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阿凡提”形象考古

近日，《阿凡提之奇缘历险》的上映，让阿凡提这个经典形象重回中国公众的视野。在大多数中国七零后、八零后的童年记忆之中，可能都有一个骑着毛驴、头戴缠头、身着长袍的大叔，游走于各路“巴扎”（Bazaar，市场）的大胡子叔叔，为老百姓出气而戏弄为富不仁的“巴依老爷”（Bey，意即世袭贵族）。

这个大胡子叔叔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阿凡提”，而他的大名，是纳斯尔丁（Nasiradin）。因为阿凡提在突厥语系的拼写，是Efendi，即为“绅士”。翻译过来，就是“纳斯尔丁先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塑造的“阿凡提”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也让成长于那一代的孩子们了解到阿凡提所属的文化圈——我国的天山南北。

然而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智者”纳斯尔丁，却不仅仅是天山南北喜闻乐见的民众智者，而是一个跨地域的民间传说人物——甚至跨越了整个中亚-中东地区，一直流传到巴尔干地区。

因此笔者以伊斯兰文化圈民间文学的发展论起，讨论纳斯尔丁这位“阿凡提”，是怎么样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深入人心。毕竟，在中亚-中东地区，“阿凡提”出现得比较晚，但也并不是横空出现，他的诞生，背后是一段中亚-中东的大众文学发展史。

悬诗：早期的民众文学

中亚-中东地区作为一个著名的“文明摇篮”，具有超过5000年的文字记载，其文学传统也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在同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出现成文本的“风雅颂”，两河流域就已经有成文本的《吉尔伽美什》。

但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文明摇篮”，也造就这一地区不可能出现商鞅这种人，难以出现中央集权等强大的政治体制。然而不同文化的交汇，给原有文化不断注入全新的血液；而原有文化在保留的基础上一步步发生变迁。比如时至今日，现代埃及人依旧保留着古埃及的一些遗存，最典型的在于对尼罗河的认同与情感。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例如公元前11世纪就在古埃及文书中已有记载的“阿拉比亚人”，他们作为游牧民族游走于中东与北非-东非，留下不少短篇文学。

伴随着也门希尔木叶王国（Himyar，前110~公元525）的兴起，传统基督教、犹太教、“哈尼夫”理念等一神教信仰汇集在中东地区。这些从大叙利亚地区迁居而来的移民与商贾，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也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因此在“阿拉姆文字”（Aram Language，或译作古叙利亚语）的演变下，最早的阿拉伯字母诞生，并衍生出一种属于民众的文学体裁：悬诗（Mu’allaqat）。

之所以称之为“悬诗”，是因为吟游诗人请人把故事翻译成文字以后，用布、羊皮甚至丝绸写成诗集，悬挂在麦加的广场之上，供过路客人阅读。所以可以视为早期的民众文学。

悬诗的主人公大多数是有依可循的历史人物，例如因情发疯的吟游诗人盖斯（497~545）、以及为了爱人宁可历经千辛万苦的基督徒诗人安塔拉（Antarah，525~608），其中安塔拉的故事更是因为他具备埃塞俄比亚的血统，不仅仅具有早年的爱情传奇，更有着同一时期阿拉伯半岛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例如终结希尔木叶王朝的“象军战争”——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也参与这场希尔木叶王国与埃塞俄比亚王国之间的战争。

先知穆罕默德于7世纪上旬开拓哈里发帝国之后，中东地区的文化也基于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哈里发制度），以及疆域的扩展（从河中地区到安达卢西亚），不同文化展现地更为活跃。一些原本已经有不少辉煌成就的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更加展示得熠熠生辉，例如波斯地区的“舒比运动”。

人民的声音：“舒比运动”与《列王记》

言及这个问题，要回溯至阿巴斯王朝的权力中枢——波斯人。相比起依仗阿拉伯半岛部族与叙利亚人维系的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两河流域，而两河流域在法蒂玛王朝崩溃以后大量迁入阿拉伯什叶派信徒之前（12世纪之前），最核心的力量就是波斯人——萨珊王朝的苗裔。

