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史记》翻译与研究

11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北大博雅讲坛协办的“历史的长河——《史记》翻译与研究”圆桌论坛，作为第8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二分论坛“汉学与中国典籍译介”活动之一，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举办。

本次论坛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黄红宇副教授主持，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叶翰（Han vans ESS）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宗品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孙宝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余建平讲师、慕尼黑大学邝彦陶博士及北京大学出版社马辛民编审等专家学者与会，主讲人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教授最后做主题报告。

部分与会学者合影

主持人黄红宇是倪豪士的弟子及《史记》英译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会议伊始，黄红宇首先介绍了倪豪士教授的《史记》翻译与研究成就，及其《史记》研究论集《历史的长河》出版情况。倪豪士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Halls-Bascom讲座教授，他主持的《史记》翻译工作跨越30多年，是目前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2020年，由于在研究和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突出贡献，倪豪士获第14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历史的长河》是他30年来《史记》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并译为中文出版，也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国人民大学平台成果。

来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叶翰教授首先进行线上发言。叶翰是汉学家和蒙古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儒学以及与中国和蒙古相关的中亚研究，现任慕尼黑大学外事副校长、汉学首席教授，其所著Politik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 im alten China. Pan-ma i-t’ung 班马异同一书，是西方《史记》和《汉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叶翰首先对不能现场出席活动表示遗憾，接着真诚又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与倪豪士相识以及合作的经历。叶翰与倪豪士都曾师从毕少夫（Friedrich Bischoff）教授学习，学生时代曾多次听闻倪豪士的名字和他所做的工作。2001年，当倪豪士提议合作建立德国的《史记》翻译项目时，叶翰还不到40岁，他回忆说，大概是受到当时一些关于倪豪士《史记》英译本不公评论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学术生涯还没有确切、清晰的想法，所以对于倪豪士的提议，一开始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叶翰指出，对于一部作品，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但是想真正了解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必须自己去读一读，而不能仅仅根据别人的评论来作判断。叶翰还讲述了他们翻译工作坊的一些细节和趣事，多年的合作使他和倪豪士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叶翰提到，2018年，他与倪豪士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Sarasota）的湾庄汉和图书馆（Elling O. Eide Center）相聚，毕少夫教授曾经告诉过他很多关于这里的故事，这次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叶翰还提到了去年出版的最新一卷《史记》译本，因其诞生于疫情期间而别具意义。叶翰总结说，多年来，《史记》的翻译一直是一个跨越世界的项目，汇集了来自美国、中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等不同地方的学者。在过去的22年里，这是一个美妙的、非常重要的经历，不仅就学术成果而言，而且就友谊和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个意义而言。叶翰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感谢倪豪士为自己、为大家所做的一切。

叶翰发言后，倪豪士进行了简短的回应。倪豪士说，合作多年以来，他和叶翰已经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不管是工作事务还是个人事务，他都非常信赖叶翰，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美好的回忆。叶翰熟悉《史记》和《汉书》，对翻译团队来说至关重要，当他想停止或者放弃时，是叶翰的支持使他这么多年能够坚持下来。他很感谢叶翰教授的参与。

叶翰与倪豪士

第二位发言的是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苏芃参与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为修订组主要成员，个人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先秦两汉经典、古代字书文献及相关古写本研究。苏芃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华本《史记》的修订工作，特别是印制前后页码和版面的调整。接着苏芃从三个方面谈了《历史的长河》的阅读感受。一、以倪豪士对贺次君生平经历的考察（2009）为例，倪豪士在严谨地对《史记》进行逐字逐句的文本翻译时，也做到了“知人论世”，仔细考察了《史记》每个版本相关的关键人物，而他自己是在2014年才开始关注到贺次君并做了一些调查。二、由《〈史记〉与〈汉书〉——以〈高祖本纪〉和〈高帝纪〉为例》一文，苏芃关注到倪豪士的《史记》研究比较多地探讨了《史记》的文本问题，如《史记》和《汉书》的关系以及《史记》的编纂问题等。苏芃以日本宫内厅藏秘阁本《高祖本纪》卷子为例，指出《史记》编纂问题及所谓的“班马异同论”的复杂性，强调对于中国古典文献，要关注其经典化过程。三、倪豪士详细讲述的《史记》翻译过程，正是文本细读的过程。以书中14-16页为例，苏芃借用唐代冯翊《桂苑丛谈》中的话，称赞倪豪士“金针度与人”，使读者了解到文本细读的方法并认识到其重要性。苏芃最后总结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在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做得还不够。另外，即便是在数据检索和研究都很便利的今天，不管是对于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来说，文本细读都很重要。

