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三国｜曹氏建国：谶纬之学里走出的曹魏天命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当曹操面对满朝文武缓缓道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喟叹时，汉魏禅代之路已不可逆转。

十一年前，一统北方的曹操挥军南下，写信给孙权相约“会猎于吴”，试图通过折冲樽俎的方式平定江东，却最终惨败于赤壁。建安十三年（208年）长江江面上燃起的大火瓦解了天下迅速统一的迷梦，也让曹操在滔天的权势面前得以保持绝对的理智与克制。据张璠《后汉纪》所载，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屡次向汉献帝进言，为曹操代汉铺路：“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趋炎附势，自古皆然。在汉衰魏兴的局势下，一心劝进的王立并非一个人在战斗，只是言语相较同僚更为直白露骨而已。曹操既没有杀他以洗清嫌疑，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这位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的枭雄，只是派人淡淡地留给王立一句话: “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周文王”这个自比，意味深长。博览群书的曹操不会忘记《史记·周本纪》中那些令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文王姬昌之子——也就是周武王姬发，曾带领天下诸侯、汇集战车四千乘讨伐纣王，最终在牧野击败商朝的七十万大军，进而在万姓簇拥中改朝换代。虽然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去回味千年前那早已漫漶的历史画面，虽然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帜下无法通过革命的方式令江山易帜，但这足够激励曹操去构建重塑河山的梦想了。如果最终无法迎来属于自己的牧野之战，那么，儿子可以吗？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这个疑问留给了他的继承人——曹丕。

曹丕

曹丕当然想当周武王，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很多，首当其冲的，便是“天命”二字。汉代国祚绵长，自汉高祖刘邦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之后，以刘氏为核心的正统观念早已如同思想钢印般深入人心。曹丕若要代汉自立，需要向世人论证天命已经转移、而且只转移到了曹氏的充分依据——而在汉家笼络了二十余世的人心、积累了四百余年的正统观面前，这种论证可谓困难重重。

虽然困难重重，曹丕代汉一事却进行得异常迅速。曹丕嗣魏王之位后改元延康，同年十一月，便受禅称帝。在曹丕面前，代汉之难与易代之速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面对诸多难题，汉魏禅代还能进行得如此顺利？这一时期集中涌现的官私文书，给了后人一个清晰的回答。

谶纬之学：天命更替的逻辑起点

东汉王朝的国势，在黄巾之乱后陷入一片风雨飘摇的境地，从朝廷的权臣悍将到地方的封疆大吏，欲取汉帝而代之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文人如王粲所言的“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武夫如吕布所言的“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都是当时天下局势的如实写照。但除了袁术之外，无一人敢真正跨出这一步；即使是这唯一敢于称帝的袁术，也因为急于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相比之下，即便是在曹丕完成代汉大业之后，偏安于益州一隅的刘备，依然能靠着汉室宗亲这一身份，在兵微将乏的劣势中顺利建国——汉朝统治的强大向心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人心思汉”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事实，但恰如夜色能够消解普照万物的阳光一样，天命也面对着能够消解它的天敌：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即是研究谶纬的学问。“谶”是秦汉时期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即纬书，是汉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经”的各种著作。通过一系列图谶、符命、德运等符号，凡人可以窥视天命变更的规律，而这种所谓的规律将赋予权臣枭雄们改朝换代的合法性。

这些谶纬，有时候确实非常“灵验”。比如，秦代最著名的谶语“亡秦者胡也”，似乎便对应着秦朝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上走向灭亡的事实；西汉末年，一枚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白石问世，而西汉也确实被王莽建立的新朝所取代——这些谶语和符图，是确有其事还是穿凿附会，是先已有之还是后人伪造杜撰，自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两汉时期谶纬之学盛行，尤其是在汉末的士大夫阶层，对谶纬的笃信更是蔚然成风。汉灵帝刘宏曾召见精通谶纬之学的名儒杨赐请教国运，杨赐则径直以《春秋演孔图》中汉祚以四百年为期作答。大汉天子尚且如此“不问苍天问鬼神”，就更不用提野心勃勃的诸侯了。汉献帝即位后，东汉国势进一步衰落，群雄纷纷试图通过谶纬之学论证自己代汉的合法性，这一风潮形成了当时富有时代烙印的“政治正确”。比如，袁绍欲立刘虞为帝，便称有谶语说“神人将在燕分”、有玉印刻“虞为天子”；袁术欲称帝，同样以名和字大做文章，认为正扣当时影响极大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也”（“涂”通“途”，袁术名“术”，意为“道路”；字“公路”）；甚至连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也要高呼“黄天当立”的口号，以顺应五德终始的学说：黄为土，汉从火德，而火生土，这预示着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将取代东汉，完成“天下大吉”的目标。