这个时期，萨珊王朝的王族自己也已经逐步选择伊斯兰教为自己的信仰，他们的选择更是上行下效，影响到普通的波斯人——不过这个进程是缓慢的，直到11世纪，波斯人才整体成为穆斯林，而琐罗亚斯德教也在此时才有危机感而进行“丁卡尔特”改革——然而琐罗亚斯德教的社区依旧是越来越小，部分信徒在社会环境压力下迁居印度，成为印度赫赫有名的商业族群，帕西人（Parsi People）。

在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707~775）时期，曼苏尔为了维护自己权威，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树立阿巴斯家族的权威地位，拿一些不服统治的贵族开刀。

第二件事情就是扶持波斯官僚集团。曼苏尔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与一位曾经信仰佛教的的哈立德·巴尔马克（Khalid Barmak，705~782）认识，后来这位长者改宗伊斯兰教，得到曼苏尔的倚重，并且成为法尔斯地区的总督（765年）。

哈立德的长子叶海亚（Yehya，730~810）与叶海亚的长子法赫德（Fahard，755~810左右）被曼苏尔委以重任，父子俩先后担任大维齐尔（首相），而叶海亚另外一个儿子贾法尔（Ja’far，766~803）则成为曼苏尔次孙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766~807）的书童。782年，哈立德以一个将领的身份，战死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这件事情进一步稳固叶海亚的相位。

之后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虽然整顿叶海亚父子，整个巴尔马克家族陷入沉寂。但巴尔马克的失势不意味着波斯人的退出，恰恰相反，波斯官僚集团却更加风起云涌——因为后来影响阿巴斯王朝非常深远的哈里发马蒙之所以能够继位就是因为波斯官僚集团。在马蒙统治的基础上，波斯文官派系形成，一方面由于他们毫无节制地卖官鬻爵，导致阿巴斯王朝整体的腐败，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一大批波斯学者，尤其是人文领域的。

在这种文化与政治地位大规模崛起的社会背景下，波斯人开始轰轰烈烈的文化复兴运动，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舒比运动”（Shu’oub Movement）。这场运动，不仅仅奠定今日波斯文化的基础，也为中古时期伊斯兰文化圈的文化繁荣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舒比运动”的“舒比”来自于波斯语Sha’b的复数，意思是“人民”，在另外一个翻译中为“舒毕运动”。

舒比运动的一个大背景，便是萨曼王朝（Samanid）——波斯穆斯林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这个王朝的建立者艾哈迈德（Ahmad，819~865在位，生年不详）是呼罗珊地区波斯望族胡达·萨曼（Khouda Saman）的孙子，与萨珊波斯王族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萨曼王朝时期波斯文化发展达到一个巅峰，其中，《列王记》（Shahnameh）的编修者菲尔多西（Ferdowsi，935~1020），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菲尔多西出生于呼罗珊的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名门望族家庭，在他成长期间，许多波斯人在舒比运动之中，同时接受伊斯兰教与减少阿拉伯语的使用，衍生出现代波斯语的雏形——达里波斯语。

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波斯传统文学作品得以恢复与整理，同时也使得菲尔多西结合传统作品以及关于萨珊波斯的历史记载，用35年的时间整理成《列王记》。《列王记》一共12万行，内容包括波斯的传说故事（例如鲁斯塔姆传）与历史故事（霍斯鲁二世与亚美尼亚公主希琳）。这些故事都是波斯地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

他的本意是献给萨曼王朝的君主，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突厥军团的崛起，使得新兴的伽色尼王朝（Ghaznavian，旧译哥疾宁王朝）吞并萨曼王朝，菲尔多西转而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伽色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971~1030）。不过马哈茂德最终因政治立场与菲尔多西不同，接受了《列王记》，却冷落了菲尔多西。在落寞之中，菲尔多西离开人世。

朱哈与鲁米：从传说到现实

阿拉伯-波斯-突厥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丝绸之路上不仅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交汇中逐步完善伊斯兰文化圈。

阿拉伯人大多数擅长经商，经商的商路也越来越广，他们在民间故事的传播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见过的故事收集起来，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广为流传。

这些故事中最典型的是《一千零一夜》，事实上《一千零一夜》本质上是流传于波斯文化圈的民间故事集，其中的国王名字很显然是隐喻萨曼王朝。

不过这个故事集并没有得到波斯学者自己的重视，毕竟同一时代有着更为灿烂辉煌的《列王记》。因此阿拉伯商人运用这个机会，把故事集整理成阿拉伯语。

其他著名的故事便是《卡里来与笛木乃》，这其实是源自印度地区的故事集，阿拉伯商人对此进行非常巧妙的加工与改造，使得这个在印度已经没有太多知名度的故事集反而成为家喻户晓的阿拉伯语故事。

