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 李云雷：我生命与思想中的几次“转折”

我的人生经历很平凡，如果简单地说，那就是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再读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然后参加工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很不平凡，我出生在山东冠县一个贫困的乡村家庭，小学在本村，中学到县城，大学到北京读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读的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先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来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从乡村到城市，从懵懂少年到青年知识分子，其间跨越层次之巨大，心路历程之复杂、自我主体性重塑之艰难，非亲历者难以道之。又加之，我们正赶上中国飞速发展剧烈变化的时代，很多熟悉的事物和风景转眼间便面目全非，比如我的村庄、小学、中学和大学，现在便和当年我在时几乎完全两样了。而我所从事的又是人文与文学研究，大量理论与文学书籍的阅读，既是对自我的丰富与提升，也是对自我的重塑与改变，每一部重要书籍都打碎并重塑了一个新的自我，所以我的内在自我是丰富的，流动的，开放性的，但同时也是不稳定的，碎片化的，充满裂隙的。后来我从事小说创作，也正是想以“自我”为方法，通过对故乡和童年的重溯，试图将过去之我与今日之我联结起来，重建一个稳定完整的内在自我。在本文中，我也想以“自我”为方法，通过梳理个人生命与思想中的几次重要“转折”，展现“今日之我”形成的历程与波折，也展现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内心轨迹。

李云雷

作家、批评家、《小说选刊》副主编

本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9期

一

现在想来，到县城去读初中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那之前，我生活在我们村庄中，这是一个熟人社会，无论走到哪里，我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村里人与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的堂哥就有二三十人，在村里我走到哪里都有安全感，这也是一个平均主义社会，村里人没有特别穷的，也没有特别富的，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政策刚刚落实，村里人从吃不饱到终于吃饱了，主粮也从吃玉米、红薯到吃上了小麦，村里又执行上级政策大力推广种植棉花，棉花这种经济作物让我们村里人手里有了零花钱，初步富了起来，那时家家户户都走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有的翻盖新房，有的娶妻嫁女，有的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三大件，那时也没有后来的进城打工，村子里到处都是年青人的活跃身影，整个村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我父亲在离家30里的果园做工，我母亲在家务农，我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我哥哥在我还未出生时就招工到胜利油田做工人，我的四个姐姐则留在家中跟我母亲一起干活。我的兄姊都比我大很多，我哥哥比我大20岁，我最小的姐姐也比我大11岁，从小我就备受他们的呵护和疼爱，在我读小学前后，他们就陆续结婚了。那时乡村里没有幼儿园，我到8岁直接进入村里的小学上学，平常下课后就和同学们在村里生龙活虎地到处跑着去玩，上树捉鸟，下河摸鱼，或者两帮小孩打闹着玩，那时作业不多，父母也不怎么管，所以我们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吃饭，跟上学前相比，我只是玩的同伴更多了一些，村里村外也跑得更远了一些。

略识了几个字之后，我就开始读连环画——我们那里称为“画册儿”，跟班上的同学交换着看，跟其他班的人交换着看，由连环画我喜欢上了一切带字的东西，糊在墙上的旧报纸，我母亲夹鞋样子的厚书，在亲戚家发现的没头没尾的杂志，我都找来如饥似渴地阅读。或许忧郁那时乡村生活实在太过贫乏，我在阅读中找到了极大乐趣，但在乡村里也找不到几本书，所以有很长时间我陷入无书可读的困境之中，只能将自己从四处搜集来的几本书反反复复地阅读。不知道是否受惠于喜欢阅读，我自入学以来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小学三年级时还曾获得全乡镇学习竞赛的第一名，至今我还记得，那次竞赛的奖品是一张绘有竹子的国画，我兴冲冲地带回家，我母亲将它贴在了我家堂屋八仙桌西侧那张椅子后面的墙上，在那里张贴了很多年。四年级我仍得了全乡镇学习竞赛的第一名，但奖品是什么却忘了。那时小学的学制是五年，但我们村里对小学只有四个年级，五年级我们只好到北面的邻村直隶村小学去读，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初到外村难免会受到歧视和欺负，但仍处于熟人社会的逻辑中，这段经历我后来在小说《界碑》中有所描绘，基本是写实的。小学毕业时，班上的同学大多报考了邻近的直隶村中学，因为我一直学习较好，家里人商量之后，决定让我报考城关一中，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便到了县城来读书。

我们村的名字叫东三里庄，顾名思义，就是离县城只有三里路，但这大概是指距离古时的东城墙或城门而言，到我们这时候，城墙与城门早就消失了，县城也大大扩张，城关一中在县城的西部，离我们村大约有六七里路，但也并不算远，每天我都是骑着自行车来回走读，但让我感到不适应的是：没有一个小学同学跟我上同一所中学，我只得一个人适应陌生的环境；初中的学习科目和学习方法跟小学不同，我得不断摸索调整，一个例子是直到初二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复习”，有次考试前一个同学见我还在玩，奇怪地问我，“这时候你怎么还在玩，怎么不复习啊？”我听了一脸懵懂，茫然地问他，“复习？复习是啥啊？”这位同学跟我讲复习就是把学过的课程重新温习一下，从此之后我才知道考试之前还要复习。

