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太还乡记：一个无国籍犹太人的上海传奇

在上海的街头晃了5天，91岁的丽莲·威伦斯（Liliane Willens）最思念的，还是名列上海小吃“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不是普通话里字正腔圆的“大饼油条”，而是沪语里流畅软糯的“大饼油条”，不是来自标准化的连锁店厨房，而是来自行踪不定、散发着浓郁（或许还有点可疑）葱油香味的流动小摊。

在经过的某个菜摊前，她很快就找到了看上去最饱满、最齐整的那根玉米，仔细又果断的劲道不输给那些出来给家人准备一天菜肴的主妇。其他顾客好奇地议论这个佝偻着背但仍身穿大红衬衫的外国老太，她口中却突然迸出上海话：“弗是外国宁，阿拉上海宁！”

这是她出生后了解的第一座城市。上世纪30年代，她就曾跟着家里帮佣的阿妈上街买菜，背着父母偷吃那些用脏兮兮的报纸包裹的小吃。她曾走过法租界的林荫马路，避让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朋友们玩耍、作弊，没想到这座城市很快将升起黑烟，战争的混乱和恐怖将笼罩她的少女时代。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她总在逃离那段过去，又一次次被牵引回来。对这位没有祖国的老人来说，“Shanghailander”（上海租界的外国侨民）早已是她的一大身份归属。生活的积淀让她学会反省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帝国侵略，而新闻画面中被冲刷上欧洲海滩的难民则仿佛在提醒她，历史从未远去。

带着那些或轻快或沉重的记忆，她又一次回家了。

没有祖国的人

在人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丽莲都没有国籍。她的父母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她自己出生于中国上海，读了法国学校，后来定居在美国。这样的复杂的经历，有时会导致她和别人聊天时出现这样令人困惑的对话：

--你是在哪里学的法语？--在中国。

--那你会说中文咯？--不会。

正因为没有祖国，她感觉自己可以把来自任何文化的人视为同胞。但另一方面，她不知道何为思乡情结，也未曾产生爱国之心。在她看来，身份归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但她却难以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自己究竟从哪里来。

丽莲是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上海的数万俄侨之一。据《上海通志》数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部分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来到上海，不少是犹太人。到1924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增至800-1000人。此外，也有大量非犹太人的俄侨来华，苏联方面统计称，到1947年，上海的俄侨和苏侨总数约2万人。

丽莲父母的身世并不显赫，父亲来自沙俄在现今乌克兰用于隔离犹太人的“定居区”，母亲来自西伯利亚小镇。十月革命后，为了逃离白军和红军争夺俄国远东地区的战事，他们各自经由哈尔滨抵达上海。1924年，两人在一次晚餐上邂逅，随即相爱结婚。

但对1927年出生在上海的丽莲来说，俄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很快就从她身上淡去了。尽管父亲颇为虔诚地遵循犹太传统，那更多是“男人的事情”，丽莲只有每年偶尔几次跟母亲和姐妹去犹太教堂。她从父母那里听会了俄语，但自己讲起时总免不了犯些语法错误。

在这座列强割据的城市里，丽莲开始吸收其他文化。由于英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英语是租界里的通用语言，在这里学会英语的各国小侨民大都沾上了英国口音。她在恺撒（Kaiser，意为皇帝）学校短暂体验了德国军国主义的余波，又在希特勒反犹政策的威胁下转去法国公学，从头学法语，并在那里度过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4年。

这十几年大都被各国史书记为动荡岁月，但在丽莲的人生中，这也标志着一个少女的长成。重回法国公学旧址所在的科学会堂，丽莲清晰地记得自己和同伴骑自行车转过街角，停在围墙外面，有说有笑地踏进学校。长廊被修得宽敞明亮，但在她的回忆里，这是她上课调皮被罚站的伤心之地。围墙的另一边是复兴公园，广场舞音乐隐约传来——当年，她和朋友们总幻想着翻墙去公园玩，只可惜墙建得太高，他们从未成功过。

班里一个名叫皮埃尔的8岁瑞士男孩曾吸引她的注意，80多年后，她还记得那男孩金发、蓝眼睛、比同龄人略高一点。在和闺蜜讨论男同学时，丽莲选他为“秘密男友”，当然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学后，她则和朋友们去学校对面中国人开的小店买芒果、橄榄之类的小吃，而且因为发现店家总会给外国人开高价，逐渐锻炼出了砍价技能。

她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可算是一个法国人。后来，她在法国公学打下的文史基础让她得以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修读法国文学，直到博士毕业。从某种程度上，法国在二战中沦陷后与纳粹德国合作，也在战争大部分时间保护了她所在的法租界，让她得以正常生活、学习。

但每到升旗仪式，她仍不得不记起自己的“局外人”身份：战争期间，受当时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极右民族主义影响，学校越发频繁地举行这样的“爱国”活动，被选中担任升旗手的总是品学兼优的法国公民，而她既不是个好学生，又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两个上海