10世纪开始，从中亚的喀喇汗国（Kara-Khanid）到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在的大街小巷，开始流传着一个阿拉伯地区的智者故事，这个智者名字是“朱哈”。

关于朱哈（Ju’ha），他的来源算是众说纷纭，有说法朱哈事实上存在，是一个穆斯林的布道者，只不过布道方式非常大众化，而且本身对于上流社会非常不屑；也有说法朱哈是好几个穆斯林学者与文人的结合体，因为朱哈的经历在几个中古时期的穆斯林学者（例如法拉比、穆太奈比、阿维森纳等人）都有一定的影子。

但无论起源具体是什么，“朱哈”作为一个惩恶扬善的“智者”形象，可以说是在伊斯兰文化圈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同一时期不少文学家也借用朱哈的形象来书写自己的文学作品，例如萨迪（Saadi Shiraz，约1184~1283）就借用朱哈嘲讽在清真寺门口乞讨的青壮年，谴责青壮年好逸恶劳还影响信徒礼拜的行为。

当与朱哈形象传播的同时，是一位现实中存在，而且对于伊斯兰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出现，这位现实中的智者，便是苏菲主义之父——贾拉尔丁·鲁米（Jalal-ul-din Rumi，1207~1273）。

鲁米1207年出生于巴尔赫（Balkh），即今日阿富汗（也有说法他出生在今天的伊朗或者土库曼斯坦境内），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正是昙花一现的中亚霸主花剌子模帝国（Khwarazmia Empire）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169~1221）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花剌子模遭到成吉思汗的征服与毁灭。因为蒙古人的洗劫，鲁米与家人西迁至罗姆苏丹国（Rum Sultanate）——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的西支，领地范围是今天土耳其的东部以及两河流域的西部，在以前被称为“小亚细亚”。在那里，鲁米一方面接受了伊斯兰宗教与文学教育，另一方面也多处去到处走访基层，久而久之，鲁米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写成脍炙人口的诗作——《玛斯纳维》（Masnavi-I-Ma’navi），这个作品被后世视为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一部经典著作。

鲁米能成为苏菲主义的一个集大成者，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低迷有着密切关系。花剌子模与喀喇契丹帝国（Qara-Qitan Empire，即西辽）多年纷争，对于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斯坦的经济产生已经产生非常严重的冲击。之后同时摧毁这两大帝国的成吉思汗，虽然在耶律楚材等人的影响下有一定的文化宽容，但大征服过程中烧杀抢掠依然存在，例如花剌子模的都城玉龙杰赤就被夷为平地。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在基督教会的怂恿下，蒙古士兵不仅仅饿死了哈里发，而且还一把火把当时汇集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文献的尼采米亚大学烧毁，放置各类书籍的书柜被蒙古人当作马槽。不过，基督教会不仅仅没有说服大汗信仰基督教，反而在1295年伊儿汗国（Ilkhan Khanate）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后，遭到由上至下的报复——例如聂思托里安大主教雅伯拉哈就因为曾经参与把书柜搬出来给蒙古人当马槽，最后被一群学者弹劾而被大汗疏远。

与此同时，统治中亚-中东地区的蒙古人即使是接受伊斯兰教与波斯-突厥-阿拉伯文化体系，也依然遵循自身传统的政治组织习惯——划定地方世袭贵族，管理各基层单位。事实上突厥人也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只不过在大征服时代之后，这种管理方式更为普遍，也得到加强。

这种带有世袭（或地方长者选举）的管理方式，地方不同有着不一样的称谓，例如巴依、伯克（Beik）、那颜（Nayan）等等，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在稳定君主统治（短期内）的同时意味着各种横征暴敛，更何况这种方式最终导致民心不稳而引发最终王朝的崩溃。

迁居罗姆苏丹国的鲁米也不轻松，罗姆苏丹国作为塞尔柱帝国的继承者，本质上是突厥王朝，基于旭烈兀在东方一步步的压力，苏丹也加强了地方自治。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鲁米与他的追随者便萌生了相对避世、重视自修的神秘主义，并构筑成影响伊斯兰教后来的文学与信仰理论的“苏菲主义”。

