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关于“异化问题”思想的考索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在-世界-中存在第一次在哲学史上作为与存在者照面的源始方式而出现，确切地说，在-世界-中存在是作为源始的、不是被推出的、总是已经被给予的、因而从本源上先行于一切“意识把握”的事实（Faktum）被揭示出来的。——海德格尔《1973年策林根讨论班》

一个重要思想家对于另一个重要思想家的主动相遇，乃全然出于思想的动机。其情形有三：一是抱持批判的态度，针锋相对，借否弃对方以高扬自己的思想主张；二是借题发挥，通过对对方思想的诠释，或发掘其思想资源，赋予它全新的认识，或借此印证自己的思想观点，增强理论上的说服力；三是与对方思想的默会与契合，这虽然是出于一种精神思想上的欣赏与赞许，但也并非是毫无保留的。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同为德国伟大的思想家，二人哲学思想的产生前后相隔整整一个世纪。马克思是继黑格尔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者”，尤其是他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哲学颠倒过来，并经由费尔巴哈的中介，最终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则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现代哲学家，他以对“存在问题”孜孜不倦的追问，批判与解构了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历史，指出其迷失之处（“存在的遗忘”）。作为存在-真理历史“第二开端”的倡导者与探索者，他以敏锐的哲学眼光看到了马克思在经验“异化”这一哲学问题上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是一种哲学思想上的“心有灵犀”。海德格尔相遇马克思，是两位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创造性碰撞。这场“神交”之中，马克思自然无法发问与应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无疑是从他自己的思想尺度出发来进行测量与评断，这就不免带有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色彩与烙印，故西方把此一现象称之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海德格尔：从存在-真理历史的维度看待马克思哲学思想

从海德格尔现存的哲学文献来看，他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并不陌生，在多处文章与谈话中涉及马克思，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1版，第400-401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标明页码，不再注明出处）里的一段话。他说：

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因此就有必要从存在历史上来思这种天命。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尤其是从存在之天命而来在形而上学之形态中引起，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尔——至少就我目前看来——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

海德格尔

存在的天命，就是存在作为存在的一种无形的主宰力量，规定着存在历史的命运。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决定了“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乃是因为它对存在的遗忘，它执着于存在者，从而丧失了根源。但这也是被存在的天命所决定的，并非是某个哲学家个人思想上的失误。换言之，它是西方存在历史上的一个必然要发生的阶段，故存在具有它的历史性。马克思在思“异化”之际，恰恰深入到了存在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的维度”。这个“本质性的维度”就是指他思想的原创性与生成性，具有鲜明独特的历史性（但这绝不是单纯的表象性的对于过往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判），因而能够在存在-真理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海德格尔是从存在-真理历史的维度来看待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本人曾经在上世纪30年代经历过一次所谓的“思想转向”：从前期《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转向《哲学论稿》里对存在历史的回溯、追问与评论，以避免或者毋宁说克服自己前期对主体性哲学思想倾向的强调。海德格尔把西方存在历史分为第一开端与第二开端。第一开端发轫于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如巴门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这些思想家是思想经验的原初体验者与阐释者，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第一开端发展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手里，那些前苏格拉底时期思想家的思想经验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或者遮蔽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硬结为一种形而上学，从此西方存在历史开启了长达数千年的统治，成为支配至今为止西方思想史的一种决定性力量，而当今技术时代的高度发展与空前繁荣只不过是这种存在历史的产儿而已。其间，虽然不乏哲人企图冲破这种西方思想统治的樊笼，但成效甚微。尼采大声疾呼要“重估一切价值”，彻底抛弃西方传统的虚无主义价值观，但他的权力意志呼唤“超人”，将主体性哲学发挥到了极致。而解构主义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传统乃至于一切哲学理论的教条与权威，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有否弃价值存在，滑入或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唯有海德格尔以他思想家的高瞻远瞩与深邃透辟，对西方存在历史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作出了认真的清理与批判，从而将其建立在“存在”而非“存在者”的基地之上。海德格尔试图开辟存在历史的第二开端，但他并不认为这个第二开端可以在他手中得到完成，而只是在为第二开端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第二开端是对第一开端的接续与克服，而要完成从第一开端到第二开端的转变，必须借助于从离基深渊的一次“跳跃”，彻底挣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方能奏效。

马克思关于“异化”思想的论述归属于存在历史的一部分。海德格尔认为他比胡塞尔与萨特尔要来得高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其要义是让主体回到使事物得到显现的原始的意识活动现象中去，以便直面“实事本身”，其中直观与悬置是它运思的基本步骤与方法。这还纯粹是在主体的意识内部打转，仍然是一种执拘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论”。萨特尔的“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不同于物，他没有预先确定的规定性；人的存在表现为种种可能性，正是在这种种可能性付诸行动时，人才获得了他的规定性，即本质。海德格尔批评萨特尔说：“在此命题中，萨特尔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看待existentia（实存）和essentia（本质）。”萨特尔颠倒了柏拉图的essentia（本质）先于existentia（实存），“这种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依然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对于存在，人们所能追问的仅仅是存在的状态以及它的意义，否则就是对存在的遗忘，掉入存在者的泥淖，故萨特尔“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论断，“与形而上学一起固执于存在之真理的被遗忘状态中。”（同上，第386页）据此可说，萨特尔不可能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他与柏拉图处于同一个思想维度上。

