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周睿鸣：穿梭于新闻之间 | 学媒跨界

当记者转型学者，他们从“局内人”变成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身份的转变，又如何理解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协同抑或冲突，合作还是对立？在做新闻与做研究之间，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深度训练营发起了「记者节·学媒跨界」系列，尝试与从记者转型的学者对话，理解他们所经历和所见证的，聆听学者们关于学界与业界的深刻见解，为学子们了解记者职业给予更具深度的阐述。

2013年，周睿鸣告别他曾“梦寐已求”的新闻工作。他说，工作三年里他走街串巷，“用实际行动丈量着居民和各方来客的人生际遇”。记者这份工作曾带他领略未知世界，但倦怠感也随之而来。

攻读博士期间，他在上海澎湃新闻开展田野工作，后完成有关数字新闻编辑部的系统性研究。新闻成为桥接他两种生活方式的桥梁。如今，周睿鸣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成为研究新闻的“前新闻人”。

尽管离开新闻业已有十年，但他对新闻业的认同和观察仍未改变。“我还是记者，只不过在做‘记者的记者’。”

2018年周睿鸣和他的猫刘思思（时年4岁）合影

Q：您最开始对新闻感兴趣是什么时候？

A：我高考结束那年发生了“别斯兰人质事件”。当时有位电视记者叫卢宇光，他在现场电话连线报道时喊道：“恐怖分子向我们冲过来了！”我当时就想，记者这个行当太刺激了。这对我来说是个“诱惑”。

我本科读的是软件工程，有一种工科生朴素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当年有哪个报纸出了一些专题重磅稿件我都会收藏起来，像厦门2007年发生的“PX事件”，南方周末的年度特刊将全体厦门人评为年度人物，我都存起来。

Q：您后来为什么转到新闻传播专业学习？

A：我当时为编程学程序设计语言所困。我身边也有每天练习编程七八个小时的同学，每天蜷在宿舍里，很努力地练习编程。但我三心二意，没有那么刻苦地练。我想一定要寻找机会离开这个专业。我花了很多功夫选修新闻学、政治学类的课程。当时培养方案里有12学分的选修课，我学的都是这些类型的课。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告别更像是“逃离围城”，不一定有多决绝，或者说我有多不喜欢这个专业。

考上新闻学硕士更多是因缘际会。大三下学期比较偏后的时候，我才开始根据目标院校和自己的兴趣看一些专业书，但时间非常短，和大家现在精细准备不一样。我研究生学的是网络传播，课程的抽象层次没有太高，正好应和了我想了解新闻这个行业如何运行的期待。我硕士快毕业的时候接触到几本中国调查记者的访谈录，是当时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张志安老师编写的。那些非常鲜活的经验不是稿件本身，而是来自编辑部的后台。我对这些资料非常感兴趣，觉得相当精彩，这也为之后从事学术研究埋下了种子。

Q：新闻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您预想的有什么区别？有没有觉得不足的地方？

A：第一年去是见习，不分条线，前辈跑什么就跟着跑什么。开始工作的两年沿着这样的路径跑了一段突发，后来接交通、质监这两条线，主要是跑交通。

我当时供职的《广州日报》虽然是市委机关报，但它同很多竞争对手一样，也要面向读者，做读者喜闻乐见的稿件。《广州日报》多多少少有些不同，但与同城友报一样，各家报纸服务读者的意识都很强。我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一些实在的、接地气的锻炼。打个比方，如果某一天我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去采访一起导致伤亡的火灾，第二天别家见报而我们没有，领导也许就会打电话来问：小周你昨天干嘛去了？为什么我们“漏稿”了？

条线记者一般会收到局委的通知，但能不能做好，要看记者是否留意所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用现在时髦话讲就是居民的“痛点”。我现在觉得遗憾的是，当年我没能敏锐地察觉所在城市的更多现象和问题。我很佩服一位友报交通线记者，经常读她的稿子，她会敏锐地感受到她作为市民的出行需求。我经常回想为什么同样的条件我做得不够：可能跟组织安排有关系，也可能跟我的人生规划有关系——当时我始终不觉得我是一个要安家落户的人，但友报记者安了家，有固定住处还有车，自然有“痛点”。我是城市的过客，没有扎下去扮演好品味城市烟火的角色，不够投入。

