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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之光》：“打开”朦胧诗的另一种方式

2023-11-15 13: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张律执导的电影《白塔之光》中，辛柏青饰演的谷文通原是一位诗人，只是因为工作、天赋等种种原因，诗歌从他的生活中逐渐退去，但又没有彻底消失，于是有了影片中谷文通与女儿一起诵读食指诗歌的片段。

导演张律在访谈中提到，这首诗出自诗人北岛选编的。“北岛的厉害之处在于，他选编的眼光并不是着眼于一个孩子的当下，而是把孩子长大后会遇到的各种困境，通过这些诗先就告诉孩子们了。”张律说，“我在电影中引用了两首诗，除了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还有北岛自己的一首诗《一束》。”

诗人北岛在“给孩子系列”活动现场朗诵自己20多岁时写作的诗歌《一束》，2013年11月11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束》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朦胧诗”谱系。诗评人钟文在《光与岸》中，曾记述与诗人北岛、顾城的相识，更带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1980年秋，在北京郊区定福庄，由《诗刊》副主编邵燕祥主持全国诗歌讨论会，那是公开争论“朦胧诗”的序幕。

1981年冬，钟文(右二)赴京开会染病住院，北岛、杨炼、牛波、顾城、唐晓渡等人来医院探视

1949年后中国的诗人看起来有大大的一批，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我”。因为当时的理论指导写文学要有“大我”，不要有“小我”。每个诗人要用“我们共同的”调子和“我们共同的”语言写“一个人”的诗。无论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诗歌，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没有艺术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文学一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我”，而变成“大我”写的文学，那么其实这样的文学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轻人出现，想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观、人生价值甚至生命的呐喊。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人去刻意组织。他们的（文学）营养来自哪里？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诗歌，一个是来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内部出版的一些“灰皮书”，里面有一些外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关于生命的觉悟和想法，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诗歌，后来文学史上就给了这些诗一个名字，叫作“朦胧诗”。

他们的诗歌当时投稿给《诗刊》时，《诗刊》的很多编辑有一些是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反感的。而当时社会在思想上相对有一点点的开放。于是，北岛、顾城、舒婷的诗歌陆续被发表。我记得当时顾城已经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歌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界有人批评，这些诗歌不但不是“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很多负面的、非革命的倾向。但也有一批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应有的样子。于是就引发了一场诗歌论战。

最大的一次论战在1980年。

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们决定召来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的背景。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位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一位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我只是读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宏论，非常敬佩他的高瞻远瞩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关爱。

我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式的辩论，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

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来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了傍晚，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随之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冷峻但不肃杀，我们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因为我在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上的表现，场外以北岛为首的朦胧派诗人得到了消息，请人来找我，要求我和他们在北京见面。当时有北岛、顾城、杨炼等人在，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一见如故，相见甚欢，最后都结为好友。以诗歌为媒介而凝结起诗的友谊和生活的友谊，只能是那个时代的事。

诗人北岛在“给孩子系列”活动的现场，2013年11月11日

一年后，北岛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伙人包括顾城、杨炼等要来成都，我答应在四川接待他们，并把四川的诗人介绍给他们。

这个时候被称为朦胧诗的诗人大有无冕之王的气势。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帮文友、诗友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他们簇拥会合，大家都像熟识了很久的朋友一样交谈欢聚。他们会面主要不是喝酒、吃饭，而是像开朗诵会一样地朗读。每人都要当众朗读自己的力作，朗读完毕，听者可以七嘴八舌做出评论，臧否而不损友谊，这是当时的风气。当然，诗人的吃喝住行都会由当地的诗人去解决。

这次北岛的成都之行，让我对他有了诗歌文本以外更深的认识。北岛给我的整体印象不是一个很灵活、善于交际的人，更没有北方人那种伶牙俐齿、能说善辩的激情。顾城曾经在背后告诉我：“我们都叫他(指北岛)是‘老木头’。”我问他：“为什么叫‘老木头’？”顾城说：“他不擅长表达说话，比如他写了那么多诗，但我向他求教，他常常讲不出所以然来。”我又问顾城：“和谁的交流让你收获颇多呢？”他说：“比如江河，我能够在江河那里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诗歌创作的经验和妙论。比如他对诗歌是什么有一句妙言：诗歌是那些翻译也翻译不过去的剩下的东西。”我诘问：“我看你和北岛走得很近，关系又非常好？”顾城说：“他就是‘老木头’，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他对人永远充满了善心，所以我愿意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大哥在我身边，我觉得很放心。”

在四川的十来天里，顾城永远像北岛的马仔(广东人的说法)，北岛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而杨炼就像一条鱼一样，一放手，他就如鱼得水般地游到一切他熟悉和不熟悉的海洋中去，永远找不到他的踪影。

本文为节选，整理自《光与岸》中收录的文章《顾城之死》《老木头和他的诗观》。