而这一时期，结合鲁米在罗姆苏丹国及其周边地区的讲学，神秘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伴随着大征服时代带来的困局，以及阿拉伯文化因为哈里发的没落，以及诸波斯-突厥系统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崛起，而随之日渐边缘化的现实，一个象征着大众智者的新形象便由此诞生。

纳斯尔丁的出现：大众的寄托

自15世纪开始，在小亚细亚地区，当地人开始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12世纪的科尼亚等地，有一个叫纳斯尔丁的智者，他留着大胡子，头上戴缠头，骑着毛驴，四处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戏弄各地的贵族长老，惩罚他们的为富不仁，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智者是否存在？作为历史学的考据，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在很多文书以及实物留存，在科尼亚（Konya）等地，确实是有类似这种智者的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作为苏菲吟游诗人而存在；然而，这个智者是否就是纳斯尔丁，以及是否就做出这些具体而确切的事情，至今尚无定论。毕竟，纳斯尔丁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穆斯林名字，而且他的故事似乎在塞尔柱-奥斯曼这一时间段，都会有相应的人物与类似事件。

而且，就纳斯尔丁的造型来看，很显然就是沿袭了朱哈的“标配”——骑着毛驴，头缠头巾，到处戏弄各种各样的“奸人小人”。只不过与游历两河流域以及半岛地区不同，纳斯尔丁出现的地方更多是相对寒冷的小亚细亚以及中亚。

但这个故事从小亚细亚开始，经由商人与游历学者，迅速传播到整个伊斯兰文化圈，从察合台汗固治下的阿力麻里（Al-Malik，今伊犁河流域）、喀什噶尔，到奥斯曼帝国新征服的阿尔巴尼亚，都在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以至于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纳斯尔丁，而且都“证据确凿”地纪念纳斯尔丁的拱北（墓园），从喀什噶尔到布哈拉再到科尼亚。

而且不同地区的纳斯尔丁，有着不一样的造型。布哈拉的纳斯尔丁，就很显然是一个波斯文化的智者，他往往操着一口东部波斯语（塔吉克语言的前身），以一个菲尔多西传承人的身份，援引《列王记》的故事告诫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不要太过分——当然，14世纪以来统治布哈拉的几个王朝（帖木儿帝国、昔班尼王朝）虽然是蒙古人政权，但非常推崇波斯文化，帖木儿本人甚至以诵读《列王记》为荣。

而在安纳托利亚，纳斯尔丁则是一个典型的塞尔柱-奥斯曼时期智者的形象面世。而且与衣着简朴、放浪不羁的中亚纳斯尔丁相比，小亚细亚的纳斯尔丁更贴近一个文雅的贤达，衣着整齐而且非常严谨。不过，在戏弄反派、帮助老百姓这一点，两地的纳斯尔丁是完全一致的。

纳斯尔丁形象的发展，与上文鲁米衍生苏菲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是相辅相成的。由蒙古人发起的“大征服时代”，虽然促进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但有战争必有破坏。当时由于十字军东征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除，教廷借助中东地区各基督教会浑水摸鱼——他们知道旭烈兀的母亲是基督徒，因此支持蒙古人破坏中东地区的文化遗产，并羞辱中东地区的学者，这个上文有讲到，从而给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带来双重破坏——虽然历史证明蒙古人最终没有出现欧洲人心目中的“约翰王”，然而与尼采米亚大学被毁相应的，是凋零的经济以及混乱的秩序。

“乱世用重典”，这个很不合理的做法在中东地区无奈地诞生了，其结果便是宗教人士的保守化，官吏日趋腐化，以及民众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在巴格达沦陷以后，阿拉伯文化自此在中东地区出现边缘化（除了宗教，其他领域影响力均极速下降），朱哈的形象也逐步为纳斯尔丁取代。

朱哈虽然也有不少嘲讽为富不仁、偷鸡摸狗的人，但大多只是针对个体，而且嘲讽的对象囊括社会各个阶层，从贵族到乞丐都有。但纳斯尔丁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众智者，他往往就是代表着“人民的名义”，嘲讽社会的上流人物。