陕西师范大学的张宗品副教授研究兴趣为秦汉文献及写本文献，他曾于2017年8月至201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合作导师为倪豪士教授。张宗品说，在麦迪逊问学期间，倪豪士的《史记》翻译组会令其对《史记》文本和《史记》翻译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跨文化的文本翻译，不仅需要对汉语语意的再确认，还要找出英语词汇的对应部分。二者都必须清晰而精确，翻译的典籍才能贴合文本的原意。以《刺客列传》“秦王方环柱走”一句为例，翻译时就面临着“柱”这个可数名词，翻译为英文时是单数还是复数的问题，亦即我们需要判断秦王和荆轲当初是绕着一根大柱子转，还是穿梭于不同柱子之间。这种集中讨论对他后来的研究写作很有启发。张宗品说，倪豪士的《史记》译本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重要。这次新出的《历史的长河》是倪豪士《史记》研究的集中展示，内容异常丰富，感谢邝彦陶博士的辛勤编译，让我们了解到倪豪士《史记》研究的不同侧面。张宗品说，“用‘历史的长河’作为书名，非常确当。正如倪豪士先生所言，其论著和翻译已成为传统学术历史洪流的一部分。在这部论文集里，我们感受到的正是古今中外《史记》研究的历史长河，这条大河绵延两千年，而且波涛壮阔，东西两岸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为这条长河奉献出涓涓细流。倪豪士先生及其著作又有其特殊性：不仅身处河中，也时常往来两岸。是摆渡人，是渡船，也是横跨两岸的桥梁”。

曲阜师范大学孙宝教授主要从事汉魏晋南北朝儒学、官制与文学互动研究，曾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在威斯康星大学从倪豪士问学。访学期间，孙宝参与了《史记》翻译工作坊，深深震撼于这一持续三十余年的旷世工程的宏大与精细。倪豪士研读、分析《史记》文本的经验、方法和见解对其研究六朝的经集、史料十分有益。接下来孙宝分享了从访学至今他在细读《史记》及六朝史集文本的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发现。孙宝最后说，他在《史记》翻译工作坊期间，深深为倪豪士不疾不徐、跬步千里的治学境界所折服。对于大家提出的《史记》文本汉英转译的想法，倪豪士总是给予鼓励，“一方面要求to make sense，另一方面则强调to give proof”，“Stay humble, Stay hungry（虚怀若谷，求知若渴），也许算得上倪豪士治学的精髓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余建平讲师也曾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并参与了《史记》英译项目。余建平说，尽管对倪豪士的《史记》翻译和研究已有所了解，但翻阅完这本《历史的长河》，才对这个持续数十年、倾注了倪豪士以及其他参与者大量心血的项目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也对倪豪士的《史记》研究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接下来余建平从三个方面谈了阅读此书的感想：一是倪豪士对《史记》版本的调查和研究。对于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倪豪士仔细考察了其成书过程，尤其调查了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等人与此书的关系，并指出这个版本没有参校百衲本、仁寿本的缺点。正是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奠定了《史记》英译本高质量的基础。二是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倪豪士的翻译态度是严谨认真的，甚至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一些常见的虚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多种含义，倪豪士尽量根据语义找到对应的英语词汇；古汉语常省略一些语法成分，倪豪士也尽量用英语补全；在尽可能准确翻译《史记》本文外，倪豪士还在脚注中补充了大量的相关材料，以使读者尽可能与司马迁的目标读者贴合。三是《史记》的编纂研究。倪豪士在逐字逐句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史记》中存在较多“上下文不连贯”问题，由这些细节入手，打开了关于司马迁如何编纂《史记》的一扇窗口。余建平说，书中的这些观点“是倪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翻译《史记》的过程中，积累、沉淀、迸发而形成的思想灵光，是倪老师长期坚持翻译和研究《史记》的自然结果”。

