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池田大作：在变革与重塑的时代旋涡中，推动中日关系破冰

“回首往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立即在自己的身后土崩瓦解。道路完全消失了。面临青春的破产，在痛苦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回忆的东西。”

这是池田大作先生自传中的一段文字。11月15日，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逝世，享年95岁。

池田大作 资料图

池田大作出生、成长于日本的昭和年代（1926-1989年），所谓的“昭和年代”在日本意味着什么？它会被人称为“是最坏亦是最好的时代”。这期间，日本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又以战败投降而告终。此后，日本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进而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所谓“昭和”，更多地代表了日本国家的变革与重塑。而置身于这一时代漩涡的日本人，无一不怀揣着不确定性带给他们对未来的不安与期许。池田大作便是这万千日本人之一。

和平思想在战争的切身之痛中萌芽

1928年，池田大作出生在东京附近大森海岸的一个紫菜业家庭，那里是一个恬静的渔村，天空没有烟雾，海水碧绿透明。池田先生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五，父亲勤恳，母亲温和。而在日本滑向二战后，平淡的时光被打碎，池田家的每个人，都被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下。

1937年，池田小学四年级，其长兄喜一应征上了战场。在池田大作的记忆里，喜一开朗、温暖，在兄弟姐妹中扮演类似父亲的角色，所以，其与长兄感情最深。一方面，长兄离开家后，池田家失去了重要的劳动力，生活也日益困难。小学六年级开始，池田大作开始了清晨送报纸的工作。此时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动向的热切关注，众多家庭急切地等待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对国民不遗余力地进行皇民化教育，向人们灌输他们是天皇臣民的思想，在小学校园，小学生们也要手拿木棍进行操练。在这样的教育下，每个孩子都自认为肩负着为国家而战的使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又迅速地占领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国民开始沉浸在异乎寻常的喜悦之中。好景不长，美国通过中途岛海战扭转了战局，战线开始扩大，刚刚退伍归来的喜一连同二哥、三哥又相继上了战场。1942年，池田进入新泻铁工厂工作。军国主义的浪潮冲击着所有的工厂，工人人数剧增以应对日本在海外的大量军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池田大作开始思考“战争将如何结局”的问题。

进入1945年，美国空军对东京展开了大规模、密集的空袭。曾在战争中盛极一时的工厂在战争结束后纷纷倒闭，大量人口面临失业，交通运输陷于瘫痪，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东京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因为空袭化为一片废墟。池田家也不例外，一家人无处安身。将四哥送上军用列车后，照顾全家的担子落在了池田的肩膀上。他在姨母家增盖了一间房子，已经身患肺结核的池田用三轮车一趟趟地搬家，以为终于为父母找到了安身之处。这一日，池田把物件收拾妥当，计划着明日将父母接来。当晚，姨母家也落下了燃烧弹，一切都被烧毁殆尽。池田和弟弟豁出性命从房子里抢救出一只大箱子，却发现里边只有一个玩偶。从这时起，池田大作开始探寻战争的意义，而其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也从切身的痛苦体验中开始萌芽。

1945年8月，这场以天皇的名义开始的战争，又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宣告了战败的结局。在池田先生看来，战前他们接受皇民化教育，认为“皇国日本”值得自己奉献全部青春，而到了战后，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自己身后土崩瓦解，对一切失去了信任。留给他的只是活生生的悲惨体验：战争带来的是家破人亡，长兄战死缅甸，父母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中国情结与反战和平思想的结合

1947年，池田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与恩师户田城圣先生的相识。二人初见，是在户田先生“关于生命哲学”的讲座上，池田从户田先生身上感受到了不可思议的活力，却又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亲切之感。此后，池田了解到户田先生曾明确反对战争，并不顾军国主义的暴力镇压而身陷囹圄，被其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并决定一生追随。

如今创价学会已成为国际宗教团体，会员遍布全球。而1945年，时值日本战败，作为新兴宗教团体之一的创价学会在新的国家体制下刚刚得以重建。户田城圣就任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中坚力量。在这一期间，池田的远见卓识、实践能力开始凸显，在创价学会战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户田城圣向池田传授中国文化，池田本人也深受包括佛教等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文化方面一直将中国视为日本的恩人。户田城圣“为亚洲民众谋幸福”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池田大作。其实，池田对中国的了解最早起始于少年时代，长兄喜一曾向池田讲诉他被军国主义政府强征入伍来到中国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暴行，并将自己的不安传达给了池田大作及家人。而在户田城圣的教化下，池田将这样的中国情结与反战和平思想相结合，将其努力付诸实践。他认为，中日两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破冰

1960年，池田大作出任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并正式开始创价学会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其中最为卓著的，便是他为推动中日关系、守护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一方面，作为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积极致力于与中国开展文化、教育、青年交流。创价学会创设的创价大学是日本最早接纳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大学。1975年，当时日本尚无向中国留学生开放的大学，池田先生亲自作保证人将新中国的首批6名公费留学生送入创价大学，至今，创价大学仍然每年接受来自中国的众多留学生。

另一方面，1964年，池田主导创立了创价学会下设的政治团体——公明党。对于党的纲领和政策，池田并未过多参与，唯独提出了一条“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努力恢复中日邦交”。

1967年，日美首脑会谈确认了“封锁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也紧跟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是冷战中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池田先生在创价学会的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建议，即“日本应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应当承认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内容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被称为“池田倡言”。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公明党成为了当时日本政界推动中日关系破冰的先锋，多次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与日本政府进行斡旋，最终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如今，公明党在日本早已成为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执政党之一，是日本政界不可多得的友华力量。

回顾池田先生的一生，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深深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霾下，他憎恶战争，热爱和平，明确提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在成为创价学会会长后，他更是将这样的精神付诸实践，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恢复、重建与发展。他是中日关系的见证者，是中日建交的推动者，又是中日关系起起伏伏的亲历者。如今，池田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我们送别池田先生，其意义不在于时代的落幕，而是为了更好地铭记与珍视：铭记中日关系重建的历史，珍视池田先生留下的精神与政治遗产。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日关系波折起伏。展望未来，继承两国先贤遗志，共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应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期许。

（蔡畅，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