而马克思与之截然不同。

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

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触碰到了传统形而上学固执于存在者，从而造成人的异化这一思想维度。马克思认为：主体性的人的技术劳动造就了人自身的异化。从哲学思想的根源上说，这就是基于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即人凭借技术劳动对世界的“订造”。海德格尔在上面那篇文章中指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已经得到先行思考，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就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同上，401页）马克思站在哲学巨人黑格尔的肩膀上，对上述的先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深刻揭示了“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正是人的异化的根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分析劳动异化的四个层面时，首先提及的就是劳动者生产劳动产品以及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进一步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里说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就是劳动者生产劳动产品的成果（有用性）以及决定其成果产出的他们的生产活动。一言以蔽之，劳动者的生产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极力批判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在“1973年策林根讨论班”的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把今日的现实为之而强迫的东西称为‘诸种强制’”（四个讨论班之“1973年策林根讨论班” 《海德格尔文集·讨论班》，海德格尔著，王志宏 石磊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版，第468页 ），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制”及其必然造成异化的思想脉搏。

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强制”具有二重含义：其一，它既有大机器生产对劳动者（工人阶级）的强制，即把劳动者固置在生产流水线上，让劳动者为符合（配合）生产过程的技术要求而不得不被迫付出自己的劳动。这种强制性的生产过程正是海德格尔所谓“集置”（一切摆置方式的聚集性统一）的一种最典型的表现。其次是分工对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束缚与压制，造就了劳动者个性“畸型性的、片面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欣赏乃至于赞许马克思的思想，是因为马克思先行思考并说出了技术对于人类的控制，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本人技术本质批判思想的真谛所在，是一条贯穿其一生思考所聚焦的主线。但是，这个“强制”，还有更为重要的含义。马克思认为，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获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利润，强制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无产阶级），进行具体的物质生产劳动。劳动者（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仅仅是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资料；于是他们为了维持自身及下一代的生存，被迫参与到这种强制性的劳动过程中去。换言之，是私有制扼杀了他们自由劳动的意愿与可能。对于这一点，因为关乎政治哲学的范畴，故海德格尔没有予以置评。

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是人异化劳动的结果，是无根的，那么这种人的异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德文“异化”（Entfremdung），原意有转让、疏远、脱离的意思。从黑格尔的观点看来，是指主体（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裂变出它的对立面，从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自我意识”向现实世界的溢出，通过消除这种溢出，自我意识向自身返回，并由此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最终“绝对精神”在逻辑与哲学中得以实现，自然，“异化”也被克服，或者说扬弃了。不难看出，黑格尔的“异化”观念始终是在精神领域里演化的（尽管黑格尔偶尔也涉及到了具体的物质劳动及其对象化）。

马克思从分析异化在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出发，试图克服黑格尔的“意识异化论”，期待以现实的自由劳动来恢复人的本真性。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8页）他的以下论断似乎印证了海德格尔的“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的恶果：“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及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同上，第52页）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推广运用于社会实践领域，即用于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第52页），也就是说，“异化”现象出现了。马克思把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通过劳动产生出来的商品最终变作与自己异己的东西认作“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异化”是通过人的对象化而实现的，当然，前提是资本的私有化，并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随着工人阶级真正成为自己劳动产品的主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异化”现象就会消失。马克思论证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同上，第81页）

马克思是把“异化”看作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变种。换言之，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人的异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克服的。从思想脉络上看，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儿体察与继承了“异化”的观念，只不过将它的头足颠倒过来，而赋予它现实的社会生活经济内容而已。正如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的精神“异化”时所说的：“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同上，第99页）“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同上，第103页）而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来思人的异化，这种实践哲学的视域，使异化问题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两位哲学巨人的“共调”

海德格尔是从此在的一般存在出发，来论证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就摆脱了具体的社会条件的束缚，这种纯粹形式上的规定虽有空疏之处，但也因此获得了普适的意义。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异化”，指的是人由本己的状态向非本己的、无根基的状态的沦落。这种“异化”既不像黑格尔所论的在自我意识内部发生，也不像马克思所阐述的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样式的蜕变，这正是他要时时提醒世人的所在。他说道：“这种异化把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是此在的真实失败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异化并不是把此在交托本身不是此在的那种存在者摆布，而是把此在挤压入其非本真性之中，挤压入它本身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之中。”（《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6-207页）

