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浪漫化的理性精神，跨时代的“超级IP”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专栏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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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可能涉及到部分侦探小说情节剧透，请知悉后选择是否阅读。

很少有一个角色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他的名字传遍世界各国，历时百年依然脍炙人口。他的故事是世界流行文化史上知名度最高、流行时间最长的系列。以他作为灵感来源的改编创作不断涌现，直至今日依然热情不减。在如今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大众文化场域中，福尔摩斯继续着其惊人的生命力。对于这样一个“超级IP”，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及他的助手华生的人物形象？又该如何分析他的故事在侦探小说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能否通过福尔摩斯的故事，看到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不同面向？

一切问题还要回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去寻找答案。本学期，复旦大学中文系战玉冰老师开设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读书小组。《复旦青年》有幸邀请到战老师，带领我们深入走进福尔摩斯的世界。

另外，战玉冰老师在中文系开设了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程“近现代中西侦探小说与电影专题研究”。欢迎同学们来选修战老师的课，学习更多与侦探小说相关的知识！

战玉冰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类型文学与电影

复旦青年记者 董菁 采访、撰稿

复旦青年记者 蔡怡婷 编辑

人物：侦探与侦探助手的自我修养

侦探小说诞生于一个理性的时代。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侦探小说的发展进入第一轮高峰。其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欧洲启蒙运动进入后期，人们普遍对于启蒙和理性怀着乐观的情绪。同时，充斥于现代都市中的潮流和矛盾，也迫使着人们通过理性建立防卫机制，应对都市生活带来的精神刺激。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早期侦探形象便是理性的人格化。他的世界是可知且可控的。一方面，他笃信可以利用理性这一认知世界的方式解释一切奥秘；另一方面，世界的“可知”意味着世界本身具有秩序。只要侦探透过复杂的线索理清因果链条，就可以恢复世界的固有秩序，从而把控世界。

对于理性的信赖反映在福尔摩斯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中，主要体现为他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占有与筛选，以及他的“演绎法”。前者包含着侦探的经验理性，后者体现了侦探的逻辑理性。

侦探和知识之间构成一种有趣的关系。一方面，认知的欲望，意味着对于把控世界、获得秩序感的渴望。福尔摩斯通过获取科学知识、运用科研手段，增强着探案的能力，也即用理性掌握世界的能力。在开篇之作《血字的研究》中，初次登场的福尔摩斯就在化学实验室中做着实验，欢欣于自己发现了一种只能用血红蛋白沉淀的试剂。并且，福尔摩斯往往通过对于犯罪现场的指纹、足印、毛发等细微痕迹的观察，即对信息的大量掌握和细致分析，做出重要的案情判断，这正是其经验理性的体现。

▲初次见面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图源：《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释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同时，在《血字的研究》中，华生曾列出一份福尔摩斯的“知识清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知识结构的惊人偏颇：

1.文学知识——无。

2.哲学知识——无。

3.天文学知识——无。

4.政治学知识——浅薄。

5.植物学知识——片面，但对莨蓿制剂和鸦片非常了解；对毒剂具有一般知识，但对实用园艺学一无所知。

6.地理学知识——限于实用。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散步时曾把泥点儿溅在了裤子上，根据泥点儿的颜色和硬度他能告诉我是在伦敦还是在别的地方溅上的。

7.化学知识——精深。

8.解剖学知识——准确，但不系统。

9.惊险文学——十分广博，他熟悉近一个世纪发生的几乎所有恐怖事件。

10.提琴拉得很好。

11.善用棍棒，精于刀剑拳术。

12.具有丰富实用的英国法律知识。

福尔摩斯这样解释自己筛选知识的原则：“我认为人的脑子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你必须有选择地吸收知识……会工作的人一定要进行非常仔细的选择，记住对他有用的东西，抛开无用的一切，并把有用的东西条理化……不能让无用的东西排斥有用的东西。”

在基于“有用”“无用”这样实用主义的原则进行知识筛选的过程中，他对实用性的判断是完全围绕探案来考量的。然而探案本身并非实用主义的，而是游戏性的。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探案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用理性掌控世界的欲望。正如克拉考尔在《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中所说：“他解谜只为猜谜的过程。”

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当属理性运思方法的使用范例。在大都市中，人们对于陌生人的认识是空间性的，即我们只能知道对方在当下时间断面上的情形，而无从知晓对方过往时间中的经历。“演绎法”的功用，就在于把断掉的时间链条重新连接起来，把空间性还原成时间性。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福尔摩斯看见华生的第一眼，就能推断出他从阿富汗来。

然而，如果我们细究其“演绎法”，不难察觉其中的漏洞。为什么身上带有军人风范一定能推论出一个人当过兵？为什么写在墙上的“Rache”一定是德语单词而不能是未写完的人名“Rachel”？我们会发现“演绎法”其实是一个无法与现实精确对应的、高度封闭化和形式化的文本空间。