1937年8月，丽莲在善钟路赛华公寓（今常熟路瑞华公寓）的屋顶上看到了远处因日军轰炸升起的烟雾。在后来的研究中，她在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上海街头死伤平民的照片。但在那时，她只是从父母的只言片语中听到南京在12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尽管战争并未对法租界产生多少直接影响，但难民的流离、物资的紧缺、集中营的设立，确实都发生在她身边。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日本随时有可能屠杀她这样无人保护的无国籍犹太人，这更让十几岁的她心怀恐惧。

而在上海以北的山东，一个名叫张敏（化名）的中国少女加入了八路军，与日军打起了游击战。解放后，张敏和曾经同在八路军的丈夫来到上海，搬进了丽莲一家住过的公寓里。那是他们平生头一次见到电梯和旋转门。

现年90岁的张敏和91岁的丽莲并排坐在沙发上，依靠小辈的翻译寒暄，平行的人生仿佛折射出了近百年前那两个同时存在又互相隔绝的中国。

“我们被日本人包围的时候，她正在杀日本人，应该感谢她才是。”听闻张敏的生平，丽莲不可思议地感叹着，突然想起了什么，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问旁人，“你觉得她拿过枪吗？”

直到50年代离开中国，丽莲才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那个旧上海并不是大多数人经历的那个旧上海。不仅是租界与华界之间的区别，即使在她自家的屋檐下，都始终竖着一道几乎不可能跨越的隐形屏障。

她不知道带她逛街、自掏腰包偷偷给她买粽子和豆沙包的“老阿妈”叫什么名字，尽管这个称呼意味着这位拉扯她长大的保姆形同母亲。她不知道“老阿妈”离开她家后去了哪里，因为那时她从未想过老阿妈在她家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活。

烧得一手俄国菜的厨师小王从不会和丽莲一家一起吃饭。工作完毕后，他会回到自家没有窗户和厕所的小房子里，用小炉子做中国菜。丽莲曾去他家拜访，但从未想起问小王有没有孩子。

而当她看到给她家做衣服的裁缝“老爸爸”边踏缝纫机边流泪、说自己的儿子在战争中死了的时候，她更是震惊万分，因为那时她没想过“老爸爸”不只是她家的裁缝，还会有自己的家人。

法国公学教的是法语和法国历史，学生无需对中国有任何了解，哪怕半句中文都不会说，也能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丽莲回忆说，当时上海的国际学校里，只有美国人的美童学校教授中国相关的课程。

在如今车水马龙的常熟路，丽莲指出了当年乞丐在街边讨饭的位置。她曾像优雅的法国少女一样骑自行车在树影中穿梭，在辛劳奔波的人力车夫和慢吞吞的牛群间寻找道路。她甚至回忆说，在一夜严寒后，街上有时会出现草织的小包，里面装着被冻死的婴儿，但显然鲜少有人在乎这些苦难。

这样悬殊的等级划分并非只存在于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英国人占据了上海外侨“食物链”的顶端。在英国国内就等级严明的社会秩序在东方的殖民地中得到了更丑陋的放大：在丽莲记忆中的旧上海，英国人统治着来自印度的锡克人，被称为“红头阿三”的锡克警察则对中国人气焰嚣张。英国人开的学校里只接收父母均为英国公民的学生，只要有一方不是英国人，哪怕是其他白人，都无法进入。

丽莲所在的法国公学相对则包容得多，来自印度支那（今中南半岛）等法属殖民地的学生、欧亚混血儿，甚至是家境殷实的中国人，都能入学就读。即便如此，那些国民党大官家会讲一口流利法语的千金小姐们仍仿佛与围墙另一边的车夫和乞丐身在截然不同的国家。

后来去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丽莲才猛然发觉了她身边这种巨大的不平等。1951年，她离开中国，去日本等待前往美国的签证。在被社交生活弄得晕头转向的间隙，她开始观察自己身处的环境，突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个白人可以坐在空荡荡的地铁头等车厢，黄皮肤的日本乘客却不得不把普通车厢挤得满满当当？尽管战后协议与此前的殖民主义多有不同，但这种以肤色为标准将人和人隔离开来（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心理上）的场面未免让她感到似曾相识。

在和中国人聊起她的回忆录时，她尤其关心的就是中国人对她笔下殖民地种族关系的感受。“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呢？会觉得有种族主义吗？”她开门见山地问道，生怕关于外侨快乐生活的描写冒犯了铭记历史苦难的中国读者。

她还想出一本以阿妈带她逛街为蓝本的儿童虚构读物，记录那些与美食和摊贩的偶遇，为路过的长衫男子和摩登女郎想象爱情故事。“但那会不会给人感觉是白人小女孩把中国阿妈当成仆人呢？”她担忧地询问中国朋友的意见。

但与其忘却或者粉饰这些记忆，她选择记录下来，连同自己的反省和羞愧。“我写的是事实，”她说，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确实曾经存在，她也曾对其视而不见，但最后她“变得成熟了”。