在海德格尔眼里，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既有对传统形而上学颠覆性的一面，又有仍然囿于传统形而上学藩篱的一面。先说第一点。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极和思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哲学贡献，他：“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面向思的事情》，海德格尔著，陈小文 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5月第一版，2012年6月第7次印刷，第69页）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乃是在于彻底放弃了对于人的异化问题在超验世界与意识范围内的探寻与追逐，把人及其异化现象置放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这一点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的此在生存论高度契合。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总是已经在世界中”（被抛掷于世），也就是说，“此在”实存于日常生活世界中，是源始的本质性的东西。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承认自己与马克思有相通之处。他说：“马克思用他的方式将黑格尔的观念论颠倒了过来，以此来要求赋予存在对意识的优先性。因为《存在与时间》里并没有讲到意识，人们就会说，在{马克思}这里读出了一些海德格尔的东西。至少马尔库塞是这样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四个讨论班之“1969年勒·托尔讨论班”，《海德格尔文集·讨论班》，王志宏 石磊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第1 版，第426页），显然，海德格尔是通过马尔库塞之口有点羞羞答答地承认是有这样一回事。

关于第二点，海德格尔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评论马克思的立场，说：“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中，人的‘自然本性’，亦即人的全部‘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都均匀地得到了保障。”（《路标》，第374页）换言之，克服人的异化，首要条件是人的自然本性得到满足，而且这种满足需要“均匀地得到保障”；共产主义因为解除了私有财产制度，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现实条件，故能提供这种均匀的保障。但是，这种通过唯物主义式的消除异化，从而达到合乎人性的人的方式，海德格尔囿于他的哲学思想的视域，当然不能够予以首肯，因为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本质根植于形而上学的规定”。他说：“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主张一切都只是质料，而倒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表现为劳动的材料。”（《路标》，第401页）

其实，海德格尔把“自然需求”得到均匀的保障看作是马克思恢复人性的唯一途径，这是错量了马克思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不仅把改善与提高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以及它的合理分配当作“合人性的人”的必要前提，而且他更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说：“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228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那么，如何达致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里既包含了为获得这种发展所备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更要使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活动得到充分满足与完满发挥。其中，无疑就有人的思想与审美活动的涌动与充溢。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由人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它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基础性的），而且更包含精神层面的。

在《思想的原则》一文里，海德格尔进一步评论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解释与人的本质观。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说过一段名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早期著作》，第一卷，1932年，第307页），对此，海德格尔说：“与黑格尔相对立，马克思并不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中，而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这一点固然把马克思带入一种与黑格尔的极端对立中，但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范围内，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作为辩证法的劳动过程，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同一与差异》，海德格尔著，孙周兴 陈小文 余明峰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34页）也就是说，劳动过程，始终是受思想支配的人的一种对象化行为。这一点本身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得到了印证：“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本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86页）

毫无疑问，这种主体性的、对象化的哲学思想，是海德格尔所不能首肯的。现代人利用日益发达的技术手段开启了对于作为对象的自然界的促逼与征服。现代技术的本质乃是在于它的摆置与控制，从而造成一种叫做“集置”的机制。“集置”意谓着：发明与创造出技术的人反而被技术“所设置，所强求，所挑战”，所规定，而遗忘了人对于存在的归属，以及顺从了技术对存在的暴力式的揭蔽，丢弃了完全不同于此类揭蔽方式的另一种顺乎真理性的揭蔽方式——思与诗。技术-资本还促逼人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永无止尽地向自然界征服索取，使“自然的界限不断退缩”。海德格尔把马克思归类为“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范围内”，这是他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分野之处，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迄今尚在发展途中的普遍的世界历史来予以确证。

然而，马克思的洞见无疑也引起了海德格尔的深深共鸣。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集置摆置着人（包括劳动者）， “此集置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惟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演讲与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33页）劳动者受到技术的驱策，在生产过程中把劳动对象当作持存物来对待的同时，自身却被集置所摆置，丧失自由。技术控制住了人，人因而也就被异化了。尽管马克思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来考察劳动者的异化问题，而海德格尔则是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来思索人的异化问题，但是现代的技术条件恰恰是由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其中的关联，不言自明。

结语

横看成林侧成峰，知同辨异殊有味。从以上回溯性的考索与辨析得知，马克思与海德尔对待“异化问题”的思想意蕴与立场是同中有异。最大的相同处在于他们都将“异化问题”置于社会生活的坚实基地上，寻找出人性异化的根由。唯有如此，方能切近于“异化问题”，并提出人性复归的解决方案。而他们对待“异化问题”及解决方案的思想进路则判然有别。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认为人性异化的根由既然来自于社会现实关系，故克服人性异化的方式也只能通过根本改变社会现实关系的途径，即回归到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轨道上，实现人的自由劳动，使其恢复本然的自主自由的人的类本质，如此方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性异化问题。而海德格尔似乎是从此在的一般存在出发去考察人性异化的种种情状及克服它们的途径。终究说来，无论是马克思，抑或海德格尔，都对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性的最高目标怀有足够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异化问题”的思考可说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如果将海德格尔此在的一般存在论为“异化问题”奠基，同时，又将马克思实践的能动的哲学思想用于改变社会现实关系，解除人性异化的根由，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则有可能开辟一条通达克服人的异化的新的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