同样的，苏菲主义作为一个基于宗教思潮为背景的文化因素，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伊斯兰文化圈不同地区——甚至包括巴尔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以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纳斯尔丁，也便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到了近现代，这个现象便更为普遍，甚至成为觉醒大众，唤起人民对于社会问题关注、反思社会弊端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不同头衔的纳斯尔丁。

毛拉与阿凡提：近现代纳斯尔丁的构建

有一段文字记载了纳斯尔丁不同的称谓，有阿凡提（Effendi）、毛拉（Mulla或者Molla）、和卓（Hoja）等等，这些称谓都是形容伊斯兰文化圈的长者。从这一系列的表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全盛时期纳斯尔丁所覆盖的地区，以及“他”的不同形象，不同的头衔。毕竟，丝绸之路在中亚-中东-巴尔干地区依然欣欣向荣，穆斯林统治者没有封锁应有的商道，而且非常重视并尽力保护这个古老的道路，只是新航路开辟使得他们即将面临西方的威胁。

当时苏菲主义也在巴尔干有所影响，最典型的莫过于阿尔巴尼亚地区的苏菲教门——拜克塔什教派（Bektashi Order）。拜克塔什苏菲教团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提供了大量的禁卫军（Janissaries）以及阿尔巴尼亚文化精英，而且也推动巴尔干地区音乐、艺术等文化的多元性。所以，阿尔巴尼亚与保加利亚，都有纳斯尔丁的传说。热衷于东方研究的俄罗斯人，也是从巴尔干地区获取第一批关于纳斯尔丁的资料。

与俄罗斯出于侵略目的到处搜刮资料、建构“东方研究”相辅相成的，是西方的入侵——从干涉埃及与黎巴嫩事务，到奥斯曼边界问题。希腊独立战争，少不了拜伦等人的四处游说；而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也是沙俄借口奥斯曼干预塞尔维亚独立“是干预东正教徒”。

自18世纪后期以来，郁金香时代的终结也寓意着整个伊斯兰文化圈都将面临着从文化到政治的大危机。这个时候穆斯林不乏有识之士希望解决这个难题，因此自1839年“花厅谕诏”开始，奥斯曼帝国已经开始近代化改革——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

与此同时，地处波斯-奥斯曼-沙俄争夺的阿塞拜疆地区，这种社会压力更为明显。当时已有部分阿塞拜疆人亲近沙俄，有的直接改宗东正教，归化为俄罗斯人，例如亚历山大·卡西莫维奇·卡赞别克；有的则以穆斯林议员（俄罗斯自叶卡捷琳娜以来设置穆斯林议员议席，参与国内政治）身份参与沙俄政治，例如扎伊拉丁·塔西耶夫（Zeynalabdin Taghiyev）。

而留守阿塞拜疆本土以及伊朗的阿塞拜疆人，面临危机，也开始各种领域的奋发图强，因此在军事上有建树，例如伊朗北部的“哥萨克”。而在文学领域，一些知识分子的努力，也使得纳斯尔丁成为构建阿塞拜疆民族意识、思考时局利弊的一个重要线索。在这个基础上，阿塞拜疆知识分子贾利勒·马哈茂德·库里扎德（Jalil Mahammad Qolizadeh，1869~1932）与同仁们在1900年代初创立报刊《纳斯尔丁毛拉》（Molla Nasraddin），以思考阿塞拜疆的未来。 

（1）世俗主义者的“毛拉”：纳斯尔丁在杂志，以及苏联群众工作

贾利勒·马哈茂德·库里扎德

毛拉（Molla或Mulla）是一个带有神职含义的职业，多用于波斯文化圈的伊斯兰教领域；但这个职业非常模糊，可用于宗教领域，也有世俗生活中“年长者”的功效——类似的例如阿拉伯地区的谢赫（Shakiah）以及中国的“乡老”。

很显然，作为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贾利勒，把纳斯尔丁作为推行世俗主义、针砭时弊以及促进社会的一个重要形象，用于杂志建设。

关于贾利勒本人的宗教信仰，大众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这种说法多见于苏维埃时期的阿塞拜疆，现在较多认为这种属于特殊时期的宣传（因为贾利勒本身并不是苏维埃成员，也没有实实在在与苏维埃合作），出于对库里扎德家族的保护；有的则认为他是一个世俗主义穆斯林，这种说法秉持于他的子孙，以及现在阿塞拜疆的研究倾向。

