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年｜周武：制度化凝结而成的内在风景

1843年11月17日，上海依约开埠！以此为起点，曾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无所表见”的上海开始了魔幻般的变迁。短短数十年间，上海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性的“第一繁盛商埠”。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更步入了它的极盛时代，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大都会。

上海商业中心地

有人说，上海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其实它的意义更在于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都市类型。它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逐渐演变成近代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不是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如纽约；也不是完全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发展起来的新型都市，如加尔各答、香港；而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巨埠。以通商为主要功能，意味着它已逸出中国传统以政治为首要功能的城市发展模式；而以租界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又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其他条约口岸城市。就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不独在中国城市史上是一个异数，在世界城市史上亦堪称另类。

这一切无疑都肇端于开埠。虽然开埠最初并不是上海的自主选择，但它给上海带来信息、人才、劳动力、资金，增强了上海与世界各地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联系，使上海成为国内外企业、商品竞争的舞台，中外信息与人才汇聚的中心。因此，人们常说，没有开埠，就没有上海的百年繁华史。

五口通商

其实，开埠并不必然导致上海的崛起，从开埠到上海的崛起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即上海租界成功的制度化实验。开埠只有在这种成功的制度化实验配合下，对上海的崛起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开埠以后中外资本、人才与信息之所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这种流向正是基于上海租界的制度化。

在近代中国的版图中，上海租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洋人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市政设施，如道路、煤气灯、自来水、电灯、电话、火车、公园、公厕等，但作为一个“外来近代小社会”，租界的现代性并不仅仅体现于物质文化的引进，更体现于以“自治、法治、安全、自由”为基本原则构筑的制度结构与制度安排。工部局和公董局成立伊始，就自觉地将西方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移植”到租界来，成立相应的机构，在完全不同的城市情境中进行制度调适与制度实验。早在1876年之前，租界的禁例就有20条之多，大到租界市政机构的构造，小到公众生活的琐细之事，无不有严格的规定，如不准随时随地倾倒垃圾，不得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挑粪过街须加桶盖，甚至于不准倒提鸡鸭等等。工部局早期制订的《各项捐照章程》和《违警章程》就是两项比较典型的管理法规。前者名为“捐照章程”，实则涉及租界各业及交通工具的管理，单“戏馆”款的规定就达11条之多，包括：所领执照不准别人顶替执用，晚间未闭门之前应在大门前常有点明之灯，不许演唱无耻及非礼之戏，不准敲锣鼓及其他喧闹致取厌于近邻之家，馆内所有自来火灯及其他各灯至少须距木料二尺，所有门户均须朝外开门，馆内应备有清洁厕所，应预备舒畅出路，倘遇火灾在内之人均可逃出，应听上差巡捕随时入内查看。后者更关涉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电石，脚踏车，地毯，牲畜，虐待牲畜，羽毛，救火章程，燃放爆竹，垃圾，违章拘人，淫秽招贴，火油，风筝，抽收厘捐，各种彩票，自来火，公廨章程，泥土，取厌于人，打样房照会，婚丧及赛会，告示，妓女，公家花园，抛球场，硝磺，悬挂招牌，开放汽馆（笛），稻草等物，章程中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项“地毯”款规定：“每晨7点钟以后不准在路上抖拍地毯，……如欲在马路场内抖拍地毯者，可赴工部局打样房领取执照。”这些法规共同构成了法规体系。

上海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局旗标志

随着租界的开发与繁荣，有关市政管理的法规日趋完善，涉及面愈来愈广。对于这些管理法规，刚开始，上海人并不适应，违犯规定者很多，当时报纸上常有因违反规定而受罚的记载，甚至闹出许多笑话。但租界市政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专门化、法制化的管理方式，使租界市政井然有序，远不似华界那样混乱和肮脏。于是，人们在对比中对租界的市政规章制度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逐渐由拒斥而赞美而认同而接受，并自觉地行动起来，仿效租界市政管理办法，举办华界的市政，大力推进华界市政建设。租界“法治”的创制与完善，一方面为中外资本和移民的涌入上海创造了安全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上海市民意识，特别是公共概念或公共意识的萌孽与滋长，在租界“法治”的熏蒸陶育之下，上海市民“服从法律习惯”远甚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在百年来的经济社会中养成的那种有异于内地的对外来文化宽容接受的态度，以及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契约精神、敬业精神、时效感、规则理性、制度意识等等，已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并为当下上海再全球化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助力。

繁华易逝，制度恒久。180年之后，回望开埠以来上海的盛衰倚伏，在令人目眩的繁华背后，是制度化凝结而成的内在风景。

（本文作者周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上海学”，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