但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更让我不适应的是我的同学大多是城里人，他们都长得白白净净，穿得漂漂亮亮的，说话做事都很“文明”，相形之下，从乡村来的我长得又黑，穿得又破，鞋还露着脚趾头，言谈举止都带着乡下的土气、傻气和硬气，便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刚入学的时候我对这些还不自知，依着爱玩的天性，很快结交了两个城里的朋友，我们在校园里经常追逐打闹，我也跟他们到他们家里去过，他们两人一个家在公安局家属院，一个家在县医院，他们家里的物品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他们的爸妈见我去了也都很热情客气，公安局那个朋友的妈妈见我穿的棉袄很破旧，还找出了一件新棉袄，要送给我，我好不容易才推辞了，我还在他家里住过多次，但我与他交往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从他家里借书，——那时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要想看书只能私下借阅。我为了借一本《三侠五义》，还曾跟另一个同学穿过曲折的街巷到他家里去取。我们这三个好朋友，到初三时友谊便暂时中断了，因为医院那个朋友学习不好，他爸妈让他重新再从初一读起，这样我们虽在一个学校，但学习的节奏不同，交往便少了。我们三人还在街上一家照相馆临河的亭子上拍过一张照片，他们两个很白净，我则很黢黑，对比很鲜明。

到县城读书是我第一次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遭遇到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建筑、人群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我们村里完全不同，对我形成了一种威压，让我从自由自在变得敏感脆弱，我的性格也从原先的爱说爱笑爱玩，逐渐变得沉默冷静自尊。当然这只是概述，也有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记得高一我从讲台上走回自己的座位时还是蹦蹦跳跳的，一边做鬼脸一边撞掉旁边同学课桌上的书，嘻嘻哈哈笑着去捡，但到高三时，因为学习压力大，也因为我是班长，便不得不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二

如果说从乡村到县城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那么从县城到北京则是一个更重要的转折。那年高考之后，我被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便在9月背着行囊来到北京。在那之前，我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现在从一个偏僻落后的小乡村来到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内心的震惊体验之深刻是可以想见的，在县城我从未见过三层以上的楼房，但在北京十几层几十层的高楼却遍地都是，在县城我从未见过地铁，但那时北京早就有了一号线和二号线。我到北京后，有个老乡问我最想去看什么，我说最想去看天安门，最想坐一下地铁，于是他便在一个周末带我坐了一回地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最让我尴尬的是不会坐公交车，见有公交车开过来，我站在路边挥手，公交车却不理我，呼啸着就开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公交车是到站点才停的，要坐车得到站牌下去等。我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来自城市，他们的衣着打扮更加时尚鲜亮，很多牌子我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穿衣服为啥要看牌子，他们的言谈举止从容自若，话题众多，兴趣广泛，而我呢，除了学习好别的也没什么，但能考上大学谁学习不好，而且在大学里，考试成绩似乎也没中学那么重要了，我还有什么呢？

说到这里，还需要再说几句，在从乡村到县城时，我在城里同学面前之所以能保持尊严，基本全仗着“学习好”，不管入学时成绩如何，到毕业时我总是最好的之一。我之所以学习好，一方面是有些聪明肯下苦功，一方面是我受到的鼓励较多，人总是这样，一受到鼓励就更来劲儿了，我那个公安局朋友的姑姑是教我们历史的杜老师，她就时常批评他，“你看看人家，吃的穿的都没你好，成绩却比你好，你怎么不在学习上跟人家学学呢。”也是这位杜老师，很早就说我能考上大学，可我当时连什么是大学都不知道。但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我对所学的知识很感兴趣，有极大的热情，初一开设的植物、历史、地理，初二开设的物理，初三开设的化学，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个知识窗口，我兴奋地跳跃进知识的海洋中不知疲倦地游着，就像当初创立这些学科的科学家一样，痴迷于发现一种新的植物、一种新的元素、一条新的定理，我在我们村里看到一株从未见过的植物，就会拔下来带到学校去问老师是不是新物种，我路过我们县里的农科所，还专门进去找人请教土壤的氮磷钾比例，我学的虽然只是初级科学知识，但却让我看待周围各种事物带上了科学的眼光。不只科学如此，理论与政治也是这样，我曾和同学在他那间小屋里热情地谈论当时刚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一次在家里我母亲让我去浇地，我却坐在那里跟她讲了半天《半月谈》上的文章，当我下了晚自习，在黑夜中一个人骑车向家走时，也会想起正在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对文学的阅读也改变了我，我逐渐成为了一个心怀远方的“文学青年”，我虽然身在县城，但内心却对远方充满了向往与憧憬。