她把回忆录献给了她的父母，以及三个中国人：老阿妈、小王和老爸爸。

逃离与回归

在离开中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丽莲不愿再去回想中国。她与中国当地人的关系远不及与其他外侨那样亲近，全球冷战更是将这片她从小生长但难称为家的土地划到了铁幕的另一边。

比起思乡的愁绪，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月，她是如何迫切地想要离开、如何艰难地作为无国籍难民申请出境、如何伤心地送别决意前往苏联的男友。从日本到美国，她觉得自己找到了解脱。她在波士顿大学找了份秘书的工作，开始半工半读。

和那些生于传教士或商人家庭的美国“中国通”不同，丽莲从未打算利用自己的中国背景进行深造。她选定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关于伏尔泰的作品。她通过法国公学的校友会与老朋友们通信、隔一两年聚会，追忆他们的租界岁月。

但中国仍然时不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在研究生院看书时，她偶然发现伏尔泰对中国有过相当有趣的论述：为攻击当时法国的王权和教权，伏尔泰将希望寄托于清朝的“开明君主”。她立刻以此为主题写了一篇论文。

而每当有机会去餐馆吃饭，她总要选择中餐，而且不满于适应美国人口味的美式中餐，不仅偏爱任何糖醋味的菜肴，吃起许多西方人难以接受的内脏来也毫不犹豫。

1996年，在离开上海45年后，她终于说服自己回到这里。接着，她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故地重游，找到曾住过的老房子、曾读过的学校。不时有人建议她写写儿时的独特经历。毕竟，她的校友会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联系了——随着成员们进入七八十岁，他们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消失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初在上海对英语萌发兴趣的丽莲提起了笔。她手头有一些旧文件，还找到了妹妹当年记满了少女心事的日记。她前往巴黎，采访曾在上海生活的同学，填补记忆的空缺。而对于自己当年未能仔细研究的中国历史，她阅读了大量关于近现代史的著作，了解当时法租界的小圈子之外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本题为《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Stateless in Shanghai）的回忆录出版，让她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的机会。2011年起，她开始密集讲学，从自己目前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到美国东北部的其他城市，再到中国上海。她常常自豪地回忆说，仅在2015年的一次访问中，她就在上海做了15场关于俄国、犹太移民的讲座。

2017年，她将7件自上世纪30年代起就伴随她辗转中国、日本、美国之间的古董家具捐给了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孔子学院。她解释说，尽管她的外甥和外甥女对她在中国的故事也颇感兴趣，但可能缺乏更深的感情，要是把家具留给他们，他们可能最终会将其卖掉。而如果捐给博物馆，家具更有可能在地下储藏室里积灰，还不如将家具放在学校里成套展示，像过去一样供人使用。

2018年再访中国，她又有了新的任务：参与拍摄一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她的上海记忆。她不能再像儿时那样健步如飞地奔上法国公学的大楼梯了，握着扶手和年轻人的手臂，她在科学会堂里一级一级向上移动，爬了半楼就气喘吁吁。但她仍不忘指出楼梯栏杆上雕刻的“CSF”字母指的是当初的法国体育俱乐部，而顶上鲜艳的彩色玻璃窗是当年徐家汇的传教士组织中国孤儿制作。

“也许纪录片能让我打进好莱坞，”她打趣地说，“说不定我还能成为明星呢！”

她的愿望是自己的著作能成为学习工具，作为第一手资料补充学校教材，展现殖民与战乱历史背后普通而又复杂的人生。在她看来，这项工作的意义不止于中国近现代史本身。

“二战中，当数万主要来自西欧的犹太难民被赶到上海虹口居住时，当地的中国居民没有表现出一点不满，保护了他们。”在她的最新一次讲座中，她对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会堂里挤满的中外听众说，“他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互相却非常友好。通常，在许多国家，要是有外人大批涌入当地社区，往往会引起抗议，但这在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发生。”

她的视力正在退化，但她还总是关注国际新闻。在距离美国白宫只有咫尺之遥的家中，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她都会看报纸，尽管近来报纸上坏消息不断，提醒着她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未过去：去年在中美公映的另一部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纪录片就以叙利亚难民在地中海上的漂泊开始，让她见证过的那段看似已相当遥远的历史在当代得到回响。

但无论如何，丽莲仍然拒绝以“犹太人”之类的标签来界定自己。她说，自己想讲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故事。这曾是她生活的现实，她也想让更多年轻人学会与不同文化相处——当然是以更平等的方式。

丽莲的英文口音很难界定：如果说她也曾在租界里染上英式口音，那在美国几十年的居住已让她的舌头能像美国人那样更灵活地卷起，但又似乎遗留了一丝俄语的硬气。她的法语字正腔圆，但偶遇上海朋友，又会兴奋地说声“啊呀”表示亲近。

顶着时差在上海街上行走，她已迫不及待想回到美国舒适的家中，但看到贴着二维码收款的菜贩，她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驻足询问，然后感叹道：“你们都快进入22世纪啦！”

镜相工作室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欢迎记录真实世界的个人命运、世情百态、时代群像。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一经采用，稿费从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