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墟发掘九十年，并不仅因为地下遗存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商王朝都邑，甲骨文称之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学界不分南北，隆重纪念殷墟，不仅仅因为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1917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考释出商代的“先公先王”，证明司马迁《殷本纪》的商王世次并非虚构，然而3000年前的商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19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揭露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

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两千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古史辩”思潮彻底动摇了传统史观。旧的历史观被打破之后，中国上古史该怎样重建？

西方传教士、学者在中国的探险和科考活动，刺激着中国学者的同时，民主与科学思想叩开中国大门，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被介绍到中国。1921年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发掘和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默默地为考古学在中国落地做着准备。

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它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

成为世遗 与世界其它文明对话

司马迁撰《史记》，将最古老的记忆定格在“五帝本纪”。这一撰史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初。1902年，夏曾佑撰《中国古代史》，1923年吕思勉撰《白话本国史》，开篇便谈伏羲、黄帝、颛顼、尧、舜。

然而今天，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诞生、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韩国学者金秉模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随后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我要向中国同行表达感激之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一直从事着用金钱难以衡量的工作……。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

保存历史记忆 以史为鉴

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没有留下“妇好”的名字，因为早在他之前1000年，妇好已经长眠于地下。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这位近乎鲜活女人。她是国王配偶，曾经为国王生子，曾经主持祭祀，甚至带兵杀敌。

殷墟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有3000年前的人物与细节，还有社会组织、国家结构，以及以各种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制，这一独特的维系社会秩序的方式。

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曾经如此嗜杀。不寒而栗的祭祀坑，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居然3000年前才跨过为了祖灵杀人如麻的门槛，也明白了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因此，保护殷墟，也就是保护历史记忆。

有了对历史的认知，我们才会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