因此，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实际上是对于理性精神的浪漫化想象。作为类型文学和通俗小说，福尔摩斯的故事带有很多幻想性。如果将“演绎法”视为逻辑推理的形式，那么它确实无法达到之后“黄金时代”侦探小说那样高度谜题化的严谨程度。然而，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文学的形式，那么它很好地起到了为福尔摩斯增添传奇色彩的作用。对于“演绎法”，柯南·道尔往往采用一种叙事策略：福尔摩斯总是先抛出结论，再反过来解释推理的过程。他并不需要寻找唯一的可能性或者推想所有可能，而只需要找到一种足以支撑其逻辑链条的可能性。这种策略用惊奇的效果，掩盖住其在真实性上的瑕疵，从而让读者以为这是无可质疑的逻辑链条。这也是福尔摩斯的故事能在当时众多侦探小说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福尔摩斯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作为理性的化身，他的形象被神化，是一个符号性、功能性的扁平型人物，无法被文字穿透和解释。小说中没有对于他的心理描写，因为那是黑洞般的存在，不能被看穿。侦探本身比案件更为神秘。同时，作为正义的维护者，福尔摩斯当之无愧地符合“英雄”的定义。汉代刘劭曾经定义“英雄”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福尔摩斯的超群智商无须多言。而相比于之后“黄金时代”并不充分具备身体能动性的侦探形象，福尔摩斯的身体总是高度在场的。他可以身手矫健地爬上马车进行跟踪，也可以与嫌犯搏斗且几乎战无不胜，正所谓“胆力过人”。

▲福尔摩斯与警方制服罪犯/图源：《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释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然而，这样一个神秘化的人物显然不适合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需要一个讲述者带领我们走近他身边，那就是忠诚可靠的华生。第一人称旁观者的叙述视角，给读者以代入感，并且提供了窥视侦探生活和行动的刺激感，但相对地，它也避免了直接窥探其内心世界的可能性。此外，华生的叙述视角作为限知视角，也使我们无法在一开始知道全部情况。跟随福尔摩斯探案的过程就像慢慢解锁地图的过程，读者才能体验到认知的乐趣。

同时，福尔摩斯的神秘形象，也带来了一个二重悖论：其人物形象是超拔于现实的，然而故事发生的场景却又是真实的。如何保证一个虚构的人物与现实世界不显得脱节？华生的存在至关重要。他是当时侦探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即中产阶级男性的镜像，也是那个幻想世界的守门人，为福尔摩斯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平衡稳定的作用。

从现实层面上讲，华生的存在也为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很多便利。作为一个医生，他具备验尸的职业技能。虽然福尔摩斯也精通医学，但是华生的验尸结果在当时的社会是更受信任的。同时，军人兼医生的社会身份，对于那些需要和性格古怪的福尔摩斯打交道的人们来说，更能提供给他们一种信任感。而且，作为军人的经历赋予了华生冒险的潜能，精力充沛、行动力极强的他总能及时地配合着福尔摩斯。

时空：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伦敦

我们可以类比马伯庸的小说，来理解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对于时空的处理。马伯庸曾说，他的创作是“三明治式”的，是两层真实夹一层虚构——大的时间节点和史实、具体的空间地点等细节是真实的，而中间的故事是虚构的。福尔摩斯的小说大致也是如此。

从空间来讲，小说中整个伦敦城的空间是高度真实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火车站，乃至《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去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要坐哪趟火车，都是非常准确的。

置身于这样一个由交错复杂的街道构成的都市空间中，华生不止一次感慨：“这座城市太大了。”庞杂的都市空间，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以全面认知和把握的。而福尔摩斯则能够通过对于伦敦街道地名的极度熟稔，来达到对这座城市的精神把控。正因此，在后来很多人们心中，福尔摩斯的形象就是伦敦城市的守护神。

然而小说中的伦敦也有与现实不相符的部分：当时伦敦的罪案实际上大多发生在东区，即贫民区，而小说中的案件都发生在西区，即中产阶级及富人的居住区。也就是说，当时中产阶级的生活实际上是很安稳的。当来自中产阶级的读者阅读福尔摩斯的故事时，会产生一种窥视的快感：他们自身处境非常安全，但是可以窥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邻居家中的案件。这就仿佛是一种“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看恐怖片”的刺激感。

从时代来讲，福尔摩斯的故事笼罩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背景之下。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

彼时的伦敦，正如华生在《血字的研究》开头所说的那样：“伦敦这个大污水坑，这里聚集着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城市的扩张滋生着罪恶。这里混杂着大量的流浪儿童、酒鬼和外来人口。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呼唤着正义。警察这一职业出现并逐步发展，福尔摩斯这样理性与正义的化身也在那个时代获得读者的青睐。

▲福尔摩斯的“流浪儿小分队”/图源：《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释本）》 同心出版社2013年版

小说还呈现出资本主义都市发展中出现的新型职业和人际关系。以《血字的研究》为例，凶手的马车夫这一身份正是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产物。这也是除侦探以外为数不多的，能合法地游走于城市之中、熟悉各种街道的职业。又如《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中，罪犯正是利用了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生疏的人际关系，才得以冒充另一个身份实施犯罪。