当然，袁绍、袁术、张角最终都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下。他们所信奉的谶纬在后人眼中或许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却切切实实地统治着世人的政治观念；而一旦某种观念被广泛接受，那无论真伪，都将对现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曹操终其一世未敢称帝，他尽力打击谶纬之学的态度，暗含了翦除各路诸侯称帝借口的意图。而到了曹丕这一世，代汉已经势在必行，谶纬之学作为汉魏禅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自然会被运用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如何看待谶纬之学曾经的影响力？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的评价值得引荐：“今日的读者切莫以自己的智识作为批评的立场，因为它的本质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们的一击。但这是汉（代）人的信条，是他们思想行事的核心，我们要了解汉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就必须先明白这个方式。”顾颉刚这段话针对的虽然是五行与三统等学说，但套用于谶纬之学也是恰如其分的。

曹丕主政后，谶语、符图、祥瑞突然开始密集问世，臣僚作为集体见证人，很快开启了猛烈的劝进接力赛——这场接力赛的第一棒，来自李伏。

李伏原为张鲁部属。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李伏率先上了一道《禅代合符谶表》，称其在汉中时遇到过一位谶纬家姜合，这位姜合曾依据《孔子玉版》预言“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而“子桓”正是曹丕的字：

……武都李庶、姜合羁旅汉中，谓臣曰：“必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臣以合辞语镇南将军张鲁，鲁亦问合知书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历数，虽百世可知。”……殿下即位初年，祯祥众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道表还牵涉出了三国时期一桩著名的公案：李伏提及张鲁在曹操与刘备之间果断选择前者，并留下了“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的“名言”。这件事不载于其他史册，属于孤证；而李伏上表时张鲁已去世五年，因此这句话在当时就真伪莫辨。如果此事真为杜撰，那李伏可谓深谙为官之道：一方面，这句话夸赞了张鲁对曹氏的忠心，张鲁的后人自然不会加以驳斥；另一方面，在刘备割据一方、有着一定政治号召力的现实下，“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客”确实是一句抑蜀尊魏的响亮口号，因此这句话更迎合了曹丕。

曹丕立刻回了一道《以李伏言禅代合符谶示外令》，作为回应。令中，曹丕自谦“薄德之人，何能至此，未敢当也”。但这道令的重点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其“示外”的做法——如果真的“未敢当”，又为何必“示外”？曹丕之心，亦可谓路人皆知了。

许芝上奏：曹魏代汉的理论高峰

心领神会的群臣立刻接过了李伏的接力棒，开始集体劝进。十月初四，刘廙领衔，辛毗、刘晔、桓阶、陈矫、陈群等名臣附议，共同上了一道《上言符谶》：

臣伏读左中郎将李伏上事，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自汉德之衰，渐染数世，桓、灵之末，皇极不建，暨于大乱，二十余年。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唯惧在后，虽典籍所传，未若今之盛也……

刘廙等人的上奏，首先肯定了李伏所呈谶语的合理性——群臣认为自古以来，谶纬之学没有不灵验的。然后，开始重点陈述曹丕即位以来一改汉室衰败之势、实现天下太平的功绩，而上天降下符图，正是对曹丕“至德”的肯定和嘉奖，曹丕怎么能说自己是“薄德之人”呢？整体而言，这次上奏是为李伏的论点、论据提供论证。《上言符谶》中的“暨于大乱，二十余年”的确是事实，而“未若今之盛”便不乏奉承之色了。曹丕当然没有应允，而是再次下了一道《辞符谶令》：

犁牛之驳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睹斯言事，良重吾不德。

言下之意，谶语一事似是而非，作为改朝换代的依据还不够充分。对于群臣而言，这道令指的可能是谶语本身“似是而非”，也可能是说李伏呈上的这条谶语“似是而非”。《辞符谶令》中“重吾不德”的“重”是动词，意为“加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曹丕对李伏的论证不甚满意——它不但没有说清楚汉魏禅代是天命所归，反而加重了代汉的“不德”，因此他需要更强的“铁证”。当然，是“德”还是“不德”，无非一面之辞，汉献帝的诏书动辄以“朕以不德”开头，甚至日后孙权称帝所用的告天文也一样以“朕以不德”起始，可见“不德”二字早已是君主专有的客套话。曹丕越是自谦说“不德”，臣属们论证其“德”便越显得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于是重磅性的上奏很快出现。十月初九，许芝上了一道旁征博引的《条奏魏代汉谶纬》。这道上奏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从祥瑞、谶语、圣人旧事等方面毫分缕析地证明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是汉魏易代中首屈一指的劝进文书。