Q：进入博士阶段后，您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A：第一年过得极为痛苦，因为需要阅读的东西太多了。当时有一门课叫《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读》，黄旦、殷晓荣、李良荣、孙玮、陆晔、吕新雨6位老师接力授课，每人讲1个单元，每个单元考试1次，一共6次，压力非常大。之前我对抽象理论的接触太少，而且我工科出身，突然接触起来有隔阂。好在我对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非常感兴趣，还是坚持下来了。

今年，我给本院的传播学学硕开了一门新课《传播与数字社会》。我会从教材的参考文献发散出去，选择一些可能有启发的中英文文章让同学们去读。这些文章有的是近些年的新作，更多的是经典之作，是老师们给我上课时安排的读物。换句话说，博士一年级时读的东西到现在还在“起效”。这么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当年“暗无天日”的日子非常值得。

2018年在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参加暑期班结业后留影

Q：读博期间研究《澎湃新闻》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A：2014年我博士论文开题，出于经验上的直觉，我向导师表达了选择研究《澎湃新闻》的设想；加上人在上海，觉得也许有接近的便利，可以一试。

在澎湃，我一边实习，一边以旁观者的视角关注他们的工作。这样的身份切换不算困难，因为当时新闻人讲“行话”我能听懂。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把我能记住的“行话”“翻译”成学理表述。

比起做记者，做记者的“记者”需要更高的抽象能力。这个角色帮我延续了当年的记者梦：当我做理论上的抽象工作时，它满足了我对调查记者的私人想象。在我看来，调查记者需要描述一套复杂现象，给它（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

Q：转型是您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您如何理解中国新闻业的“转型”？

A：转型往往被理解成一种维持、维护过去规范和经验的实践行动。我的观察是，新闻业转型期待的是连续，但面临断裂。在特定的媒介体制里，在特定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里，规范目标表达了新闻人对过去从业规则和相应做法的坚持，但行业变迁的走向可能不尽然如此。十年前不少新闻人畅谈应当“内容为王”，这些年这样的讨论骤然减少，即是一例。

Q：您翻译了《事实核查》一书，也研究了中国的事实核查实践，您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下的“事实核查”？

A：我关注事实核查其实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在威斯康星大学访学时我留意到这个方向，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动因，那就是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特朗普当选那天，我看CNN的电视直播到后半夜三点。我很疑惑，这么个“满嘴跑火车”的人是怎么当上总统的？

2019年，我在浙大开设了《事实核查》的课程。我曾经有一个规范目标，认为大家应该知道对社会而言事实是什么。然而，在我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大家对于“什么是事实”还是挺不一致的。就事实核查这一新闻体裁和实践过程来说，它的社会影响有限，目前来说可能更多地在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中被知晓、被在意。如果把视线放到更广阔的范围，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睿鸣在录制腾讯新闻事实核查短视频节目

Q：从记者转型到学者，您认为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A：好记者会对经验现象特别敏感。劣势是记者很容易用已经被行业规训的视角，或者说一种习惯性的记者思维打量这个世界。也许有些记者因为从业时间过长，或者在从业经历中成名、荣誉加身，不容易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不容易意识到新闻业当前面临的历史变革。如果研究者还停留在过去的轨道中，用过去的视角打量现在，刻舟求剑，习惯性地用过去形成的标准去裁切今天难以回答的经验现象，那么他们就无法感知到社会结构和媒介生态发生的变化。

2023年在深圳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国数字新闻学年会

Q：研究新闻业的学者应该倡导什么，或者说他们正在倡导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A：与其考虑倡导什么，也许应该考虑不倡导什么，顺带反思我们是不是倡导得过多。作为新闻研究者，我关注被生产出来的“news”，关注“journalism”的变化，以及生产活动的复杂性。我觉得始终要看到复杂的东西。新闻研究者不能没有审视世界的规范，但是不能被规范束缚住；应悬置它，看到可能规范上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尝试解释。别急着提建议，多在描述的基础上去解释。我们应该看到复杂的东西，并在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中寻求解释。在现在，解释仍然是稀缺的。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原标题：《浙江大学周睿鸣：穿梭于新闻之间 | 学媒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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