此外，福尔摩斯的故事也能反映出当时正进行殖民扩张的英国对于异域的想象。例如《斑点带子案》中被用于杀人的毒蛇是来自印度的；《戴面纱的房客》中吃人的狮子是来自北非的；《四签名》中的杀手是来自印第安的侏儒。这些异域色彩增强了福尔摩斯故事的传奇冒险特色。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是作为殖民帝国的英国对于被殖民国家的想象。在这样的想象中，那些国家总是蛮荒落后、需要被考察、被拯救的。

故事：一个文类是如何成长的？

福尔摩斯的故事受到侦探小说的鼻祖爱伦·坡的影响。这自不待言，侦探配助手的模式明显带有爱伦·坡笔下杜宾和“我”的影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涌现出大批都市犯罪小说和异域传奇故事，柯南·道尔早期的创作显然受到这两个脉络的影响。例如在《雾都孤儿》中，奥利弗正是被伦敦的犯罪组织胁迫进行偷窃的；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等都是当时流行的带有异域色彩的小说。

当然，福尔摩斯的故事也对其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黄金时代”的阿加莎笔下也有很多侦探配助手模式的故事，例如波洛和黑斯廷斯。不过，柯南·道尔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他开创了长篇侦探小说体裁。

对于侦探小说而言，从短篇发展到长篇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作为一种注重故事情节编排技巧的文类，文本体量的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展开空间和更充分的情节发展。然而柯南·道尔的长篇创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成功。

《血字的研究》作为福尔摩斯系列的第一个长篇，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探案的故事和犯罪的故事是割裂开来的。柯南·道尔还无法在一个完整的结构中去讲述这两个故事。更为合适的写法应该是通过讲述探案的故事，同时还原出罪案的故事。

而在其创作后期出现的长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显然是一篇更为成熟的小说。它的叙述技巧在于，先让华生独自前往庄园去查案，福尔摩斯则在之后才现身。通过这样的形式，小说把查案的过程不断延宕推迟，从而展现出更复杂的情节和线索。

同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对于荒凉孤僻的大宅中破败景象的描写，和“地狱之犬”这一元素，显然带有爱伦·坡小说的哥特风格。而小说中将发生罪案的空间从都市转移到乡村，也进一步开创了乡村侦探故事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之后阿加莎的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书籍护封/图源：《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注释本）》 同心出版社 2013版

衍生：不断归来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的风靡是一个不断“叠buff”的过程。他的故事在当时脱颖而出，之后的传播和改编，更是持久地塑造着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新的意义和理解，不断被混入“福尔摩斯”这一符号场域里面，对于他的演绎越发丰富，也就越发深入人心。

在21世纪，我们依然能看到以英剧《神探夏洛克》（以下简称《神夏》）为代表的优秀改编作品。《神夏》的改编，可谓在高度熟悉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经典与现代的融合创新。

首先，《神夏》将福尔摩斯故事的背景从维多利亚时期转移到现代，同时将福尔摩斯形象原型中的很多特点进行现代的改编。例如《血字的研究》中凶手是马车夫，《神夏》则将凶手变成了出租车司机；原著中的福尔摩斯是能打电话就不写信，剧中改编成他能发短信就不打电话；原著中一些经典的对白也被放到了《神夏》的台词中。类似的细节处理使得剧集一方面致敬了原著，同时也适应了现代都市的背景。

其次，《神夏》将“演绎法”这样不可见的推理形式进行了视觉化处理。当夏洛克在犯罪现场仔细搜寻着线索并沉浸入推理之中时，画面中会以字幕的方式呈现出他此刻的所思所想，从而带给观众更直观的感受和沉浸式的体验。

▲《神夏》中用字幕展现福尔摩斯的推理过程/图源：《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一集

此外，柯南·道尔在进行福尔摩斯故事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构想过一个整体连续的体系。但是《神夏》则有意识地将每个故事串联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去，就是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的斗争。例如第一季第一集结尾，凶手在临死前说出他是受莫里亚蒂的蛊惑才开始杀人的；第二集结尾又告诉观众那个犯罪团伙能来到英国是由于莫里亚蒂的帮助；在第三集中大boss莫里亚蒂终于现身。这就使得整个剧集构成了一个大长篇的体系。

由此，《神夏》再次延续、甚至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于福尔摩斯的热衷和追捧。

除此以外，其他有关福尔摩斯的衍生创作当然不计可数。例如尼古拉斯·迈耶的《百分之七溶液》、尼尔·盖曼《绿字的研究》等，都是非常精彩的改编作品。

而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也拥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当时中国的翻译大家，很多都参与过“福尔摩斯系列”的翻译，例如林纾、周瘦鹃、刘半侬等，与此相关的衍生创作亦为数众多。福尔摩斯在当时的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到了七八十年代，叶永烈笔下再次出现对于“福尔摩斯”的改编作为科学神探符号的征用……

可以说，从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诞生之日起，他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就不断地复现，一次次地归来，仿佛这场属于大侦探的游戏从未停止。

微信编辑丨蔡怡婷

审核丨张志强

原标题：《福尔摩斯：浪漫化的理性精神，跨时代的“超级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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