《条奏魏代汉谶纬》收录在《献帝传》和《宋书》中的版本大同小异，这里采用《三国志》引用的《献帝传》中的版本。鉴于这一劝进文书的重要性和精彩程度，特全文抄录如下：

《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圣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圣人受命。”又曰：“圣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徵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讫今四百二十二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余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馀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馀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践祚，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乌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代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圣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也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符，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春秋大传》曰：“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京房作《易传》曰：“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徵，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

许芝的上奏，意味着群臣劝进背后那座汉魏禅代的理论大厦，终于建成。

河图洛书

劝进接力：深体圣意的曹魏群臣

《条奏魏代汉谶纬》全文洋洋洒洒千余字，重申了“帝王之兴，不常一姓”的事实，提及了黄龙、麒麟、凤皇、白虎、甘露等符瑞，描述了“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的天象，梳理了《春秋汉含孳》《春秋玉版谶》《春秋佐助期》《孝经中黄谶》《易运期谶》等众多谶纬之书中诸多有利于汉魏禅代的谶语，如“汉以魏，魏以征”“代赤眉者魏公子”“汉以蒙孙亡”“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而其中最大的功绩，就是证明了汉魏易代符合“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在汉末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谶语。

这句谶语有多重要？西汉末年，面对割据蜀中称帝的公孙述，汉光武帝刘秀便写信质问：“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言下之意，公孙述既然不是“当涂高”，又怎么有资格代汉呢？汉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君主，连他都要通过公孙述不符合“代汉者，当涂高也”来否定其称帝的合法性，这几个字的权威性就不言而喻了。

《汉武故事》中记载过这句谶语的出处：“（汉武帝）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汉武帝为何会做此“亡国之音”，历来争议极大，但这句话并非孤证，不同记载版本在细节上虽有出入，但主旨相同。如《华阳国志》有“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东观汉记》有“承赤者，黄也；姓当涂，其名高也”。无论何种版本，都挑明了只有“当涂高”才能代汉。汉末诸侯袁术、李傕二人曾自认为是“当涂高”，但在许芝手中，这三个字被解释更为详尽：“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许芝认为，“当涂高”指的正是“魏”。魏阙是宫门外高出的观楼，属于建在路途上的高大建筑，正扣“当涂高”。这一解释可谓丝丝入扣，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群臣的热烈支持，虽然曹丕依然回了一道《辞许芝等条上谶纬令》，继续声称自己“德至薄也，人至鄙也”，但在许芝的雄文和“帝王之兴，不常一姓”的高论面前，曹丕的辞让反而显得“不近人情”了。

有许芝的珠玉在前，汉魏禅代最大的理论难点已经被攻破，群臣的劝进接力赛自然进入了高潮阶段。辛毗、司马懿等先后领衔上了《奏请宣著符命》《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极力劝进。

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令书恳切，允执谦让……皇天将舍，旧而命新，百姓既去汉而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拨乱平世，将建洪基，至于殿下，以至德当历数之运。即位以来，天应人事，粲然大备。神灵图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奏请宣著符命》）

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今汉室衰，自安、和、冲、质以来，国统屡绝，桓、灵荒淫，禄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久矣。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议》）

大约是因为许芝的立论太过经典，其他臣僚已经无需在天命的合法性这一问题上花功夫，因此上奏的重点都集中在了劝曹丕顺天应命上。与此相对，曹丕连下几道《再让符命令》《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止群臣议禅代礼仪令》《又令》，其中言辞愈加坚决恳切，一再强调自己“德薄”，绝不受禅：

……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议，无重吾不德……（《再让符命令》）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吾之斯志，岂可夺哉……（《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

……孤终不当承……（《止群臣议禅代礼仪令》）

吾殊不敢当之……（《又令》）

《答司马懿等再陈符命令》还引用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名言，强调自己不称帝的志向“岂可夺哉”。群臣当然不敢听从。十月十九日，苏林、董巴再上《劝进表》，在重申“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劝进，言辞之间几乎带上了浓浓的“逼宫”之意：

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今汉期运已终，妖异绝之已审，阶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宁详悉，反覆备至，虽言语相喻，无以代此。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

曹丕的回应，依然是以“德薄”应万变。在《答董巴等令》中，曹丕并没有寻找新的托词，他断续答道：“吾德薄之人，胡足以当之？”

群臣所上的劝进奏章虽然连篇累牍，但核心观点只有两个：一是汉德已经衰败，需要被取代；二是种种谶纬证据表明，曹丕正是那个天选的代汉之人。然而，任群臣使用浑身解数寻找百般理由劝进，曹丕回应的核心依然只有两个字：德薄。曹丕缺乏的是德吗？当然不是——他深知欲改朝换代，仅凭群臣的劝进还不够。谶语只能从逻辑上解决天命的合法性来源，也就是“实质正义”；但易代的“程序正义”要如何解决呢？

曹丕在等一个人的表示。这个人，便是东汉的末代君主：汉献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