但贾利勒创办刊物的目的，就是受到当时左翼运动的影响，以期在阿塞拜疆地区宣传世俗主义，以批判当时鱼肉百姓、腐化社会的政治人物与宗教阶层。

基于后奥斯曼时代穆斯林与和穆斯林关系好的非穆斯林知识分子跨区域的交流，例如扎吉德教育的推广。在活跃于此的塔塔尔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沙俄境内的穆斯林，在欧洲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引荐下，《纳斯尔丁毛拉》的影响范围甚至达到了欧洲，毕竟这份杂志不仅仅是反映阿塞拜疆一地，也不仅仅是反映穆斯林自己。不过，伴随着苏联兼并阿塞拜疆，以及贾利勒本人的去世，在1933年，这个杂志宣告解散。

然而这种故事叙事方式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伴随着人民运动的深入，“纳斯尔丁”成为中亚、阿塞拜疆各族群众推广人民运动，共同携手度过难关的一个重要榜样，尤其是波斯文艺复兴的腹地，即河中地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这可能是贾利勒自己没有预料到的目标。在“纳斯尔丁”精神的鼓舞下，从阿塞拜疆到布哈拉，各族群众齐头奋进共同抗击德寇。以至于当时流行一个段子：

“我们让德国鬼子尝尝我们俄罗斯母亲的力量。”“彼德洛维奇同志，我明白我们的战友情，不过我们俩好像是哈萨克的苏维埃。”“那就让我们哈萨克人的力量打垮那些德国鬼子！”

时至今日，基于纳斯尔丁精神的延伸，河中地区对于苏联时代还是带有一定的肯定——尤其是二战以来形成的“统一战线”，毕竟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一个为人民发声，惩罚为富不仁的“巴依老爷”的智者纳斯尔丁。这与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近日对苏联时代的竭力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2）属于中国各族人民美好记忆的大叔“阿凡提”

而在纳斯尔丁传说广泛流传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国的天山南北，我们所熟知的则是他的头衔——阿凡提。事实上，这也反映了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同胞所期待的人民智者形象，从而也带动了群众工作的深入进行。

上文已经提及，阿凡提是当地人对于绅士（先生）的一个称谓，也就是说，大家会称呼尊敬的智者纳斯尔丁为“阿凡提纳斯尔丁”（纳斯尔丁先生）。为了方便大众记忆，以及这个传说进入天山南北以后，实现了本土化，因此少数民族同胞更倾向于称其为“阿凡提大叔”。不过在我国的版本里，阿凡提要斗争的对象相对要简单，往往是地方上的“巴依老爷”。

自察合台汗国以及其直系继承者叶尔羌汗国崩溃以后，各地的封建主借助自己的靠山，或和卓，或准噶尔汗国，或大清，自行割据裁断，以此大肆搜刮老百姓，老百姓长期苦不堪言。例如1912年哈密地区与吐鲁番地区的铁木尔起义，不仅仅是针对哈密王府，更多的是不堪当地巴依横征暴敛，然后起义扩散到哈密王府以及杨增新所属的地方。

之后各种起义，也是基于地方领主为富不仁所致，最后这种怨恨甚至导致地方上动荡不安，让盛世才等军阀趁虚而入。人民群众在军阀、地方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进一步传播阿凡提的传说，希望有一个智者能够推翻这些为富不仁、压迫老百姓的“巴依老爷”。

在打倒盛世才与各种“巴依”的残暴统治，迎来解放以后，“阿凡提”的形象也成为天山南北少数民族同胞的一个重要文化榜样。

在各族人民努力的基础上，1980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阿凡提的故事》以泥人动画片的形式，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全国各族人民也从中看到，一个与“巴依老爷”斗智斗勇、帮助老百姓的智者阿凡提大叔。

结语：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大众智者构建

很显然，这个名为“纳斯尔丁”的大叔，从天山南北到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都有不一样版本、却又似曾相识的经历，他的存在，也记载着不同地域文化、大众文学的发展。

但是，无论是“毛拉”还是“阿凡提”，作为一个大众记忆中的智者，纳斯尔丁所承载的无疑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封建压迫的批判。因为进入现代社会，封建领主必然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成为历史的一页，而人们纪念不同版本的纳斯尔丁，也是为了翻开这一页，迎来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