《历史的长河》编译者、慕尼黑大学的邝彦陶博士首先回顾了自己与倪豪士结缘并经其推荐师从叶翰先生问学的过程。邝彦陶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徐建委老师曾经推荐他们阅读倪豪士《一个〈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世家〉编写的推测》这篇文章，由此出发，他研读了倪豪士更多关于《史记》的文章。邝彦陶说，“这些文章一来是倪先生翻译过程中的思考与心得，二来其实是对西方汉学上世纪以来对《史记》文本怀疑之学术传统的回应”。正是在研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尽管倪豪士的研究如此具有启发性，在国内却很少有译本和征引，于是产生了将其文章译为中文的念头。他先是翻译了《西方〈史记〉研究一百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上。之后，在徐建委和北大出版社马辛民编审的支持下，征得倪豪士的同意和授权后，开始了本论集的编选翻译历程。2021年开始，在叶翰教授的支持下，邝彦陶加入了倪豪士的《史记》翻译小组。邝彦陶说，倪豪士与叶翰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友谊，在其中发生作用的是《史记》这部两千年前的史书，《史记》是这一切故事的起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编审作为活动协办方及《历史的长河》出版方代表作了发言。马辛民说，他在阅读这本书时特别注意的一个词就是时间，司马迁写《史记》可能用了二十来年的时间，这个经典文献流传了两千多年，倪豪士他们组织翻译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因为《史记》，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和今天的倪豪士，他们的工作在历史的长河中连接起来了。倪豪士主持的《史记》英文全译本，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会呈现出它的伟大之处。马辛民先后参与及主持了包括《全宋诗》、标点本《十三经注疏》、《儒藏》（精华编）等在内的多个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他指出，如果没有事先的细致的设计，大型项目工作可能到最后无法完成，他从出版人的角度，对倪豪士和魏伯特教授在组织翻译时特别注意译文的前后连贯性、一致性表示感佩。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主讲人倪豪士教授进行主题发言。黄红宇介绍说，很多人问过倪豪士如何用一句话概括《史记》，他想过一些说法，比如“中国早期的民族叙事”“《旧约》圣经与希罗多德《历史》的一个混合式书写”等，但还是对东汉王充的一个论断最为欣赏，即司马迁与杨雄如同河、汉，其余汉代作者不过是泾水和渭水这样的小河。这也正是书名《历史的长河》的命名缘起。

倪豪士的发言优雅而风趣，他首先对《历史的长河》编译者邝彦陶博士表示感谢，称赞他努力编译了本书并且做得这么好。他调侃说，最初自己以为完成这项工作大约需要10年，成书7卷，但是忘了这是假设的一种理想的完美的情况。倪豪士提到了吕宗力教授，最初的译者之一，称赞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知识渊博。在谈及他们使用的材料时，倪豪士特别提到苏州大学的王吉老师为此作出的贡献。接着倪豪士从学术史的角度谈了中华书局新旧版本《史记》的问题，因为种种原因，1959年版《史记》完成得有点仓促，特别是版本校勘方面不足，这主要是时代条件的局限。从顾颉刚1930年代《史记（白文之部）》与1959年版《史记》的差异来看，他很怀疑顾颉刚有没有完成后者的校点工作。对于新修订本《史记》，倪豪士说他们最近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版本，刚开始他对这个新版本有点排斥，最令他感到困扰的是页码的变化，因为《史记人名索引》及他们过去所作的译文都与页码关联，加上修订本增加了包括百衲本在内的一些版本的校勘，给他们带来了比较多的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地使用，他发现修订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整理本。

倪豪士

倪豪士回顾了他与叶翰教授的一些往事，他说，真正让他感到《史记》英译项目组是一个成功的团队，是在叶翰教授转变心意接受了他的合作提议的时候。倪豪士也谈到了他和叶翰共同的老师毕少夫教授，他从毕教授这里学会了发掘文本更深层次的言外之意。简要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历程及英译项目的启动过程后，倪豪士谈了这项翻译工作风格和形式的确定过程，倪豪士说，在已有的所有译本中，华兹生在这方面无疑独具天赋，但是他不是一位文献学者，华兹生的译本适合广大普通读者，而他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适合研究群体需要的译本。确定了翻译原则后，他们努力区分古代汉语中很多语义相近但又有差异的表达，比如“攻”译作“to attack”，“与战”是“to give battle to”，“伐”是“to lead a punitive expedition against”，“击”是“to assault ，strike at”等。他们对此做了总结归类，并沿用至今。

黄红宇总结说，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在大型汉籍外译领域成功实践了PI制模式。团队全体成员都在此协作过程中收获成长，并持续受到倪豪士渊博学识、旺盛精力、敏锐好奇心和引领者魅力（charisma）的鼓舞激励。

最后，倪豪士与现场的学生们进行了互动，热情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来自湖北大学的何海燕、广西师范大学的刘城、厦门大学的洪迎华、长江大学的吴桂美、苏州大学的潘莉和王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琳等学者及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的部分学生也参加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