如今我到了城市，到了远方，却发现与自己当初的想象大不相同。但那时大学的精神氛围宽容，多元，自由，精神空间也较为开阔丰富，同学们之间也很少物质攀比，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有的喜欢打球就去绿茵场上挥洒汗水，有的喜欢摇滚乐就组织听音会，有的喜欢看电影就每周末在阶梯教授放映经典影片，还有文学社、广播社、记者团等各种社团，我置身其中虽不免自惭形秽，但也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与豪情。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尤其是文学，我至今感念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虽然不大，但却彻底解决了我的“书荒”，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图书馆，到大学总算有了一座图书馆。每天只要没课，我就泡在图书馆里，在二楼的自习室和现刊阅览室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座位，图书管理员都认识我了。那年刚刚献过血，我又到图书馆去，正赶上图书馆离搬动书架，我上去帮忙，图书管理员可能见我脸色发白，问我怎么了，我说刚献了血，她说，“那你还搬东西，快回宿舍歇着去。”直到我毕业两三年后，这位图书管理员仍然认识我。

如饥似渴的阅读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读当代期刊上发表的最新作品，也读鲁迅萧红郁达夫，读中国古典小说，也读西方现代派，大学里我学的是外语，不是中文系，虽然零星听过一些文学课和讲座，但知识并不系统，所以抓到什么就读什么，当时流行什么就读什么。在阅读中我也萌发了创作的兴趣，写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我现在能找到的最早一篇小说，就是在大二那年暑假里写的。在阅读中我也愈发感觉到不满足，逐渐萌生了跨专业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想法，于是我全力以赴准备，并最终考上了，让当时的老师和同学都很惊讶。

三

从国际关系学院到北大，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我仿佛从一条溪流汇入了大海，眼界大开。在北大六年，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转变成了文学的从业者和研究者。刚到北大时，我仍延续着文学青年的梦想，期待在这里能学习写作，但是等我到了学校，发现和我想的并不一样，后来我在一篇文章写到，“刚一入学就迎来当头一棒，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是培养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理论、学识方面进行学术训练，使他们成长为一个合格或优秀的学者，那时候我写小说的心思虽然没有断，但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不只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到了内心里，在上那些文学史和理论课的时候，在听各种人物所做的讲座的时候，我也禁不住为他们吸引，他们的思想为我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照亮了我的心，我觉得我阅读的每一本名著，似乎都比自己写的东西重要，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写的必要呢？”（《我怎么写起小说来》）

就这样我的作家梦便被暂时压抑了，我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学习新理论、新思想与新方法，系统地学习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有计划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但在这里仍有一个转折，我的硕士导师是韩毓海老师，博士导师是曹文轩老师，但我在读硕士时的思路却更接近于曹老师，读博士时的思路却而更接近于韩老师。但好在北大中文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与研究方法，并且都是大家，我们在他们的课堂上和他们之间的彼此争论中获益良多。

但在读博士时，我又遇到了一次思想转折，那天我正在宿舍里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要读这么佶屈聱牙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跟我自己的生活、生存、生命有什么关系？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所受的精英文学教育以及“好学生”的经历，对精英文学教育反思的结果是让我更确认了自己的来路——我本来就是来自乡间的农家子弟，对此我无需回避无需矫饰，相反却应该以此为基础，寻找自己的文学脉络，倡导自己的文学立场。对“好学生”反思的结果是，我们学习老师们的经典著作不应该停留在表面，停留在结论，而应该像他们一样从时代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努力做出自己的回答。正是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我开始参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提出并倡导“底层文学”、“中国故事”、“新时代文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域撰文加以探讨。在北大博士毕业之后，我在陈飞龙、祝东力等师友的支持下，持续进行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并以《文艺理论与批评》和我们新创建的“青年文艺论坛”为中心，组织了多次笔谈、访谈和会议，拓展了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力，我也先后出版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等10部文学评论集。

调到中国作协后，由于离文学现场更近，我多年被压抑的创作梦想得以复苏，所以在从事文学编辑作文学评论之余，我重新提起笔来开始创作小说。这时我的家乡变化巨大，昔日穷困落后的小乡村已变为现代化的小城镇，从前的土坯房变为了整齐的楼房，从前的自行车变为了家家都有的小轿车，从前坑坑洼洼的黄土路变成为一马平川的大马路，目睹家乡的沧桑巨变和人事更迭，我感慨万千，先后写下并出版了《再见牛魔王》《沉默的人》等4部小说集。家乡的变化只是整个时代变化的一部分，如今我到北京已有多年，这些年北京从三环修到了六环，地铁也从一号线二号线扩充到四通八达，我们的火车从绿皮车、动车到了高铁时代，我们的通讯也从程控电话、BP机、手机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我们的网络也从拨号上网、门户网站、微博到了移动网络时代，中国在发生巨变，世界也在发生剧变。这些变化铭刻进我们的生命深处，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内在自我的重要部分，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只有将我们的生命体验历史化、相对化、问题化，才能够鲜活生动，才能够具有冲击力和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写作与研究不过才刚刚开始，而我的人生经历也只是“历史中间物”之一，只是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平凡足迹。

原标题：《自述 | 李云雷：我生命与思想中的几次“转折”》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