，而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这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便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碳中和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意味着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

发展范式的上述转变意味着发展底层逻辑的变化，这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方式。这些改变会深入影响资源概念、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金融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金融体系、技术创新等领域发生的新变化。转变发展范式需要对经济学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包括价值理论、财富的内涵和测度、成本与收益概念、最优化概念、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目标及约束条件等。在碳中和的“范式转变”下，人类的生产目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都会发生变化。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人、生产、社会、自然将融为一体。我们需要从“范式转变”这一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思考、观察、理解碳中和带来的人类发展新逻辑。

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宣告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飞跃，提高了人均产出和收入，取得了物质指标上的巨大成功。但是，这种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其对高碳能源和材料的过度开采和使用，以及对物质资本的严重依赖，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风险与自然资本和生态恢复力的枯竭。人们为追求物质消费而过度掠夺自然，破坏了生物的栖息地与多样性，引起了严重且广泛的环境退化。除了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发展范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健康”和“平等”的持续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演进不能再使福祉获得相应提高。传统发展范式的不可持续性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严峻挑战。碳中和带来的“范式转变”也将重新定义发展的目标。传统的工业革命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狭隘的产出衡量标准，将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夸大了物质商品和市场化服务的消费对福祉的作用，既没有充分考虑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环境方面的机会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确阐述或理解传统发展范式对环境施加的不可持续压力、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和对社会福利的侵蚀。在碳中和开启“范式转换”后，发展的根本目的转变为提高人们的福祉。这种从“最大化物质产出”向“思考福祉”的变化需要多维度理解人类的幸福感，由此回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体现“超越GDP”的基于福祉的发展目标。

新发展范式将重新定义发展的内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物质，人类的幸福感也将逐渐与物质商品消费脱钩。因此，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产出，涵盖环境保护、健康、社会和谐等多个需求维度。整个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都将由此发生本质变化，生产和消费系统也会随之转变。在生产方面，新的发展范式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活动置于大自然的边界之内，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要求物质资本的使用不能削弱其他资本。此外，除了通过进入生产过程提高人类福祉，这四类资本还在其他多个方面对人类福祉作出直接贡献。

新发展范式还将改革政府的定位和功能。碳中和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新型公共产品。碳中和的目标、碳市场和相关法规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为避免气候危机、提升整体社会和人类的福祉而人为创造的。鉴于气候变化问题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碳中和转型便是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需要其在经济管理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快速、深远、持久的变革。发展范式转型远不只是通过零碳技术促使排放与增长脱钩，还需要改变资源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模式，并对社会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此外，政府还需要改变城市和社区的资源利用方式，对经济活动和行为模式进行实际重组，以及使用更普遍的“福祉”定义来衡量发展政策的效果。这就要求政府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行更积极的战略规划指导。政府需要通过“顶层设计”进行战略谋划，充分融合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在转型过程中有效协调技术创新、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政府也要从发展范式转型的新视角制定公共政策，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政府还要推动形成广泛的碳中和社会共识，促进消费行为转变，形成“自我实现”的市场预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新经济的出现。

【朱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